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全传-第2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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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兢兢业业、缺乏开拓精神的君子型人物，这种人可以信任，但不能用于成就一项大事业。而有才者，又往往恃才傲物，不拘泥于道德的约束，不容易驾驭，甚至大节、小节皆有瑕疵，为君子所不齿，经常受人攻击，但成就大事业往往是这样的人物。
雍正用人是根据历史的要求。在他那个时代，为着除旧布新，革新政治，必须用一批有才干的大臣，即使这样的人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也要用。他认为国家设官定职，原是为了办事，而不是为了用人，尤其不是以官职养闲人、庸人。谁能把事情办好就用谁，而不必拘泥于他的出身、声望或德性，在这个前提下，对有缺点的才干之臣加强教育，对庸才，则要让他腾出位子来给有才能的人。雍正曾经在田文镜的密折上这样批道：“凡有才具之人，当惜之、教之。朕意虽魑魅魍魉，亦不能逃我范围，何惧之有？及至教而不听，有真凭实据时，处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碍乎？卿等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为要，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惟恐误事。”可以说，这段话概括了雍正的用人之道。
对官僚，即使是贤才，雍正要求也很严。历代君王要求大臣不过“清、慎、勤”三个字，而雍正认为只有这三条要求还不够。做官，尤其是高级官吏，还应当眼光远大，有全局意识，胸襟宽广，不然的话，人品再好也不过一具木偶泥胎。对于真正的有才干的大臣，雍正打破了官吏升转惯例，给以高官厚禄、越级提拔。他给几个心腹大臣田文镜、鄂尔泰等人的上谕中，一再让他们荐才，他虚己以用，不拘资格。而对于疲软官员，他动真格地以察典处之。雍正时期，无能的官员被罢斥的很多。雍正也因此得了个“刻薄寡恩”的名声。
从整个雍正时期看，雍正对于才干之臣一点也不刻薄。他常常用赏赐世职、加级，赐四团龙补服、双眼花翎、黄带、紫辔，赐“福”字，赏食品、药物等办法奖励能臣。有病的大臣，他亲派御医前去看望。像杨宗仁、宋玮、方觐都受过这种殊荣。江苏巡抚陈时夏要将在云南的老母迎养于任所，雍正就令云南督抚将陈母送去。对政见不同的大臣，只要他公忠任事，雍正照样信任。像朱轼，曾反对他搞耗羡归公，反对西北用兵，但朱轼有才干，忠于朝廷，雍正照样信用他。李元直为监察御史，疏奏中侵及雍正，言词激烈，雍正认为他没有恶意，赐给他荔枝，要他直言无妨。这种例子在雍正时非常多。
雍正的用人有他自己的特点，可以说是才德并重，而偏于才，沽名钓誉、洁身自好、庸懦守旧的人他是不用的。他的这种用人方法辅成了他的一代之治。
雍正这个人极为自信，这就决定了他性情刚毅。他教育臣下不要优柔寡断、不要瞻前顾后、拿不定主意。要认准了就干，不怕困难。他本人就很果断，摊丁入地，耗羡归公都是他认准了的，所以不顾舆论坚决干到底。他这种性格的另一面就是急躁。康熙皇帝曾就此批评过他，说他“喜怒无常”，实际掌权后性格也没改变过来。他轻举妄动的事也不少，如强迫闽广土人学官话，结果毫无成效。他气愤时常说过头话、走极端，有暴怒的毛病。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官员激怒了他，他在批示上将这人狗血喷头地大骂一顿，当转过念头来，又去表扬人家。他性格刚愎，但有时也能认错。年羹尧等案处理后，他也多次公开认错，说自己用人不当，应当引咎。
他处理朝政非常认真，容不得半点虚假和模棱。他看奏章很认真，经常能从中发现问题，一发现问题便非追出个结果来不可。他的批示如果不能立刻引起臣下的反映他就发火，所以雍正时期行政效率异常高，他的这种工作作风不可避免地被臣下说成是“苛察”。雍正说他处于天子之位，总揽万机，必须认真。那些害怕君主英察的人无非是想欺骗君主，掩盖他们的作奸犯科。
