重新发现社会-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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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的口头禅到2007年发生在山西的“黑砖窑”事件，不难发现，探寻真相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法则，是永远未竟的事业，因为任何人、任何时代都不可能获得全部真相，而只能不断地获得真相。

没有哪个时代不生长谎言，没有哪个时代没有被谎言和无知遮蔽的灰暗，甚至那些标榜探寻真相的人也会参与制造谎言或为谎言施肥。但从整体上说，记者这个职业从其诞生开始便是以探寻和传播真相为业，并以此探寻和传播为荣耀。当然，新闻记者冒险犯难并不止于不动声色地为时代记流水账一般的真相，他必定在见证中参与，因为他知道自己身处怎样的时代，知道这个时代正在跨越怎样的难关，坚守怎样的价值并呵护那些事关进步的默契。

人人都是记者，个个都有真相。从表面上看，记者是一个职业，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更是一种记录和参与社会的生活方式。拜互联网和摄录科技之所赐，尤其是伴随着博客（网志）和DV等大众传播方式的兴起，如今每个人都有成为记者的可能，每一位受众都可以投身于未来的新闻业。历史已然无数次证明，只有让真实的信息源源不断地流向社会，让公众知晓，这个世界才有可能避免因为谎言坍塌而发生真相的挤兑与雪崩，并拥有一个可期的前景。

谈到真相的获得，时常让我想起两句话。一句是中国古人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另一句是雨果的“若无新闻出版，万古如长夜”，对比这两句话很有意思：这位中国古人似乎相信天是一下子亮了的，像打手电一样，圣人既出，天下大白；而雨果则认为天是慢慢亮的，甚至还有可能会暗下去。所谓圣人生则生矣，甚至可以在产房里守株待兔，但真相却只能像新闻出版一样需要漫长的进化，只能靠在路上一点点寻得与拼装。如果不能好好守着，在极端的年代里恐怕这点光亮还有可能会丢掉。

相信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更认同雨果的判断，而不是那位古代同胞流放自我、漫无边际的抒情。真相从来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能指望哪位圣人高高在上的光照。

【互联网特区】

2007年11月24日上午，浙江金华五十多个群的代表聚到一起，宣告“金华市青年QQ群联合会”正式成立。据悉，这是全国首个以网络QQ群为会员的民间组织。对此，浙江省民政部门表示“其创新意义、探索价值非同一般”。

今日中国社会之风情千种，网络的兴起与流行功不可没。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拜网络之所赐，中国人的横向交往迅速扩大，一时之间，网络聊天以及网友见面会随之成为时尚。与此同时，依托网络成立的群组也得到蓬勃的发展。网络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中国人的工作方式和组织方式。正是这个原因，越来越多的单位和个人选择通过MSN或QQ等即时交流工具进行交流，既为突破交流嗥碍，也为节省成本。与此同时，各种网络社团/社区应运而生，但是它们大多只能是一种虚拟存在。

任何国家的公民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做一番有益社会的大事业，更不可能散兵游勇式地生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与民众权利意识的苏醒，“小政府，大社会”与建设一个“权小责大”的政府日益成为共识。一个好的政府只是负责提供公共产品，担任社会“裁判者”和“守夜人”角色。这种“公共产品”，当然也包括对公民自组织能力的建设。近几年来“社会建设”被反复提出，也因此成为中国社会力量培育与再造政府的重要契机。

前文提到，在中国从过去的社会走向更加开放、更加自主的公民社会的过程中，由于旧有的仪式、习俗与文化不断地解体、重构，每个被“抛入”社会中的个体也因此陷人一种相对“孤独”的状态。从这方面说，公民自我组织不仅是一种社会需要，同时也是一种心理需要。在此意义上，如果政府不允许社会“结社自救”，在客观上也意味着那些从旧生活中得到脱身而出的民众将重陷入“双重抛弃”的境地。

