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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

霹雳娇娃-之巾帼八杰-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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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上的东西,他随时可以撕毁,我们要有这个准备。

  停战后,蒋军还不断违令向解放区周围增兵,运兵和进攻,说明了全国大规模的内战危险仍然严重存在。

  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阵以待,决不能有一丝毫的麻痹,更不能有和平的幻想。

  面对国民党的不断挑衅和进攻,山东解放区军民从维护和平的大局出发,一忍再忍,以让再让,在反复劝说,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为了坚决回击国民党军的袭扰,“蚕食”,保卫解放区,陈毅指挥山东野战军和山东军区各部于6月7日至16日,对胶济,津浦铁路两侧地区展开讨逆攻势作战,先后攻占德州,泰安,枣庄,大汶口,周村,张店,胶县,高密,即墨等城镇,歼灭伪军3万余人。

  控制铁路5百余公里,改善了战略态势,策应了华中解放区的斗争,为尔后粉碎国民党的大规模进攻创造了条件。
第一三一章。 军事调处执行部
一。

  美国总统特使,前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乘专机抵达上海。

  这位五星上将在二战中,曾协助罗斯福总统建立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是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核心人物,此次则是奉杜鲁门总统之命,来华调处国共两党冲突。

  第二天,蒋介石就在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官邸会晤马歇尔。

  见过蒋介石后,马歇尔22日就飞往尚是陪都的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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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的专机降落在九龙坡机场时,没有想到出现在舷梯旁的竟是周恩来,叶剑英等共产党领导;隔了片刻,宋子文等国民政府高官才赶到。

  马歇尔对周恩来的出现,是没有思想准备的。

  还在飞越太平洋的时候,他就与助手们商量:到中国后怎么才能争取到中国共产党接受他的调解人地位?

  要是中共不认可,他作为总统特使就无法开展工作。

  周恩来到机场迎接表明了中共对他的地位的接受及对其赴华使命的重视。

  他问美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罗伯逊:“是你让大使馆通知中共来接我的吗?”

  罗伯逊摇摇头。

  原来,11月27日华盛顿宣布赫尔利辞去驻华大使职务及马歇尔将军作为总统特使赴中国之后,杜鲁门总统发布对华政策声明,决定不参加中国内战,愿意中国和平统一,中共立即决定恢复中断了的和平谈判。

  1946年1月2日,马歇尔综合国共双方观点,向蒋介石与毛泽东提出一份停止冲突与恢复交通备忘录,其中包括: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已经取得协议的政策,监视停战,公正地做调查。

  执行部由国,共和美方三人委员会组成。

  这可算是马歇尔最早提出的关于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方案了。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初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

  1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并颁发了停战令。

  为了贯彻实施停战令,双方决定建立一个军事调处机构,并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

  按照协议规定: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设委员三人,其中一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政府。

  并且分别下达了停战命令。

  为了保证“停战协定”的执行,由国民党方面代表张治中;共产党方面代表周恩来和美国代表马歇尔组成军事三人小组,会商解决军事冲突,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

  具体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各项规定。

  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及美国方面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

  叶剑英受中共中央派遣,出任军调部中共代表。

  国民党政府代表为郑介民,美国方面的代表为罗伯逊。

  但是,停战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蒋介石就背信弃义,在美帝国主义的支侍下向解放区发动了军事进攻。 

  二.

