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历史在民间-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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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当时没有跪下去愤然离开的青年工长，是个有头脑有己见的青年。他到了市工会。于是市工会的同志听了他的汇报，联合市“外资办”抑或“合资办”的同志，对此事件进行调查。
在调查中，那韩国女人胡搅蛮缠地说：“不错，我打骂过中国工人，但那是出于对他们的爱心。”
随行记者问：“在韩国，你们是不是也以同样的爱心对待你们的工人呢？”
答曰：“是的。我的做法，在我们韩国很正常。不值得你们这样大惊小怪。”
不但胡搅蛮缠，还振振有词，理直气壮，毫无知错悔改的意思。
调查组刚离去，她就对工人们扬言：“有什么了不起，顶多不过罚款！他们要罚多少，给就是了！可我照样是你们的老板！谁不服从我的管教，照样得给我立刻滚蛋！……”
还说：“你们中国人，就配这样管教！”
那青年工长，一回到车间，却立刻受到了十几个人的围攻和威胁。
他们骂他：“没良心的东西！老板给你工作的机会，提拔你当工长，你不站在老板一边，还敢去告老板！你纯粹是找不自在了！”他们当然也是中国人。
我不能判定他们是不是那韩国女人豢养的“恶奴”、“狗腿子”之类，因报道中没这么写。尽管报道中没这么写，却丝毫也不妨碍我的头脑如此推测。
那青年工长当然落了个即刻被开除的下场。
他索要他加班加点了那么多时日的工钱。
那韩国女人断然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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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你爱到哪儿告到哪儿告去！所有的中国工人都不给，凭什么我要单单给你？难道凭你告我这一条？”
那青年工长只得又去找有关方面。
在以后的半个月里，我一直十分关注南方各报，但再也没发现关于那一事件的报道。我被邀在某大学举办“文学讲座”时，曾动声动色地谈到过这一事件。记得我当时说了如下的话：“倘当代的中国作家，以为发生在中国的诸如此类的事件，是与作家的头脑毫不搭界的，倘他的目光对诸如此类的事件拒绝关注，那么他对中国的当代感觉一定是相当麻木的了。身在中国，既对中国的当代感觉相当麻木，那创作也注定缺少了当代的‘中国特色’，不被当代的中国人太关注，则便怪不得当代的中国人‘不识货’，水准太低了。因为在当代的中国人，只将所谓‘纯粹的文学’享作精神‘化妆品系列’的，毕竟实在是‘一小撮’罢了……”
我知道我当时讲得多么动声动色。
我知道在那一双双目光迟钝而又冷漠的眼里，我当时显得有多么滑稽可笑。
是的。我不是白痴。我知道的，内心里清清楚楚地知道，但还是忍不住当众“自言自语”。
那除了是我的“自言自语”，不再是别的什么。
有人递给我条子。上面写的是——“梁晓声，讲点儿别的。莫再扯这些离题万里、毫无意思的。讲点儿能逗大家开心的、有意思的！……”
我读了上面的话。
于是一片掌声。
于是我明白，他们是早就听得不耐烦了。
然而在掌声中，我困惑极了。一时不知所措。样子不但滑稽可笑，而且愚蠢可怜了。因为我实在不晓得怎么才能逗他们开心。如果我是喜剧演员，或马戏小丑，我会为他们展示自己“搞笑”才华的。但我不是啊！我既不晓得怎么逗他们开心，也不明白他们所认为的“有意思”的事，究竟是些什么事……
回到家里，我铺开了稿纸，拿起了笔。
我想，得有中国人为我们的一百多位同胞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啊！尽管他们是那么地不争，但毕竟是我们的同胞。他们的不争，他们的软弱，并非我的头脑难以理解的。说到底，他们忍气吞声，畏如驯奴，还不是因为不想丢掉那一份工作吗？
