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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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的那本《陈布雷传》,说:“《敌乎?友乎?》一文发表后,日本军阀不仅不听,反而变本加厉扩张。次年1月27日,蒋介石对日本记者谈话:中国不愿世界有战争,解决中日问题,应以道德与信义为基础。可是日本方面根本不理睬他送过去的秋波,反而在华北不断扰乱,制造事件。”'5'这是一种“习惯性瞎说”。在叙述阐释中国现代史时(当然不仅仅在此时),这种“习惯性瞎说”的现象极其严重。《敌乎?友乎?》的发表,还是在日本产生了很大反响的。黄仁宇《日记》中说:“不久对方日本即看清此文最低限度为蒋介石授意所作,于是各刊物翻译转载,一时展开了和平谈判的空气。”而蒋氏在1935年3月1日的日记中则说:“(《敌乎?友乎?》)表明对日外交方针与态度,实为余政治生活中之一大重要事项。国民已有谅解,并多赞成,一月之间外交形势大变,欧美亦受影响,自信所谋不误。”(黄仁宇《日记》第101页)蒋氏策划此文,仍然意在缓兵,仍然是为中国争取时间。而他认为此举是“所谋不误”的“政治生活中之一大重要事项”,则意味着此文之发表,对为国家争取时间起了积极作用。
三
“九·一八”事件后,蒋介石就有这样两种明确的意识:一、中日之间的一场较量不可避免;二、中国目前还远不是日本对手,暂时必须隐忍退让,卧薪尝胆以发展自己。若问蒋氏打算以多长时间做准备,从日记中看,是10年左右。1936年9月26日的日记中,蒋氏写道:“三年之内,倭寇不能灭亡中国,则我何患其强迫,但此时尚不可不隐忍耳。”1936年10月12日,蒋氏观看空军表演轰炸战术后,在日记中写道:“空军成绩渐着(著),以三年之精神与夫人之协助(引按:宋美龄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而得有今日之成绩。五年之内期赶上倭国空军,则可以保我国家安全矣。”(两则日记均见黄仁宇《日记》第119页)。此时距“九·一八”整五年。蒋氏在为取得的成绩欣喜之同时,希望还有三五年时间供他准备。——尽管很快发生的“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使他的希望成了泡影。
让我们回到鲁迅。其实,“九·一八”之后,在对中国抗战局势的评估上,鲁迅是与蒋介石一样悲观的。“九·一八”之后不久的10月7日,蒋氏在日记中写道: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见黄仁宇《日记》第90页)
这番话,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蒋氏一开始就做好了万不得已时效法史可法的准备,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他对当时民众的精神状态是并不满意的,举国若狂的抗日热情,并不让他感是一种“可恃”之力。而这后一方面,与鲁迅极为相似。“九·一八”之后,鲁迅多次对社会上的“抗日秀”予以嘲讽、抨击。例如,1931年11月20日,鲁迅发表了《宣传与做戏》(见《二心集》)一文,将社会上的种种抗日姿态,称为“做戏”:“离前敌很远的将军,他偏要大打电报,说要‘为国前驱’。连体操班也不愿意上的学生少爷,他偏要穿上军装,说是‘灭此朝食’。”1932年1月20日发表的《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见《二心集》)一文,则对上海滩上的“青年援马团”做了极其辛辣的讽刺。当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起而抵抗日军后,上海的一些青年组成了“青年援马团”,声称要到黑龙江去援助马占山。鲁迅称他们为中国式的“堂·吉诃德”:“这以后中国式的‘堂·吉诃德’的出现,是‘青年援马团’。不是兵,他们偏要上战场;政府要诉诸国联,他们偏要自己动手;政府不准去,他们偏要去;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北方是冷的,他们偏只穿件夹袄;打仗的时候,兵器是顶要紧的,他们偏只着重精神。这一切等等,确是十分‘堂·吉诃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所以他只是一个,他们是一团;送他的是嘲笑,送他们是欢呼;迎他的是诧异,而迎他们的也是欢呼;他驻扎在深山中,他们驻扎在真茹镇;他在磨房里打风磨,他们在常州玩梳箆,又见美女,何幸如之(见十二月《申报》《自由谈》)。其苦乐之不同,有如此者,呜呼!”鲁迅在这里,既批判了做戏的“援马团”,也批判了以“欢呼”迎送“援马团”的民众。是民众和“援马团”共“做”了一场“抗日戏”。鲁迅所看到的,蒋介石也“默察”到了,二人可谓“所见略同”。也正因为目睹了此种现状,蒋氏才有1931年10月7日日记中的慨叹,才有“无可恃也”之感,才下决心隐忍退让,积极准备。至于鲁迅为何明明知道中国并没有对抗日本的力量,却又一再谴责政府的“不抵抗”,那是鲁迅研究中的课题,姑且不论。
