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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9章

中国皇帝全传-第1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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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尝不扼腕愤恨,没想到我家也有这种事!”命将元佐削去封号,废为庶人,安置于均州。宋琪等率百官伏阙拜表,请太宗恕他病狂,仍留京师。太宗余怒未消,不许。宋琪等再三奏请,方下诏召还。当时元佐已行至黄山,召还汴京后置于南宫,使人监护,不通外事。楚王府中官僚都上表请罪,太宗说:“朕教训他都不从,岂是你们所能赞导的?”

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开宝皇后即太祖之妻宋氏病死,太宗不成服(穿孝),连群臣亦不命临丧。当年太宗立元侃为太子。诏命颁下,太子行告庙礼,还宫路上,京师士民争相观看,齐声欢呼“少年天子”。太宗听说,心里很不高兴,召寇准入见,对他说:“人心都归太子,把我放在什么地位上?”寇准拜贺道:“陛下选定可以托付神器者,今太子果然得到民心拥戴,这正是社稷之福啊!”太宗这才转忧为喜。太子入宫,后嫔六宫都来庆贺,太宗颇觉兴奋,破例召寇准一起饮酒,直喝得大醉方罢。

至此,自太宗继位以来的皇位继承问题才算最终得到解决。元侃即后来的真宗。自真宗至南宋高宗,6代8个皇帝都是太宗一系子孙。直到高宗赵构,因无子,过继太祖七世孙,即秦王赵德芳的六世孙立为太子,是为孝宗,以后的八个皇帝又转入太祖一系。北宋南宋各9个皇帝,匡胤、光义兄弟并称“祖宗”,他们的后代各有8个做了皇帝。兄弟二人轮流当皇帝,其后代也轮流往复,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并且北宋亡在太宗一系手里,南宋亡在太祖一系手里,真可谓平分秋色了。

太宗于至道三年三月去世,终年59岁。

第二百七十二章 真宗赵恒

一、少有大志三十而立

宋真宗,原名德昌,后改名元休、元侃,至道元年(公元995年),立为皇太子,改名恒。是太宗第三子,母为元德皇后李氏。宋乾德六年(公元968年)生,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卒。终年55岁。

真宗赵恒聪睿灵敏,从小就得太祖、太宗的喜爱。7岁时,就傅受经,初览即能成诵。又好与诸兄弟玩战阵游戏,常自称元帅,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而且言谈不俗。据说有一次随太祖入万岁殿,他顽皮地坐在太祖的御座上玩耍,太祖爱抚地问他:“这是皇帝的宝座,孩儿愿做皇帝吗?”年幼的赵恒竟回答道:“天命有归,孩儿亦不敢辞。”使太祖大为惊奇。稍长,太宗让他练习草书,他却说:“草书之迹,诚然妙秘。但孩儿听说王者事业,功侔日月。临政处事,应毫无隐讳。一照之心,一览无余。若学草书,恐临事有误,谨愿罢习。”此番话亦使太宗叹异。

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赵恒16岁时,与兄德崇(后改名元佐)、德明(后改名元僖)一起受封,授检校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韩王,改名元休。雍熙三年(公元986年)七月,赐名元侃。端拱元年(公元988年)正月,进为荆南、湖南节度使,改封襄王。淳化六年(公元995年)八月,复立之为皇太子,兼判开封府,赐名恒。

至道三年(公元997年)二月,太宗患病,朝廷中开始了谋立新皇帝的明争暗斗。赵恒立为太子后,因事得罪了身为宣政使的宦官王继恩,为其忌恨。自太宗病重,王继恩便暗中串联了参知政事李昌龄、知诰胡旦等,并与太宗李皇后通谋,图立元佐。

三月二十九日,宰相吕端入宫问疾,见太宗病危旦夕,又见左右奉侍太宗的只有李皇后、王继恩等人,独不见赵恒,怀疑有变,随忙退至中书,密写“大渐”二字,派腹心吏人急趋东宫,促赵恒入禁中。这时,太宗驾崩,在吕端等辅佐下,赵恒即帝位于太宗灵前,时年30岁。是为真宗。

二、内修文治外睦友邻

真宗即位后,下诏制说:“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然而缵图伊始,惧德弗明,所宜拔茂异之才,开谏诤之路,惠复疲赢。庶几延宗杜之鸿休,召天地之和气。”表示了他锐意兴革、立志图强的决心。

