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京办主任iv-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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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瞒报了该公司丢枪事件，一整天都惴惴不安的，好不容易等到首长离开东汽集团，才放了一半的心。
晚上，为欢迎国务院领导，在省迎宾馆小戏院安排了一台京剧晚会，由东州市京剧团演出。观看演出的除了国务院领导同志外，还有省市领导。演出很精彩，首长看得很高兴。演出进行到一半时，漂亮的女主持人上台说：“早就听说首长京胡拉得特别好，下一个节目是《苏三起解》，请首长上台为我们露一手，大家鼓掌！”尽管首长很意外，但是还是神采奕奕地走上台，接过女主持人递过来的京胡，坐在乐队群里，试了试弦，女演员一叫板，伴随着首长的京胡乐队演奏起来，全场一片掌声。
就在这时，邓大海悄悄地坐在肖鸿林的身后，肖鸿林的左边坐着王元章，右边坐着贾朝轩，邓大海小声说：“三位老板，枪找着了，没事了。”
肖鸿林迫不及待地问：“快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心一直揪揪着。”
邓大海如释重负地说：“东汽集团保卫处有个工作人员被公司安排下岗了，那天他去找保卫处处长想让处长为他说说话，保卫处处长不会做工作，两个人话不投机大吵了起来，工作人员越想越气，怀恨在心，就想弄出点事给保卫处处长眼罩戴，结果就偷了把六四式手枪，后来听说国务院领导要来公司视察工作，越想越怕，就又把枪送回来了，人正在公安局呢。”
王元章长舒一口气说：“谢天谢地，事情总算有个结果了，当时，如果上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朝轩的主意出的好，不然我们非挨板子不可。”
贾朝轩得意地说：“那个保卫处处长应该撤了，根本不称职嘛。”
当时他就坐在贾朝轩身后，关于这件事的很多细节，是过后贾朝轩跟他说起的，无非是炫耀自己关键时刻救了王元章和肖鸿林，如果当时怂恿他们上报，说不定东州的江山已经易人了。说这话时贾朝轩露出些许后悔的神情。
·2·
他：突发奇想的会面
二
机窗外，云海苍苍，他把那些棉花似的云朵看作是自己思想的投影，远处云海之上，红黄相交的灵光犹如佛光抚慰着他的心灵，飞机驶出云海是湛蓝湛蓝的天空，他向下俯视，是一望无际丝绸一般的翠绿色的大海，大海上有几艘像纽扣一样小，拖着细细白线的轮船似动非动，他坐在机舱内觉得自己像个外星人，他想起英国动物学家、人类行为学家莫里斯那本惊世骇俗的著作《裸猿》，序言中称：“现存的猴类和猿类共有一百九十三种，其中的一百九十二种身上遍布体毛。唯一例外的物种是一种全身裸露的猿类，它自诩人类。”莫里斯就像邻家大叔，提醒有模有样的人，人类还是动物群体中的一员，虽然是最优秀的。其实人类的动物性直接体现在政治斗争之中。正如查拉图斯特拉面对太阳质问：“啊，伟大的太阳！如果没有被你照耀的人们，你的幸福在哪里呢？”他也常常在内心质问：“啊，伟大的人类！如果没有动物性，你的人性在哪里呢？”都说文学是人学，他出版了几部力作了，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是始终没有参悟透什么是人性，他认为人性的核心就是“自我”，然而，休谟在《人性论》中却认为，“自我”这东西即使有，也从未感知到，他认为，自我无非是一簇或一组不同的知觉，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彼此接替，而且处于不绝的流变和运动中。按照休谟的观点，连“自我”都无法确定，“灵魂”就更无法确定了。不过，休谟反复强调，心是由习惯决定的，他认为，人性是由心决定的，大概人性也应该由习惯决定了。什么是习惯？就是思维定势。莫非人性就存在于思维定势之中？那么灵魂存在于哪里？他陷在了理性之狱中不能自拔，正如他在给贾朝轩当秘书时，认为自己找到了仕途之路的终南捷径一样，其实生活中往往不是因为理性而非理性，往往是因为非理性而理性，休谟的《人性论》恰恰为非理性提供了温床。