雍正没有声色犬马之好，继位后放掉了宫内所养全部珍禽异兽。他不事游猎，连父皇那样的巡游也不搞。但他很喜欢园林，他常年办公的地点就在圆明园，该园经过扩建修缮，湖光山色，风景如画。闲暇时，雍正喜欢流连于园中山水之间。其他生活用具，雍正亦不太讲究。吃喝方面，只是喜欢喝点酒，也有节制。当时西方传来的新鲜东西，像温度计、望远镜、玻璃眼镜他接受得很快，还让宫廷匠役仿造，赐给亲近大臣。
雍正共有8个后妃。这在清代皇帝中，乃至历代帝王中都是少的。他当皇子时只有一妻一妾。继位后根据历代惯例，为了“广嗣继”才纳了几个妃子。
雍正继位后勤政好学，事必躬亲，身体状况一直很好。雍正七年曾大病了一场，但一年后已完全痊愈。但到了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一日，雍正在圆明园偶感不适，他未在意，仍照常办公。到二十三日晚上病情加重，急忙召见四皇子弘历及亲信大臣，谕及后事，二十三日子时，也就是二十二日深夜，雍正便死了。谥“宪皇帝”，庙号“世宗”。
第三百五十八章 高宗爱新觉罗·弘历
一、驭臣有术威柄独操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八月十三日，乾隆帝弘历出生在雍和宫。因他长得大头大耳，高鼻梁，长身子，故深得他的爷爷康熙帝的钟爱。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八月，雍正帝得急病死。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等人一面料理丧事，一面齐集文武百官到太和殿，从“正大光明”匾额后面拿下雍正帝立储的遗诏，向诸皇子宣读。遗诏上写着：“着皇四子弘历即皇帝位。”于是，原为宝亲王的弘历就被拥上宝座，阶下大臣齐呼“万岁”，新皇帝传旨，大赦天下，以明年为乾隆元年。他就是历史上的乾隆皇帝，庙号是清高宗。
乾隆帝刚即位时，还是个20余岁的青年。当时，朝中大臣分为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个帮派，这已成了公开的秘密。鄂、张都是先朝重臣，党羽甚多，朝野臣僚要么投在鄂尔泰门下，要么求张廷玉庇荫。两派明争暗斗，互相倾轧，连刚毅果断的雍正帝都感到束手无策。因为这两人都有大功于国，所以雍正帝特许二人死后附太庙配享。太庙是皇帝家族的祖庙，臣僚能得到配享的待遇，那是极高的和十分罕见的荣宠。这两大派系朋党的存在，给乾隆帝提出一个突出的难题，即能否妥善处理两派的关系，这成为朝政能否正常运行的关键。
乾隆帝继位后明确表示痛恨私立朋党，同时，对两派臣僚一视同仁，有功即赏，无功即罚，决不少贷。如果要起用哪一个人，不只询问一方，而是令各人直陈。同时还要询问许多其他的人。被询问的人都需质言直语，倘被发现故意掩盖或美化，轻则被训斥，重则被解职回籍。于是，朝中虽有门户对立，但双方都兢兢业业地为朝廷尽力，任何一派都不敢骄横。在乾隆朝，这种门户对立不但没有明显影响朝政的运行，有时反而促使双方都争相为国立功。
乾隆帝对臣下恩威并施，凡是为国立功者，可以顿升公侯。如出征将领凯旋，乾隆帝通常在紫光阁宴劳。后来，乾隆帝命画工为功臣画像，挂在紫光阁中，以示荣宠。因平定准噶尔和南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功臣100人画像入阁，其中以大学士傅恒为第一。以平定大小金川的叛乱，又画功臣100人像入阁，以大学士阿桂为第一。后又以平台湾功，绘功臣20人像入阁。阿桂虽未至军中，但图像仍为第一。最后以击退廓尔喀进犯，绘功臣10人像入阁，阿桂以自己未亲自参与战斗，恳让福康安为第一，阿桂列第二。乾隆年间，将领在外多能用事，战争都以胜利告终，这与乾隆帝不吝褒奖是有关系的。
乾隆帝虽以儒雅风流自命，但权柄从不稍假予人。自雍正以后，军机处就成了皇帝下面的最高权力机构。乾隆帝每天早上都到军机处理政。夏天，他到军机处时天刚亮；冬天，他到军机处时也就是五更时分。军机处一般有十几个人，每天晚上要留一个人值班，以备有急事，候乾隆帝临时召见。又怕事情多一个人处理不了，每天还要有一个人早早地到军机处相助，当时称之为“早班”。乾隆帝从寝宫出来，每过一道门就放一声爆竹。听到爆竹声由远至近，军机处官员就知道皇帝要来了。军机处的官员每五六天轮一早班，尚感到很辛苦，乾隆帝却天天如此，这使得军机处官员不敢稍有懈怠。倘如边疆用兵，只要有军报送来，就是在半夜里，乾隆帝也要立即亲自观览，随时召军机处官员面授机宜。军机处官员按照他的口授拟好文，再交给他过目。这中间往往需要一二个时辰，而乾隆帝还披着衣服等待。军机大臣都可以专折奏事，最后均听乾隆皇帝决断。