为了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真宗首先下令提高京官的政治待遇,规定朝官与未朝官同样叙迁磨勘,同样穿绯、紫色官服。礼遇先朝诸大臣,加宰相吕端右仆射,召拜他的两位老师李至、李沆为参政知事,拜宿将曹彬为枢密使兼侍中,又以富有才略谋议的户部侍郎向敏中、给事中夏侯峤为枢密副使,共典军政。尊太后李皇后为皇太后,仍居西宫嘉庆殿,后徙之万安宫。同时追尊生母李氏为贤妃,进尊号为皇太后,追谥元德,后附葬太宗永熙陵。将参与谋废立的参知政事李昌龄、知诰胡旦以及宦官王继恩等人相继贬黜,流放远郡。然后诏御史台谕告内外文武群臣,自今人君有过、时政或亏、军事臧否、民间利害,并许直言极谏,抗疏以闻。公元998年正月,改元咸平。

咸平元年十月,真宗进行了一次重大的人事调整。罢吕端、李至相职,擢户部尚书张齐贤与李沆并为相,罢参知政事温仲舒为礼部尚书,擢枢密副使向敏中为参知政事。擢翰林学士杨砺、宋湜为枢密副使,共参国政。接着便着手整顿吏政,解决机构臃肿、贪污腐败、官吏冗滥、选举作弊等突出问题。

真宗采纳宰相张齐贤的建议,始定外任官职田制度,规定职田数量以差遣为别,作为各级官员的俸给补贴,提倡廉政。然后裁撤合并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罢置盐铁、度支、户部副使,并盐铁、度支、户部为一使,并三司盐铁、度支、户部勾院为一,以提高三司的办事效率。又严格官吏的举荐、任用、迁转、考核制度。咸平二年,真宗诏令各部、台、院举荐升朝官任知州,被举荐者三任而有政绩,才能作为善举而议奖赏。否则被举者若犯贪赃罪等,举荐者亦连坐。真宗还命宰臣誊录内外官员历任功过,编册进呈,以备委任官员时参考。咸平四年四月,真宗在崇政殿亲自考核京官,开创了宋代京朝官磨勘引对的先例。

为了广泛选择优秀人才和网罗人士,真宗把改革科举制和发展学校教育摆在重要位置。在《劝学文》中,曾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如此极端的利禄观作为劝学手段,使众多的读书人趋于科场。学校教育自宋初以来,官学甚少,以书院为主要教学形式的私学逐渐兴盛起来。对此类书院,真宗也给予了扶持。

真宗在实行政治改革的同时,也积极寻求经济富强之道。在他即位的当年五月,下诏说:“国家大事,足食为先。”以国家未有9年之蓄为忧,令两府大臣讲求丰盈之术。他还对侍臣说:“经国之道。必以养民务穑为先。”诏三司每逢岁稔之年,要增广市籴以实仓廪。重申转运使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劝课农桑。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命度支郎中裴庄等官员分赴江南、两浙等地,发官廪赈恤受灾饥民,蠲除田赋。诏令有司减罢各种无名力役,暂缓土木营建,以休养民力。又令陕西沿边地区广兴屯田,把士卒戍边和耕种结合起来,还诏令全国,凡民户有能力开荒,所开荒田不必加租税,准许无田税农户请佃荒田垦种,5年后从轻定纳赋税。为了使民户有能力进行生产,又推广衣部判官马元方创制的“预买绢”法。即在每年春季民力乏绝之时,官府借贷户缗给农户安排生产、生活,俟秋收后以绢输官偿债。

真宗本人也以勤政为要。他制定的工作日程表是:每天清早在前殿接见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各部门的请对官员。听闻奏事,能决定的立即答复。早饭后处理各司奏事,批阅奏章,直至中午。下午看书学习,安排各项例常活动,晚上则多召儒臣进讲,询访为政得失、探讨经史等。他还以刑狱直接关系到国治民安,首先恢复了废置已久的各路提点刑狱官。后又以京师狱讼繁杂,专门设立了“纠察在京刑狱司”的机构。为防止刑狱伪滥,诏命诸州长官亲决狱讼,疏理冤滞。各地县尉司不得私置狱。又命给事中柴成务等人,编集《新定编敕》856条,镂板颁行,与律令格式、刑统并行。

同时,真宗也下诏严格约束皇亲国戚以及宦官。他的姑母秦国长公主为其子王世隆求官正刺史,真宗婉辞拒绝,说:“正刺史系朝廷公议,不可。”他的妹妹鲁国长公主为翰林医官赵自化求升秩,也被他拒绝。驸马都尉石保吉家中发生家仆偷盗一事,石保吉面请真宗,乞加重罪,又欲在他家中设刑问罪。真宗以国家自有常法,不允,命交有司处决。