人们的思维定势往往是因为甲，所以乙，然而在他身上却发生了“黑天鹅”事件，出现了因为甲，所以丙的结果，正如纳西姆所描绘的，“发现澳大利亚的黑天鹅以前，欧洲的所有人都确信天鹅全部是白色的，这是牢不可破的信念，因为它似乎在经验中得到了完全的证实。”然而“仅仅一次观察就可以颠覆上千年来对白天鹅的数百万次确定性观察中得出的结论，你只要看见一次黑天鹅就够了。”对于他来说，一生中遇上一次“肖贾大案”就足够了。
然而未来似乎很喜欢捉弄历史，让他不可思议的是，丁能通竟然遇上了三次，而且只要丁能通继续任驻京办主任，或者说只要丁能通继续留在官场，还不知要遇上多少次。在丁能通的人生中，黑天鹅越来越多，以至于出现一只白天鹅很可能成为事件。他不知道这究竟是未来在开历史的玩笑，还是历史在开未来的玩笑。他原以为自己在仕途上的未来一定是光明的，结果，光明的未来却进入了历史的黑暗，他开始为丁能通担心，丁能通躲过了“肖贾大案”、何振东腐败大案、吴东明腐败大案，难道每次他都能这么幸运吗？
刚想到这儿，坐在他身边的人一边翻着报纸，一边自言自语地感叹道：“撤掉一个小小的驻京办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此人五十岁左右，肥头大耳，滚粗的脖颈，秃顶亮晶晶的，长着猿猴一般厚实的嘴唇。
他瞥了一眼此人看的报纸，情不自禁地接过话茬说：“是啊，撤掉了驻京办，却停不了进京路啊！”
旁边的人眨着一双小眼睛看了看他，颇感兴趣地问：“你对报上称驻京办是腐败的温床这种观点怎么看？”
他颇不以为然地说：“我认为滋生出驻京办这种机构的体制才是腐败的温床。”
秃顶一双小眼睛亮了亮，叹服道：“深刻，太深刻了！撤掉驻京办对北京有什么好，包括企业驻京办在内，京城大大小小的驻京办有六万多家，各地通过驻京办投在北京的钱怕是每年得有几千亿吧。”
他觉得身边的秃顶非同寻常，看问题的视角非常独特，便附和道：“可不是，实事求是地讲，各地驻京办对拉动北京的内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外商投资、民营企业投资外，驻京办投资已成了拉动北京内需的第三方力量，这是北京市的偏得，其它中心城市想都不敢想。”
秃顶赞同地点点头说：“既然各地驻京办为北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北京怎么可能舍得让各地驻京办撤走呢？这报上说，昌山市驻京办撤离北京城具有标志性意义，老弟，你怎么看？”
他淡然一笑地说：“老兄，正如你所说的，过于大惊小怪了。黑格尔说：‘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这句话被衍生为‘存在就是合理的’，尽管恩格斯批判黑格尔将现存的一切神圣化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黑格尔这句话的确很深刻。凡是存在的，都有其存在的生存环境，环境不变，就会存在。六千五百万年前，恐龙为什么消失了？因为地球气候徒然变化，也就是环境发生了改变。因此，驻京办要寿终正寝，必须改变它存在的环境。”
秃顶认真地问：“怎么改变驻京办存在的环境？”
他深沉地说：“当然要依靠改革，也就是改变游戏规则。昌山市政府在向媒体宣布撤销驻京办时声称，驻京办之所以撤销，是因为它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这个说法过于冠冕堂皇，我不禁要问，你昌山市管辖的县驻京办撤销了吗？区驻京办撤销了吗？各个部门的驻京办撤销了吗？如果撤销了，那么企业的驻京办也撤销了吗？即使都撤销了，不是还有省驻京办吗！一个昌山市驻京办撤销了，多少个其它省市县的驻京办在拔地而起，这就是现实。其实昌山市撤销驻京办完全是无奈之举，谁都知道驻京办亦官亦商，各地驻京办都在搞经营、做生意，最起码有个招待所，何况很多省市的驻京办都有宾馆，有的是星级的，甚至是五星级的，搞经营、做生意当然有赔有赚，昌山市驻京办之所以撤销，无非是经营不善造成的，已经资不抵债了，财政也搭不起了，因此不得不撤离。我相信说不定哪一天，昌山市的领导一换，昌山市驻京办还会卷土重来，为什么？因为驻京办的首要功能就是迎来送往，我就不信昌山市市委书记、市长坐飞机到了首都机场，会坐民航大巴车进城，或者打的进城，自己找宾馆酒店，即使昌山市驻京办撤了，肯定还有相当于驻京办的机构在替代原有驻京办发挥作用。要知道有驻京办存在，大大减轻了北京市政府和各部委对口接待的任务啊。”
