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武器-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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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以恒的这些评价虽然很高,但就是不谈提拔的事,这就像一个家长总是在表扬自己孩子聪明而又懂礼貌,但就是不给钱买一块糖吃,而孩子的最高目的却是不要表扬只想吃糖果。
郑天良又从另一个侧面试探黄以恒:“黄市长,明年我就五十了,提正职的最后一年,我想明年春天就退到人大政协哪怕去干一个副职,让宣县长他们这些三十几岁的年轻同志放手干,你能不能给我跟宣县长说一说。”
黄以恒不会不知道郑天良是在故意撂挑子试探自己,但他不直接说出来,而是太极推手一样地跟郑天良闲聊:“即使我同意,宣中阳也不会同意的,而且我根本就不同意,宣中阳这样的年轻同志如果没有你们这些老同志的支持,没有你们的传帮带,是很难开创新局面的。”
郑天良说:“我到人大政协后,一样地支持宣县长的工作,你可以去问一问宣县长,这两年我是真心诚意地支持他的工作的,毕竟我也快到知天命的年纪了,再也不会像三十几岁的时候那么冒失了。”
黄以恒看郑天良存心要他给予实质性的承诺,他就跟上一次一样地含糊地说:“你的事无论是从公还是从私的角度,我一直是很关心的,这一点我上次跟你说得很清楚,要等机会。中国能干的人很多,但领导岗位却很少,谁上谁不上,因素也很复杂,不是哪一个人也就能说了算的,所以我们都要有平常心,你说是不是?”
黄以恒等于是告诉郑天良机会还是有的,但又说机会来了也不一定就肯定是属于你的,这类似于对一个常年淘金的人说,这地底下肯定有金子,但金子是不是你的还不肯定。郑天良的心悬在半空七下八下地乱跳着。
但此刻郑天良还是从黄以恒的话里隐约感觉到了黄以恒当上市委书记后必将要对自己所说的“等机会”做出必要的回应。市委王书记退下来后,黄以恒已经主持工作四个多月了,全市上下都认定黄以恒接任市委书记是顺理成章的事。
郑天良按照自己的设计开始说第二个话题,他似乎有些平淡地说:“清扬已经调过来了,下个星期就要到市黄淮海开发办报到。来了后,还要请你这个当叔叔的多多关照。”
黄以恒有些惊讶地说:“怎么,清扬已经调过来了?没想到你动作这么快,我给开发办齐主任打个招呼,让他对清扬多关心一下。清扬这孩子我是看着她长大的,聪明漂亮又能干。”
郑天良说:“清扬要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批评她打她骂她都行,就算代我管一管她了。”
黄以恒说:“这我可不敢,但有一点我会做到的,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加餐,钱萍非常喜欢清扬,她在我面前说过好多次了,说想让清扬当儿媳妇。”
郑天良心里一阵激动,他没想到黄以恒已经将话题挑明了,这等于是两个父亲在公开谈儿女婚姻了,这种联姻将会使许多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起来,郑天良甚至觉得前面谈五十岁的话题完全是多此一举的。于是,郑天良就省略了许多必要的铺垫,将这件事定位在既成的事实上开始表态了:“两个孩子从小一起长大,也算是青梅竹马了,周玉英跟钱萍多少年的姐妹了,她们没事就通电话。钱萍跟周玉英也提起过这个事,我是完全赞同的,就怕高攀不上。”
黄以恒说:“这是哪里话,我们是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说这话就太重了。”
黄以恒虽然说了钱萍的态度,但自己并没直接表态,郑天良却主动表了态,他有点担心清扬跟吴颢的关系断不掉,但他相信清扬到市里来工作后,如果黄以恒打招呼能给她提个副科级干部,再让建群多跟她接近,清扬的感情立场是会转变的。
郑天良有些关心起未来的女婿了,他问黄以恒:“建群最近工作还好吧,这个孩子天赋很好,当信贷部主任是绰绰有余的。”