对于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来说，最积极的做法通常是，政府在鼓励社会成员从旧有体制与文化中走出并在更开放的经济与社会的维度寻找自我独立性的同时，更要在制度上给予其尽可能多的便利，为重建各种社会联系提供可能。从这方面说，以网络的群为会员的民间组织的成立，理应成为这种逻辑的自然延伸。

网络之上，现实之中，近年来有关经济特区的争论此起彼伏。然而在我看来，转型期中国最大的特区就是互联网。这是一个思想的特区，也是一个交流的特区、传播的特区、公民自组织的特区。它超越了生活中的一切繁文缛节；它以技术对抗技术，冲垮了种种禁忌。

【解构与风流】

“饿滴神兽啊，救救饿吧！”没有谁会怀疑，这是一个解构的时代，一个惊心动魄的时代。从“俯卧撑”到“躲猫猫”，从“打酱油”到“玛勒戈壁”上的神兽“草泥马”到“猴蛇”……主义与顺口溜，真理与潜规则，虚拟与现实，正人君子与情色录像带，奖赏与屈辱，希冀与失落，各种观念、思想与情绪相互纠葛，各种道德、名分和利益充分博弈。尽管当下中国公民尚未获得现代意义上的完整的表达自由，不可否认的是，网络忽如一夜春风来，为中国人的社会表达与个体创造，吹开花千树。

凭借铺天盖地的广告、跨国的明星阵容、数亿元的制作成本，2005年岁尾年关，陈凯歌和陈红将众多影迷劝进影院。然而，影迷们多半是失望了，他们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子虚乌有的馒头以及一个面色惨白的女人和她近乎无厘头的诅咒。

正是这个剧情“马脚”让武汉的年轻人胡戈有了一展身手的机会。2006新年伊始，《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视频剪辑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时间，“恶搞”大行其道，而陈凯歌在机场的一句“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也迅速成为网络流行语，就像几个月后黄健翔解说世界杯时的尖叫，繁殖出各式各样的版本。

《无极》并非一无是处，其之所以成为人们泄“公愤”的一个通道，首先归咎于陈凯歌对这个“惊世馒头”的过激反应。对一个脱颍而出的年轻人进行道德上的苛责与兴讼的恐吓似乎暴露了陈凯歌在观念上已经落后于这个网络时代。这是一场平民对精英的较量。在平民未长成精英之前，绝大多数人将同情的目光投向了手无寸金的胡戈。

2006年，“文学死了！”死在诗人嘴里，而且死得很难看。诗人叶匡政在《文学死了！一个互动的文本时代来了！》一文中断言“憋在很多人心里的这句话，终于可以说出来了”。

就在此时，“国家级诗人”却在“嘘”的一声中倒掉。“国家级女诗人”赵丽华的“梨花派”诗歌受到众人的嘲弄。人们不明白，为什么那一句句了无意义的大白话，诸如“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涮/便池/的人”，只是因为被“国家级女诗人”的纤手按了几次回车键，便成了“国家级”的诗歌。“从明天起，做一个写诗的人，敲字，回行，一句一段……”有人说，海子之后，中国不再有诗人，而当“我/终于/会/写诗/了”成为流行于网上的“写诗秘笈”，每个中国人都变成了诗人。我的标准我做主，至于是不是“国家级”，见鬼去吧！

在《同文学艺术家谈心》的讲话中，温家宝高度评价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百花竞放、硕果累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光辉时代”，“经济的大繁荣往往会带来思想文化的空前活跃”，任何想有所作为的政府，不仅要鼓励大家勇于追求真理，还要千方百计为社会提供追求真理的环境。

解构主义大行其道，对于今日中国来说，无疑是个积极的信号。从本质上说，它更意味着中国人获得了自己诠释生活的角度与权利。过去那种完全是灌输式的教育与宣传如今已经让位于人们对自己生活的解释。一切政治、经济与社会的话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人们都可以将其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通过自己的经验与学识，作出自己的判断。他们不再需要“观点辅导员”与“意见监护人”，每位公民都有自己观察生活、认识真理的眼睛与心灵，没有谁再可以强加给他们任何他们不再相信的东西。而那些貌似强大的说教，同样失去了动员的能力，反而被人们置之一笑。