秃顶听了他的话频频点头，挠了挠自己的秃头说：“最起码驻京办在截访维稳方面还是不可替代的，这篇报道说，这些年各地驻京办在截访维稳方面的任务越来越重。”
他不屑地说：“截访维稳是体制强加给驻京办的，矛盾在基层得不到解决，是地方政府不作为，老百姓满怀希望进京上访，结果有关部门也不作为，给驻京办打个电话，让把人带走，长此以往老百姓的积怨会越来越深。因此截访伤了老百姓的心，并不能维稳，只能导致不稳。我们国家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就是要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世界寻找一个精神出口。这个出口是什么？就是放狼一条生路。放狼一条生路，狼就不再是狼了。人也是动物，善恶同居一室，分野只在一念之间。在莫里斯眼里，人类不过是全身裸露的猿类，人类最大的虚伪之处就是过于高看自己，无视自身的动物性，其实人类越是忽视或无视自己的动物性，就越容易做出非人性的行为。好猎人是不会在羊圈里围堵恶狼的。穷途末路之下，每个人都可能变成恶狼。这正是执政者最需要考虑的。然而，由于官本位理念作怪，我们往往用长矛对付鱼钩，非要维护虚名而不惜把一群平善的百姓逼成暴徒，死要小团体或个人的面子，不要社会的未来。改革者的魄力和勇气在哪里？就是给精神大厦开天窗。让整个民族，让每个人都透一口气，千万别小看这口气，如果人人都能透一口气，整个民族就能扬眉吐气，只有整个民族都扬眉吐气了，和谐社会才会真正到来。”
秃顶被他的侃侃而谈震住了，用请教的口气试探地问：“那么，老弟对‘跑部钱进’怎么看？”
他不假思索地说：“舆论对‘跑部钱进’倍加诟病，把板子都打在驻京办身上，这非常不公平。试想一块大大小小的蛋糕放在国家各部委局，只有争才能得到，不去争就拿不到，这就给地方找关系提供了空间。因此‘跑部钱进’是体制造成的，而不是驻京办造成的。比如说，同样的项目，各个省都报了，而且差别不大，你说国家给谁？这里面很复杂，牵涉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部门之间的关系，也牵涉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的关系。”
秃顶佩服地说：“老弟看问题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啊！不妨我们认识一下，这是我的名片。我在东州开发区海关工作，叫周纪。”
他连忙接过名片，并谦逊地说：“原来是周关长，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对不起，我没有名片，我姓顾，叫顾怀远。”
周纪当即圆睁二目地问：“莫非是写《庙堂》的顾怀远？以前给贾朝轩当过秘书？”
“不错，”他一反刚才侃侃而谈的样子，腼腆地说，“就是我。”
周纪恍然大悟地说：“怪不得对驻京办如此了解，原来我身边坐着‘肖贾大案’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啊！怀远，到北京有何公干呀？该不是去签售你的大作吧？”
他毫不避讳地说：“不瞒你说，我这次到北京就是去东州驻京办看一位老朋友。”
周纪饶有兴趣地说：“谁？该不会是驻京办主任丁能通吧？”
他听了周纪的口气似乎跟丁能通很熟悉，便略显吃惊地问：“这么说，周关长也认识丁能通？”
周纪哈哈大笑道：“何止认识？简直就是莫逆之交。盯则能通，不盯则不能通，丁能通这名字一听就是驻京办主任，你说是不是？”
他开玩笑说：“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该用潜规则的地方用显规则，肯定不通，一旦不透明的转移支付成了国家各部委办局与地方政府之间博弈的恩惠权，必然要造就大大小小的‘丁能通’。其实，驻京办就是隐藏在旧体制后面的潜规则的产物，俗话说，‘过手三分肥’，正所谓‘问此官何事最忙，冠盖遥临，酒醴笙簧皆要政；笑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僮仆孰知恩？’”
“怀远，”周纪清了清嗓子说，“除了倍受诟病的‘跑部钱进’以外，驻京办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功能，这可是丁能通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