于是我写了。题目和此篇一致。写罢，便与另一篇文章《知识和女性》一并寄给了《武汉晚报》的周忠良兄。
我在文章中，直斥那韩国女人为“婊子”，并且我白纸黑字写着——我不是法盲。我知道“婊子”二字，对于女人是极大的人格侮辱。我明白我是在侮辱她，也准备好了承担这一后果的法律责任。但我并非一个以公然侮辱女人为能事、为快事的流氓文痞。我斥她为“婊子”，乃因她在我们中国，首先侮辱了我的一百多位同胞。不但侮辱了他们，也无情地摧残了他们的唯一的资本——身体健康。一个月无偿加班加点二百五十多小时，一个星期内连续工作只获准休息五六小时，这不意味着是一种无情的凶狠的摧残吗？她必得为这一种摧残，包赔我的同胞们的“唯一资本”的巨大损失！由于她所公然侮辱的中国人数众多，那么我认为量变已经构成了质变。她实际上已经侮辱了我的国，侮辱了我国的法——起码是《劳动法》，当然也便等于间接地侮辱了我。除非她首先向我的一百多位同胞公开道歉，其次向我的国及我本人道歉，否则我虽侮辱了她也要拒绝向她道歉！如果她和我上法庭打官司，我奉陪到底。
《知识和女性》很快便见报了。
《伤心一跪》却如泥牛入海。
大约一个月后，我在某报上发现对那一事件的又一次报道——很短，很不显眼的位置。大意是“事件”已获“妥善”处理，那韩国女人终于肯向一百多位中国职工表示歉意了。是公开在报上“表示”的，还是仅仅在他们面前说了几句“歉意”的话，报道中未提。我想肯定的是后一种“表示”。也许那报道本身，就算替她“公开表示”了吧？
至于那被开除的青年工长，报道中也未提。想必是“开除没商量”。
于是我不禁又作如是想——有关方面得到的是罚款，一百多位工人得到的是“歉意的表示”，韩国女人依然是颐指气使的老板……
的确不失为最“妥善”的处理方式。
但我总觉得，在这一过程中媒体的暧昧的一片沉默，意味着中国和我们中国人，丢失了什么。甚至意味着，变相地放弃了什么似的。也许，中国和我们自己，都在不知不觉之中开始习惯的太多了。也许，过不了多久，也就再没有什么事情和事件，值得我们稍微地震惊了。而居然仍保持着震惊本能的人，则理所当然地显得少见多怪，显得滑稽可笑，甚至愚不可及了。
我于是便想到了我那篇不知下落的文章。据我所知，它曾在各报社间转来转去，却至今没有转回我手中。仿佛一条劣种的狗，不识家，又不讨人喜欢，大概被视作危险的犬类灭掉了。
我想，它没见诸报端，也好。起码对于我自己，（。电子书）未尝不是一件幸事。
倘果然发表了，谁能保证，不引发一场将完全把我吸卷进去难以自拔的风波呢？
真的上法庭，那韩国女人，说不定会从韩国搬请来中国一位大律师吧？就是在我们中国本土，拍出五万十万乃至更多的金钱“招标”，前去竞标的我的同胞，亦即我们中国的一流律师，想必也一定不会在少数的吧？
那将会怎样呢？我原本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和精神准备，打算与一名韩国女人对辩公堂，而结果却是与我的同胞们唇枪舌剑起来的话，我想我肯定又会困惑至极，迷惘至极、不知所措至极的。
倘一百多位曾下跪在那韩国女人面前的我的同胞们，异口同声地做证，他们的老板，已然向他们“表示”了“歉意”，而他们对此又十分满意，我将在我们中国的法庭上，面对我们中国的法官们，陷于何种尴尬无援的孤家寡人的境地呢？似乎也只有向那韩国女人赔礼道歉，给予名义方面的精神损失之补偿吧？
那么一来，我的下场，不是将比那被“开除没商量”的青年王长更不如么？
倘那韩国女人再出一大笔钱，全国许多报纸，包括电台和电视台，一定会对作家梁晓声因侮辱他人之人格罪而败诉给一名韩国女人的新闻大加报道吧？那么全国许许多多的二流三流报纸，一个时期又将多了足可炒卖的花边新闻之“热点”吧？