黄以恒吐出嘴里的烟雾,烟雾笼罩着昏黄的灯光,屋里到处弥漫着呛人的烟味,他看着墙上的一幅劣质山水画,语气平静地说:“上次我好像也跟你提到过,建群的学历太低,所以她在美国的姑姑就建议他到国外去留学。上星期刚走,到美国一个叫什么亚历桑那大学去读金融了,我希望他能回国,可她姑姑坚决不同意,建群也不想回国,他说还是在国外发展好一些。为这事我跟他们闹得很不愉快,儿大不由娘了,随他去了。”
郑天良像走在大街上被人平白无故地抽了一耳光,他想找抽他的人,但抽他的人却一点抽的痕迹也没有,因此这就更像自己抽了自己一耳光。郑天良嘴里咬着香烟,海绵烟嘴被他咬断了,他感到屋内的灯光像一层裹尸布一样将他的肉体和灵魂全都裹了起来,只等拉到火葬场火化了。
黄以恒又一次耍了他,而且耍得不动声色不露痕迹,杀人后连现场都没留下。两个月前郑天良问他清扬调市里时,他一口赞同,而就在自己为女儿办调动的同时,黄以恒却以最快的速度将儿子调到了美国,黄以恒明知建群追清扬,明知清扬要调市里,他却装聋作哑,让郑天良调好女儿后在猝不及防中突然一脚踏空。这一闷棍使郑天良彻底熄灭了对黄以恒的最后一丝幻想。
郑天良觉得自己从这天晚上开始,他和黄以恒的关系以及自己的政治前途已经全部结束了。
第二天回到合安后,郑天良一进家门,周玉英坐在老式吊扇下哭得无比伤心,他以为周玉英接到了钱萍的电话后受到了伤害和刺激,但郑天良要保持住镇静,他要劝自己的妻子:不是我们向黄家送女儿的,而是黄家的儿子追我们家女儿的,我们没有失去什么。
周玉英见郑天良进来后,拿起桌上的调令和一封信交给郑天良。
郑清扬已经在昨天不辞而别地离家出走了,留下的一封信上写着:
爸爸:
请原谅女儿的不辞而别。我和吴颢已经去南方了,具体去什么地方,我暂时不会告诉你,但请你相信,你的女儿已经长大了。
爸爸,我不愿意你为我安排一条铺满了阳光和金钱的道路,更不愿意让你包办我个人的婚姻,你丝毫不顾我的感情,一再地违背我个人的意志,我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下,只能采取这种逃婚的方式来反抗你的专制。
人是有尊严的,我不能过没有尊严的生活,更不能让任何人随意践踏我的尊严。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尊严的贫穷。爸爸,我感到你变了,你已经不是我心目中的爸爸了,你似乎已经忘记自己是一个质朴的农民的儿子,是一条铁骨铮铮的男子汉,你正在以牺牲自己的尊严和女儿的幸福为代价,不择手段地寻找你体面却又苟且的生活,我感到恶心。
我愈来愈强烈地感到,你们这些领导干部们并不打算好好地为人民服务,而是想尽办法让人民来为你们服务,为人民服务只是你们巧取豪夺的一个幌子,那些变味的口号和虚假的表演让我这个二十刚出头的孩子都感到忍无可忍,可你们却在自欺欺人中穿着皇帝的新装招摇过市,以为人民是多么地拥护你们,如果让我有权投票选举县长的话,我首先就不会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你,因为你连做人的起码原则都愿意放弃,还能指望你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看看今天成群结队的腐败分子们,当他们被撕开伪装后,哪一个不是男盗女娼鸡鸣狗盗之徒,而我们的人民却把振兴的希望和下岗再就业的信心寄托在这些道貌岸然者空洞的讲话中。我真希望我的爸爸不要再往头上搽太多的摩丝来保持发型的正经,而应该扪心自问是否有愧于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对你们寄予的神圣而庄严的期待。
爸爸,我和吴颢会以自己诚实的劳动养活自己,不要为我担心,我却是每天都在为你担心。我不知道自己这些过激的话能否刺激你已经渐渐麻木的灵魂,照顾好妈妈,少在外面鬼混,我一闻到你回来的酒气,我就想哭,哭我的爸爸醉生梦死地当官,当官如果不能为老百姓说话办事,还不如回到老家种地去,可老百姓对你们这些人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还想说,但我已经没有时间写了,吴颢正在车站等我。
再见了,爸爸!