当然，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解构的这种积极意义还在于，言论自由与公共空间的建设，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如传播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所说，受众是意义完成的关键。既然任何信息的发布，意义的完成最终都是由受众所决定，那么，听者有心，言者无罪，任何言论、文学与艺术对于这个社会来说，都不至于形成直接的危害。

进一步说，解构主义的到来，既为中国言论空间的拓展提供了某种可能，同祥为中国的社会觉醒树立了标杆。当人们开始意识到当下中国已经迎来了“复兴文艺”的最好时期，更有理由相信，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文艺复兴”将肇始于这场解构运动——因为解构正在完成文艺复兴的第一步，即让每一个个体抽身于旧有的仪式，否定权威，服从内心，复活或者增加自己的创造。

【盲社会的网络之眼】

2008年，网上流传着一则有关广东开平市未成年人性虐待未成年人的视频。在接到报案后，警方随即展开调查。真相是：2007年7月中旬，七名女孩将一少女从开平某网吧强行带到某旅店，并约来四名男孩，对受害少女进行殴打、凌辱和强暴，并逼她自扇耳光和踏正步。一名涉案者用手机拍摄了部分过程，无意中为这起恶行留下了证据。

如唐德刚先生所感慨，人不过是脊椎动物中的一种。看到这样的“日常之恶”、用手机拍摄的“残忍的戏剧”，相信许多善良的人都难免会悲观、伤感。其实，无论受害者是谁，其骇人听闻的程度都足以成为社会之大不幸。那些少男少女在视频中所表现出来的罪恶，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潜藏于人性深处的卑污，更应让所有同时代的人因蒙羞而警醒：

为什么有人会容忍这样的罪行？为什么这些少年竟会如此凶残，肆无忌惮？为什么在相关群体中几乎广为人知的罪行，在近一年后才为警方所知？倘若不是互联网“睁着眼睛”，上述罪行会不会像没有发生一样，一切风平浪静，而作恶者却继续招摇？

法国群体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这样解释群体犯下的暴行：“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

相关新闻透露，这七位少女是“结拜姐妹”，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帮派。当“帮派利益”形成后，这些人实际上已经将自己的灵魂部分交给了帮派，“与魔鬼缔约”，若是一起“做大事”，便会让自己成为帮派机器中的一个零件。少数服从多数，温和让位极端，“群体时常会混杂、融合、聚变，获得一种共有的、窒息自我的本性”（莫斯语）。久而久之，个人道德不得不屈从于群体意志，个人理性不得不屈从于群体情感。人们因为“理智丢失，责任分散”而丧失自己做人与合群的底线，就像被卷入了一场疯狂的舞会，此时此刻只有集体疯狂，人生舍此全无意义。

与此同时，在谴责这些少年的暴行时，更要直面导演李杨镜头下的“盲社会”。当一个人甚至一个群体失去理性时，整个社会应该如何面对，是保持目光明亮还是熟视无睹？显然，就公民社会责任而言，透过发生在开平的这出悲剧，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太多失望。尽管许多在私下传看过视频的学生包括一些成年人都知道个中行为是有罪的，但是竟没有一个人去报案，因为“怕惹麻烦上身”。

和李杨的“盲系列”电影（《盲山》《盲井》）相反，由蒋雯丽主演的电影《刮痧》反映的则是另一种社会现实。在这部据说反映中美文化冲突的电影里，美国医生给中国小孩例行身体检查时偶然发现孩子背上有刮痧留下的印痕，立刻电话报警。随后，警方不仅通知儿童权益保护机构出面，甚至决定暂时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有问题法庭上见。

发生在开平的这起案件无疑暴露了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问题。然而，我更愿意将此归咎于这些孩子以及周边社会人权观念的淡漠。所幸在作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