乾隆帝鉴于明代宦官多通文墨，故能够弄权，把明代政治搞得一塌糊涂，所以他一改旧制，将原来教习宦官读书识字的内书堂废掉。乾隆帝说：“内监的职责就是供命令，只要略识几个字就行了，何必派词臣给他们讲文义呢？明代宦官弄权，原因就在这里。”自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以后，内宫便再也不派词臣教习宦官了。
乾隆帝还有一个禁止宦官弄权的措施，那就是凡当差奏事的宦官，一律都要改姓为王。这样，外廷官员就难以分辩，避免了他们之间的勾引。有一个叫高云的贴身宦官向乾隆帝说了几句外廷臣僚的事，涉及到朝廷事务，乾隆帝立命将他处死。
清代的宦官由内务大臣管辖，不许宦官到外边胡作非为。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四月，直隶总督方观成上疏弹劾巡检张若瀛，说他竟敢擅自杖责内监，这是一种目无皇上的大不敬行为，乾隆帝览疏，不但未准奏，反而斥责方观成不识大体。没过几天，那个被弹劾的张若瀛却连升七级。为了这事，乾隆帝特发了一道谕旨，凡内监在外边滋扰生事者，许外廷官员随时惩治。更有趣的是，有一个在御前听用的太监，乾隆帝直呼他为“秦赵高”。实际上这个宦官并没干什么坏事，乾隆帝这样称呼他，只是为了向他示警。正因为清前朝对宦官管理较严，所以清代没出现过象明代那样的宦官之祸。
乾隆帝接受了历史上外戚为乱的教训，对后宫的管理也很严格。皇后只能管理六宫事，不得干预外廷政事。他还用历史上著名的有德行的后妃为例，作“宫训图”十二帧，每到年节就在后宫张挂，作为后妃们学习的榜样。例如，其中有“徐妃直谏”、“曹后重农”、“樊姬谏猎”、“马后练衣”、“西陵教蚕”等等。在宫中举行宴席时，乾隆帝还让后妃们以“宫训图”中的人物为内容，联句赋诗。后妃母家人虽不时蒙得赏赉，也不乏高官显宦，但都不敢过于弄权。
二、平靖边疆谨守国门
雍正年间曾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将许多世袭的土司改为流官。雍正未年，由于某些善后工作不妥，贵州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苗族又发生叛乱，清廷派刑部尚书张照前往平叛。张照反对鄂尔泰所推行的“改土归流”的政策，密奏“改流非策”，甚至提出要将大片西南土地放弃。他不懂军事，混乱纷更，故虽大兵云集，却旷日无功，苗族西南叛乱的规模越来越大。乾隆帝即位不久，听到这种不好的消息，颇为震怒，决心调整布置平定叛乱。他断然下令将张照逮治下狱，另派张广泗经营苗疆。
张广泗是治苗的老手，经过通盘筹算后，制竟了“暂抚熟苗，力剿生苗”的策略。乾隆帝很赞赏他的计划，命他照计划行事。张广泗号令严明，对苗众先分首恶、次恶、协从三等惩治，因此进军所向克捷。张广泗的捷报传来，乾隆帝笑容满面，立命张广泗为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乾隆为照顾苗民的习俗和安抚他们，又规定苗民诉讼，仍按苗俗审理，不拘律例。初次用兵即获大胜，这使得乾隆帝对用兵增强了信心。他在位期间，多次对边疆用兵，虽损失惨重，但总算都取得了胜利。他在晚年自诩“十全武功”，就表现了他对用兵胜利的沾沾自喜的心情。
在乾隆帝在位的60年间，他多次对边疆和属国进行征讨，这成了他政治生涯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大金川藏族首领莎罗奔公开叛乱。乾隆帝命张广泗为四川总督，全力进剿。莎罗奔负险顽抗，清军多次失利。乾隆帝又派大学士讷亲前往督师。讷亲趾高气扬，一到前线，就严令3天攻下叛军核心据点刮耳崖，否则以军法从事。结果是损兵折将，讷亲自感失误，从此不敢自出一令。张广泗受了讷亲的斥责，对讷亲不知兵而事权反居己上感到不满，故负气推诿。过了半年，银饷花费不计其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