由于真宗在即位之初的几年中,能广开言路,锐意兴革,勤政治国。所采取的措施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全国人口由他即位初年的400多万户增加到近800万户,出现了后世所称的咸平之治的小康局面。

真宗在加强国内统治的同时,也密切注意同邻邦的关系。当时宋朝的外部威胁主要是北邻的契丹政权和西邻的党项政权。

自太祖以来,契丹政权始终是宋朝北部的主要威胁。太宗曾大举用兵,期望收复宋朝北部的国防重地、在五代石晋时割让给契丹的幽、蓟诸州,结果大败而归。此后宋朝对契丹便主要采取守势,用以险设防的策略,开辟边地河道、水塘,种植水田,作消极防御。

就在此时,契丹方面却先发制人,于公元1004年进犯宋土。契丹军疾风暴雨般的进攻,使宋朝廷内部惊慌失措,大臣王钦若等请真宗逃往金陵(今南京)避难。在这紧要关头,宰相寇准主张积极抗战,力请真宗北上前线,领兵亲征。真宗虽惧怕赴河北,但觉得南逃之议也不可取,只好硬着头皮勉从寇准之议。这年十二月,真宗从京城出发,北上澶州。真宗在澶州北城门楼,接见众将帅。城下诸军,见皇上亲征,欢声雷动,备受鼓舞。这时先后集结到澶州周围的宋军达几十万人,将士们只等朝廷发布号令,便驱逐强敌,复仇雪恨。河北前线各地的军民闻听真宗亲征,也纷纷发动攻势,出击敌人。

契丹军这时深入宋境,数战受挫,给养困难,士气低落。辽圣宗耶律隆绪和萧太后采纳宋朝降将王继忠(咸平六年望都之战被擒降敌)的建议,派人传信给真宗,提出罢战议和。这正合真宗的心意,他当即回书表示,宋朝也并非喜欢穷兵黩武,愿双方息战安民,派殿直曹利用为使议和。契丹复派使韩杞面见真宗,得出以索还后周世宗时收复的关南故地为罢战条件。真宗深怕割地议和,为后人唾骂,嘱曹利用只要不割地,可不惜重金与之言和。曹利用问到底可允许给契丹多少,真宗不加思索地说道:“若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后在寇准的坚决阻拦下,才没给那么多,双方以宋每年给契丹银绢30万两匹达成协议,罢战言好。

党项(后来的西夏)政权见契丹与宋罢战言和,也遣使入宋,奉表称臣。真宗对党项首领李德明厚加赏赐。为确保宋朝西部边安全和防止德明反复,真宗向党项提出归还灵州、派子弟入宋为人质等7项条件,不料遭德明坚决拒绝。真宗只好再作让步,放弃这些要求,于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十月,授德明为定难节军节度使,封西平王。又先后开放设置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延州(今陕西延安市)等榷场,与之开展贸易。此后,每逢岁旦圣节,德明都遣使宋朝,贡献不绝。真宗对德明,也不断封官加爵,厚与赏赐。

真宗以巨大的代价,换取了与契丹、党项的和好关系,使宋朝的西部和北部边防暂时平安无事。

三、抑直任佞迷信昏聩

澶渊之盟后,真宗所担忧的外部威胁暂时缓解,但朝廷内部矛盾却日益激化。

战后不久,真宗把主和派王钦若召回京城,给以资政殿学士的宠遇。王钦若伺机进谗真宗,说前日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城下之盟古来为耻。寇准主张皇上亲征,是拿皇上作“孤注”,而“孤注一掷”也是皇帝的奇耻大辱云云。这些话,给真宗的心头罩上了一层阴影,竟使他接连几天闷闷不乐,寝食不安。

真宗本不喜欢寇准的耿直,起用寇准,主要是让他帮自己渡过难关。听了王钦若的话后,真宗便在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二月,以寇准“过求虚誉,无大臣礼”为借口。罢其相,出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擢参知政事王旦为相,王钦若知枢密院事。并加王钦若资政殿大学士之号,位诸臣之首。

景德五年正月初三,宰相王旦率群臣入宫早朝,当诸臣奏事完毕,皇城司来人报说,在宫城左承天门南角,发现像书卷一样的黄帛两丈多,黄帛上面隐约有字。真宗于是对众臣说:“去年十一月,我曾梦见神人,说今年正月当降《大中祥符》三篇,想必正是天书下降了。”宰相王旦等即跪拜称贺,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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