蒋介石原想以十年左右时间完成基本的抗战准备,然后奋起与日较量。但同胞和“倭寇”都不容他完成这一计划。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使蒋氏的“最后关头”终于到来。在事变次日(7月8日)的日记中,蒋氏写道:“倭寇已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见黄仁宇《日记》第123页)中国在积极准备,这当然瞒不过日本。蒋氏怀疑,日方也迫不及待了。不管怎样,奋起抗战是惟一的选择了。7月16日,蒋氏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呼吁:“战事一起,则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均应抱定为国奋斗之决心,与敌作殊死战。如有中途妥协与丧失尺寸土地者,即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之罪人。军人守土有责,虽战至一兵一枪,亦必与敌抗战到底。”在此之前,蒋氏一再低首下心地对日求和。奋起抗战后,则一心一意要把日方拖垮。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后,倒是日方急于求和。尤其发现汪伪政府并不能发挥他们理想的作用后,日方更急于与蒋氏“和谈”。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则坚决拒绝与日谈判,并且宣布:有敢于言和者,“以汉奸罪论处,杀无赦”。
蒋氏的准备虽未完成,但毕竟准备了五六年,这样才有1937年8月13日开始、历时三个月的“淞沪抗战”,才有1938年4月的台儿庄大捷,才能在开战一年多后即与日军“相持”起来。没有此前五六年的准备,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和抗战的亲历者黄仁宇才对蒋氏有这样的评说:“很少人能想及,即使蒋氏自己也可能未曾料及,自‘九·一八事件’至卢沟桥抗战的五年九个余月的时间,也是他一生对祖国最有贡献的一段时间。其贡献的方式不是战胜取攻,而是忍辱负重。但是此中情形至今尚少为人洞悉。”(《日记》第91页)
但也正因为基本准备都未能完成,八年之间,蒋氏实在是苦苦支撑,其中之酸辛,有常人难以想象者。黄仁宇在《日记》中说到,由于政令并未实质性地统一,“蒋在各省抽调部队,以个人磋商激劝之方式行之”(第145页)。作为最高统帅,蒋氏给各路诸侯下“命令”时,往往称对方为“兄”,有时甚至以“弟”自署,全是相商口气,甚至让人感到是在请求、恳求、哀求,仿佛抗战是蒋家盖房子一类私事,蒋氏在求朋友帮忙。军费和装备上的窘迫,则是每日每时地存在着。黄仁宇在《日记》中回忆说:“回忆此时我为少尉排长,月薪四十二元,制服自备。但在云南驻地村镇街头吃一碗面即法币三元,是以军中待遇已与无给制相去不远。当地土匪出价收买我们的轻机关枪,每挺七千元,是为我们一个上等兵四十年之薪饷。若干部队长晚间将枪械加链条锁在枪架上,以防士兵携械潜逃。”(第180页)在武器装备上,国军与日寇,相差也是不可以道里计。若单从此点着眼,甚至可以说,这不是两个国家在打仗,而是两个时代在拼杀。黄仁宇《日记》中说到,抗战期间,“国军兵工厂最多每月生产步枪子弹一千五百万发,平均每兵只分得四发。”(第176页)也就是说,每个士兵每月只能打四枪。蒋氏自己,则往往连军需方面的琐事都要亲自过问。1937年9月24日,淞沪战事正紧张时,蒋氏致信宋子文,请宋准备40万只麻袋,“交南市朱逸民五万只,南翔第六师转陈辞修(引按:即陈诚)五万只,其余三十万只皆运苏州交顾墨三(引按:即顾祝同)兄可也。”(第145页)麻袋当是用于填塞泥沙以筑战壕,而此等事竟要最高统帅亲自筹划,在人类战争史上也属奇事。——汪精卫正是看到此种状况而发出“此仗如何能打下去”的哀叹,并决心投敌。蒋介石则硬着头皮撑了八年。
在1935年8月21日的日记中,蒋氏对局势做了七点估计:“(一)对中国思不战而屈。(二)对华只能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奸,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三)最后用兵进攻。(四)中国抵抗。(五)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六)倭国内乱革命。(七)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见黄仁宇《日记》第119页)其实,在此前的《敌乎?友乎?》一文中,蒋氏已授意陈布雷将此种估计做了表达。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氏的预言,除第六条外,其余六条一一应验。
2008年2月6日凌晨,旧历大年三十
'1'《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504页。
'2'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80页。
'3'王泰栋:《陈布雷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09页。
'4'王彦民:《徐树铮传》,黄山书社1993年12月版,第10页。
'5'王泰栋:《陈布雷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10页。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制度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发表《定都南京宣言》。在定都典礼上,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接印。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五院组成。在10月8日召开的中常会第172次会议上,改组了国民政府,正式组建了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