女儿:郑清扬
郑天良捧着信,手指缝里夹着的香烟掉到了地上。他望着屋外猛烈的阳光发呆,他从女儿的信里得到的与其说是一种背叛的愤怒,还不如说是一种自己从仕途到家庭的全方位的失败,这种失败将他钉在这个夏天的上午,让他面对着万劫不复的深渊。
有一阵闷热的风从院子里吹过,墙外高大的梧桐树上有一片叶子飘进了院子里。郑天良下意识地走出屋外,弯腰捡起这片提前坠落的叶子,叶子青黄不接,上面有一些来路不明的虫眼,他仰头望了一眼天空,天空很安静地弯曲在头顶上方,他觉得夏天已经剩下不多的日子了。
郑天良从市里回来后就像提前落在他家院子里的那片梧桐树叶,看起来是青的,但实际上又是黄的,这种不伦不类的色彩正是他此刻的心情。
县委常委会上,郑天良慷慨陈词地说自己负责的四个乡镇五百二十吨啤酒在月底前全部落实到位,年底资金回笼毫无问题。宣中阳说如果哪个乡有难度,我亲自出马,但首先是分片的县领导要先下去,到各个乡镇去进行具体指导和调度,工作不能流于表面,要落到实处,这是目前县里的中心工作。会上还讨论了工业区企业合资合作的基本政策,宣中阳说县直三十多家中小企业都已经完全放开了,但工业区由县里控股的原则不能动摇,对于缫丝厂转让股权中江苏客商坚持私人控股,宣中阳要田来有副县长再去谈判,哪怕由对方持股百分之四十九都行,但绝不能控股。田来有说已经谈四个多月了,对方决不让步。郑天良说我们一年免税三年减税,这种优惠政策在外地是根本不可能有的,连外资独资企业也享受不到,只要工作做细做透做扎实,完全是可以谈成功的。
郑天良等于是将了田来有一军。从会上的情况来看,郑天良发现黄以恒并没有跟宣中阳提起过工业区可以由外来资金控股的事,黄以恒在他的房间说的那些话显然是试探郑天良的真实态度,郑天良发现自己差点又中了黄以恒的圈套,好在自己嗅出了黄以恒的心思,才没有说出出卖主权的话。工业区是黄以恒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如果都卖了,就等于卖掉了黄以恒的政绩与形象。郑天良对此成竹在胸。
开完会,郑天良并没有到乡镇去,他到红磨坊去了。这次毁灭性的打击后,郑天良政治进取心全面崩溃,但经过这么年的官场锤炼和摔打,他已经有了应付时局的经验,即调子要高唱,步子要低走;表态要坚决,行动要迟疑;面子要给足,里子要掏空。他绝不相信五千吨啤酒像五千吨自来水一样好卖,他觉得好戏还在后头。
郑天良说最近我有点累,想休息休息,赵全福看郑天良情绪不高,就问他要不要到三楼洗个澡,郑天良说算了不洗了,于是郑天良就在二楼开了一个套间让郑天良休息,吃过饭后赵全福说他要出差去山东,他将套房的钥匙给他,说:“你想住几天就住几天,吃饭我已经跟楼下打好了招呼,送到房间也行。”
郑天良接过钥匙说:“谢谢你,老赵,我想一个人呆在这里思考一些问题,就叫他们随便给我送点饭就行了。”
赵全福走后,郑天良关了手机,一个人在房间里睡到傍晚才起床。他起床后,穿一身睡衣,打开窗帘,看西边太阳已经落山了,血红的晚霞铺满了天空,他一支烟还没抽完,暮霭就在天边悄悄地漫上来,很快黑暗像潮水一样地淹没了县城。红磨坊里非常安静,没有一点声音,郑天良拉上窗帘,打开灯,独自一人躺在会客厅的沙发里抽烟,电视里正在播放动画片,猫跟老鼠在一起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地在一起喝酒。
手机刚打开,铃声就响了,一接电话,是东店乡党委书记陈凤山打来的,陈凤山在实验区撤销后,当了几年王桥集乡党委书记,三年前又调到东店乡任党委书记,这个十几年都提拨不了的乡党委书记资格老脾气大,工作上革命热情严重衰退,郑天良想起陈凤山心里稍有宽慰,这官场就像买彩票摸奖,有规则但没有规律,你以为自己很能干,但能干的不一定能提拨;你不认为自己能干,但提拨了你也就能干了。
陈凤山在电话里一通牢骚:“郑县长,你负责我们乡的啤酒分销指导工作,我打了一下午电话你都关机,到哪儿去了?你不来,反正我推销不掉啤酒。老百姓只喝白酒,死活不愿喝啤酒,都说啤酒不是酒,你叫我怎么办?”
郑天良说:“我身体不好,正在医院吊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