我想，那韩国女人驾驭一百多位受她严重侮辱的我的同胞，转而站在她的立场上，按照她的指示做证，也许非是什么难事吧？她背依的是一家公司，钱是大大地有的。她只要答应每月给我的同胞们增加十几元工资，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对我“反戈一击”的吧？
而当地政府若参与对我联合起诉，指控我干扰了地方“改革开放，吸引外资”的大好形势，我不是罪加一等，有口难辩，有理难胜，真真的自找没趣，如同小丑一个了吗？
想到这些，我竟不免万般地替自己感到庆幸了！
我的此一篇文章，其实只不过是对我的前一篇文章的祭悼啊！
跪已成为事件，事件已成为小事一桩。并且，不是已被悄悄地“妥善”处理了吗？那么我的伤心，岂非实在是太自作多情，枉自冲动，白白地浪费情绪了吗？
只不过还常常无端地念及那唯一当时没有跪下，却被坚决地开除了的青年工长的去踪。也不知他现在的境况如何？是否后悔自己当时没有和自己的一百多位同胞一样，索性双膝一软，一块儿随着跪下去……
我衷心地祈祝他目前并非处在失业的不幸状况之下。
三、弄潮儿与蛮干者并存的中国——同代人备忘录
（一）弄潮儿与蛮干者
改革不惟是人改造时代的举动，亦是时代改造人的措施。对时代而言，人其实只分为四类——推动它的、顺应它的、抗拒它的或被它甩弃的。推动它的不仅有普罗米修斯，而且有“威尼斯商人”——他们是时代巨乘的两排轮子，时代从来不是独轨列车。
结束旧时代的是英雄，抗拒新时代的是疯子，置身于二者之间的是理想主义者。时代派生出英雄和疯子的数量大致相等，而理想主义者的数量从不曾超过前两者的总和。
理想主义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赞美玫瑰却道“倘无刺多好！”理想主义者是任何时代都曾有过的仅供欣赏的副产品。
被时代所甩弃的常常是将自己完全典当给了昨天，并且彻底丧失了赎回自己愿望的人。时代甩弃他们如同旅者毫不犹豫地丢掉穿烂了的鞋。
恰恰相反，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甩弃那些懂得最充分地利用它的人——哪怕他们是些极其贪婪的人。牛尾甩得再频繁也驱赶不尽企图叮住它噬血的牛蝇。
改革不是集体春游或观光，其过程中乐趣必然少于浮躁。
于动物界，未来将在许多方面与过去相同。千年前的蜂巢与今天的蜂巢构筑得同样完美，千年后的蜜蜂也许还要构筑同样的六边形。而于人类，未来将在许多方面与过去不同。尽管人的寿命比蜜蜂的寿命要长久许多倍，但人绝不甘心连续三代构筑同样的东西。所以人有历史，而蜜蜂只有传统。
在时代和时代之间，我们看到一批又一批被转折的骤力夹扁了的身躯。
愿未来的人们研究这样的“标本”时，发现可归类于我的同代人的，比我今天预测的要少。
鲸的巨大身躯直竖于海面，然后猛烈地拍击下去，这一壮观的情形酷似时代的转折，于是某些吸附生物无着无落，甚至肢残甲碎。
之后鲸泅向更广阔的海域。
故此篇是为你作，是为他作，是为她作，是为己作，是为我们大家作的一次反省。
人：给我公平！
时代：那是什么？
人：和别人一样的一切！
时代：你曾和哪些“别人”一样？
寒冷。
疏星冻在天。枭鸟僵于树。前无村，后无店。公路两旁的原野，屏息敛气地寂静着。严寒酷冷在寂静中企图将从天到地之间的一切冻脆。那些树的秃枝像世界被剥了皮的裸露的神经，并且是被冻死了印在夜的凛冽的底片上。那只枭鸟仿佛已在树上僵栖一万年了，一万年里不曾舒过脚爪，也不曾发过一声枭叫，一万年里绿眼圆睁。
“吴振海，老子捅了你！”
“别乱来！别……”
“你他妈的放开我！我今天非捅了他不可！……”
人的激吼声充满绝望。
猫头鹰俯瞰，绿眼闪烁着幸灾乐祸。
西北风啸过，仿佛有一队士兵整齐地吹了一阵口哨。
树皮冻裂之响可闻。
世界的神经瑟抖不止。
北方冬季最寒冷的那一夜并不曾使多少人感受到，也不曾使多少人留下特殊的记忆，那一时刻你、我、他、她都在拥被酣睡。严寒在夜里仅对极少数人和动物构成威胁。
那一年是一九九八年。哈双（哈尔滨—双鸭山）公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