  陈颖弘她们提供消息的及时准确无误,为中国共产党在“停战协定”谈判取得主动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1月14日,北京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京饭店宣布成立。

  军调部办公地设在协和医院。

  他们身着中将将军服,佩着蓝底黄|色三环肩章。

  三连环是军调部的标志,军调部执行主任美国人白鲁德准将对记者介绍,三连环构思来自奥运会的五环标志,表示三方一起来实现中国的统一与和平。 

  军调部成立后,国共双方都要在北平亮相,各自举行了一次鸡尾酒会。叶剑英特别嘱咐军调部中共方面行政处长荣高棠:“务必将国民党在北平的党政军主官和社会各界名流,新闻界人士,不管属于哪个派别,都请到。”

  李克农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秘书长,他从延安带来了二十多位工作人员,还带了专用电台来到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驻地翠明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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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东城区南河沿大街1号翠明庄。

  翠明庄是一座中西合壁式三层灰砖楼房,围以绿琉璃瓦顶灰砖墙。

  大门坐西朝东,为绿琉璃瓦硬山调大脊顶,带吻兽,垂兽及小兽。

  主楼中间有3层,有地下室,四角攒尖绿琉璃瓦顶。

  两侧楼2层,为绿琉璃瓦庑殿顶。

  主楼面阔17间。

  地皮原为京剧演员梅兰芳于30年代所购,拟再此盖一座戏园,因日本侵华而停建。

  日军在此处建立高级招待所。

  日本投降后为国民党的招待所,后来实为美军的后勤部。

  1946年1月13日至1947年2月21日,成为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住所,3楼临街的房间为当年中共代表团安放电台的地方。

  当时军调部的中共负责人有委员叶剑英;参谋长罗瑞卿;副参谋长耿飙;秘书长李克农和秘书黄华。

  参加工作的还有宋时轮,伍修权,张爱萍,章文晋,韩叙,王春立等。

  耿飙任中共方面副参谋长兼交通处长,他用飞机将中共代表团中将军衔参谋长罗瑞卿从承德接到北平。

  国民党方面的参谋长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中将副参谋长蔡文治,代表团驻地在六国饭店。

  当时为了明确身份,便给每位在军调部工作的人员配发了写有“军调”字样的臂章。

  军调部成立后的第二天就向全国发布了停止一切战斗的“和”字第1号命令,命令援引了停战令,号召全国停止战事。

  随后,军调部派遣3个执行小组分赴赤峰;集宁;济南,监督停战命令的执行。

  从1946年1月15日至4月17日,是军调部活动集中的时期,其间共向外发布了7个“和”字命令,多次要求无论是正规军还是非正规军都要遵守停战命令。

  要求恢复包括道路;邮政;电报;电话等在内的交通线工作,要求国共双方配合遣送侵华的日本人回国,以及要求国共双方军事及行政当局协助执行小组工作,保证执行小组人员自由和安全等。

  另外分派到徐州;济南;武汉等各冲突地点的执行小组,也都公布了“停战协定”。
第一三二章。 更好地保存自己
一。

  停战令下达,政协会议召开,整军协议也签订了。

  马歇尔很高兴,约张治中,周恩来外出巡视,检查停战令执行情况。

  当时,马歇尔66岁,张治中56岁,周恩来48岁。

  从2月底到3月初,马歇尔他们一行足迹遍及西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及华中各个战区。

  3月4日马歇尔抵延安,与毛泽东晤谈。

  马歇尔返回到重庆后,相信自己要创造奇迹了。

  他十分兴奋地给杜鲁门总统写信,要求急速回国筹措贷款,以“奖励国共两党之和解”。 

  马歇尔春风满面地回到华盛顿,杜鲁门对他赞不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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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歇尔为解决给中国的贷款问题,他到处奔走四处游说,五亿美元的贷款终于被杜鲁门总统批准了。

  不料4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作了准备已久的政治报告,宣布推翻政协会议五项决议,撕毁刚刚签字的东北停战协议。

  与这个报告相配合,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大举进攻。

  陈颖弘,蔡映雪,赵欣茹,孙美萍,朱凤春,潘淑琴,柴倩如,田秋芬她们又被推到前线;这是蒋介石对她们的考验;也是毛人凤的一招险棋;可以一箭数雕。

  她们肩负多重使命;包括毛人凤让她们寻找郑介民的破绽;国民党方面代表团的保卫工作; 对中共的情报搜集工作。

  4月中旬,马歇尔携夫人凯瑟琳急匆匆飞返中国。

  他先到北平,急着了解苏联军队撤退和东北国共两军交战的局势,尔后会见了军调部国共双方代表。

  4月18日,马歇尔从北平飞往重庆。

  刚下飞机他就得到消息,中共部队刚刚占领了长春城;而政府精锐的新一军却未能攻下四平街。

  蒋介石急于会见马歇尔,他欲擒故纵地说:“东北的国军有被歼灭的危险,我想撤出一部分部队,甚至考虑完全撤出东北。”

  马歇尔大为惊愕,他对苏联在东北的意图怀有戒心,怕国民党在东北撤军,会让苏联完全控制东北,就忙给蒋介石打气。

  当晚马歇尔起草了一份建议草案,对美国第七舰队正在帮助国民党运送两个军去东北的行动,给予了充分肯定。 

  次日傍晚,马歇尔与蒋介石再次见面。

  蒋介石向马歇尔要求,除了前两个军之外,美国再帮助增运两个军去东北。

  马歇尔知道帮蒋介石运兵过多,会导致内战加剧,当即拒绝了这一要求。

  接着马歇尔安排与周恩来见面。

  经过几番商谈,周恩来答应接受国民党提出的在谈判之前让出长春的要求。

  但必须采取几条措施:将双方紧密接触的部队分割开来。

  禁止双方调动军队。

  解决交通问题。

  派遣军调部执行小组到双方紧密接触地点和主要铁路沿线。

  当时东北绝大部分地区都已在中共控制之下,让出一个长春市不会影响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

  在马歇尔调处下,双方终于约定,蒋介石,毛泽东都给各自部队下达命令:6月7日正午休战。

  与此同时,重新开始谈判。

  二.

  1945 年 5月,郑介民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后又担任国防部第二厅厅长。

  他被人称为“老成持重”,实际上在旧社会里这句话几乎和“老奸巨猾”相等。

  他一向怕负责,什么事都是含含糊糊,不作肯定答复。

  朋友托他帮忙,部下向他请示,他总是用模棱两可的语句来回答,对重大问题生怕负一点责。



  他怕得罪当朝权贵,处处总是尽力忍让,很少看到他和别人强硬过一下。

  他在和毛人凤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也总是暗中指使他的亲信去对付毛派,他自己见到毛时总是笑容满面,从不露不愉之色。

  郑曾几次从北平回到重庆主持军统局局务会议。

  参加会议的大特务都希望他向各方面去疏通一下。

  他怕别人把攻击目标转到他身上,因而对这问题一直不作正面回答,只说些什么“过去对敌不够狠,对内不够和,所以弄成这种情况”。

  他提出,今后对付共产党,不在乎人多,而是要精干一些的。

  实际上,他是同意裁员缩编的。

  大汉奸周佛海不仅在抗日时期替军统做工作,在沦陷区打击共产党和新四军,胜利后又替军统布置接收,勾结日军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为军统出过不少的力。

  胜利后,戴笠把周佛海和丁默邨,罗君强,杨惺华等人都送到重庆保护起来,可以不受法律制裁。

  当时各方面对此均表不满,舆论哗然,戴都置之不理。

  郑接任后,便不愿再替周等背过,而把周等从重庆送回南京交由法院审办。

  原来由蒋介石派到南京去和敌伪联系的唐某某,了解周佛海过去对国民党有过不少“贡献”,便找郑为周说话。

  郑推说:“要由领袖来决定,我不能管。”

  当时保密局也有些特务向郑指出,如果把周枪决了,以后谁肯再卖力?

  他回答很简单:“那是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郑介民贪污敛财的手段是相当“高明”的。

  他自己一向假装“清廉”,他的部下谁也不敢直接向他去行贿送礼。

  实际上,他是一个贪污能人,自己却不经手,而由他老婆柯淑芬出面。

  他装出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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