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世界风云人物-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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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１９７９年２月２日）傍晚６时，当邓小平从下榻的宾馆到一楼大厅准备出门乘车赴会时，却发生了一件有惊无险的事件。当时中国的警卫人员走在邓小平的前面和两侧，后面几米远的地方跟着美方的安全警卫凯利。据时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的凌云先生在回忆录《我随邓小平出访美国》中回忆说：“我的位置就在凯利的后面。突然有一个人插到凯利的前面，奔向邓小平，只见凯利急步抢上前去，胳膊一挥把那人击倒，在附近的警卫人员一拥而上把人捉住了。邓小平在我方警卫人员的护卫下安然出门上车走了。”后来据美方告之，这个被逮捕了的人是美国最老的恐怖组织三Ｋ党的党徒，名叫路易·比姆。但他们究竟想干什么，美方没有透露。
与此同时，当哈默携夫人弗朗西斯驱车来到竞技场时，发现到处都布满了安全警卫和特工，出入都是双层关卡验证。在第一道入口处就站着女警卫，查对进入的宾客名单。
哈默走上前去，通报了自己的姓名。还算不错，这个女警卫竟然知道他的大名，于是就很客气地在客人名单上上上下下地寻找起来。因为认识他这位石油大亨，女警卫在查找时就显得特别的认真。可是，最后，她还是用一种十分关切的口吻说：“嗯，很抱歉，哈默博士，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
“没有我的名字？”哈默显得有些尴尬，他觉得这可能是对苏态度强硬的布热津斯基干的事情，便十分镇静地说，“没关系，这显然是出了差错。宴会本身在哪儿举行呢？”
“就在里面的俱乐部。”女警卫回答说。
“那我的名字肯定在里面的名单上。”哈默说。
女警卫想了想，还是终于放他和夫人进去了。
过了第一道关卡，他们来到俱乐部门口，一个魁梧的特工守在这里。哈默仍然客气地通报了自己的姓名，然后笑着说：“我的名字在大门口的名单上被错误地漏掉了。门口那位姑娘说，肯定在俱乐部里面的名单上。”
特工打量了已经是满头银发８０多岁的哈默夫妇几眼，说：“你们可以进去核对一下名单，但是如果没有你们的名字，你们就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哈默夫妇很顺利地走进了俱乐部。拿着宴会总名单的主管女士，认真仔细地把名单看了一遍，然后失望地跟哈默摇了摇头说：“对不起，哈默博士，这名单上没有您的名字。”
哈默说：“那我可不可以看一下名单？”
于是，这位女士将名单递给了哈默。哈默顺着名单上的名字往下看，一直看到罗伯特·麦吉这个名字时，哈默高兴地叫了起来：“啊！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哈默指着名单上的这个名字说，“罗伯特·麦吉是我们公司华盛顿办事处的一名高级执事，是他同白宫安排我来这里出席宴会的。我的票肯定也是错误地以他的名字发出来的。”
“噢，”那位女士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原来是这么回事。好了，您的座位在５号桌。”
哈默聪明地耍了一个花招，就这么混进了宴会大厅。他携着夫人朝５号桌走去。宴会厅里的人越来越多，很快就坐满了，５号桌上已经坐上了真正的罗伯特·麦吉先生和夫人。尽管他们不认识，但还是作了自我介绍。
这时，夫人弗朗西斯显得有些担心地说：“亚蒙，我们出去吧。”
哈默说：“不，我不出去。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把我从这里赶出去了。”
哈默夫妇在桌边坐下来，便和麦吉夫妇友好地交谈起来。麦吉先生是一家大石油供应公司的负责人，并且也和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做生意，对哈默的名字是很熟悉的。渐渐地，石油大亨们一个一个地都到齐了，当他们看到哈默时都感到很吃惊，他们非常惊讶地发现，为什么得克萨斯石油巨头们的聚会，会有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不速之客？
这时，主持人宣布大家起来列队欢迎邓小平和中国代表团。在这个特殊的队列中，共站着５０多位总经理，还有他们的夫人。当邓小平带着他的代表团满面春风地走进宴会大厅时，掌声四起。哈默后来是这么回忆他和邓小平第一次见面的：
他身材矮小，脸上一直闪烁着动人的微笑。一名翻译陪着他，依次把每位总经理的名字告诉他，并说几句介绍的话。
当他走到我的面前时，邓对翻译说：“你不用给我介绍哈默博士。”然后冲着我笑起来，握着我的手说：“我们都知道你。你是在苏联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列宁的那个人。现在你可要来中国帮助我们呢。”
“我非常愿意，”我回答说，“可是据我了解，你们不允许私人飞机进入中国，而我年纪太大，不乘坐商用飞机。”
“噢。”他说着把手一挥，好像把这个问题扔到一边，“这好办。你只要给我一封电报，告诉我你想什么时候来，我可以作出一切必要的安排。”
欢迎仪式结束后，哈默夫妇又回到了“自己的”５号桌。因为每一桌都有一个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与哈默同坐一桌的是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章文晋（后任驻美国大使）。章文晋说：“哈默博士，您不应当坐在这儿，您应当和邓小平副总理坐在一起。”
于是章文晋就拉着哈默的手，将他带到邓小平的桌旁。邓小平就让哈默博士坐在他的身边。而坐在同桌的能源部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无可奈何，只能对哈默冷冷地瞟了几眼。可是哈默并不在乎，他知道，当着邓小平这位中国尊贵的客人的面，谁也没有办法再把他这个能骗过特工混进来的人给赶出去了。
而总统的那位特别贸易代表鲍勃·斯特劳斯因为迟到了一会儿，就坐在附近稍远的一桌，用一种揶揄的表情看着哈默，偷偷地笑了。
据哈默后来回忆，在那次晚餐会上，邓小平和他谈得非常愉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一直通过翻译同我谈话。他想知道我同列宁会面的一切情况，以及我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感受。
他非常敏锐，非常明智，而且，正如我以后发现的，他有着很强的记忆力———每次和我见面他总是确切地记得前一次都讲了些什么。他从不需要笔录或问他的助手，他总是什么都知道。
最后邓领我走到他的包厢，让我坐在他的身边，观看为他举行的专场表演。我们相处得非常惬意。在晚上的活动结束的时候，他再一次非常肯定地重申了他的邀请。我告诉他，我一旦拟定好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并搭起一个经理班子，我就到北京和他见面。
经过多次书信联系。仅在短短的两个月后，哈默博士乘坐他的私人飞机降落在北京。
邓小平和哈默在中国的土地上握手了。经过多方认真会谈，这次哈默与中国方面签订了包括石油勘探、煤矿开采、杂交稻种和化学肥料等方面的初步协议，开始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计划。
第四部分美国石油大亨与“东方小个子”的握手——邓小平和哈默（2）
□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５日，邓小平与哈默第三次见面。邓小平祝贺哈默与中国正式签署平朔煤矿合作协议。邓小平说：“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哈默对邓小平说他要“常驻”中国“在这里督阵”，并说：“现在是一个历史关键时刻，我们的合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会后哈默对记者说，他对中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哈默作为首批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家，他先后在中国进行了多方面的经济技术合作。在当时中外合资经营的所有经济项目中，平朔煤矿是最大的一个。这个合作项目也是哈默在中国投资最大的一个项目。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４日，中美双方关于开发平朔煤矿的协议书正式签订了。这是哈默继１９８１年７月３日访问中国之后，第三次来到中国。
这个项目的合作方式是契约式经营，计划合作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２０年。由双方共同投资，共担风险。投资总额高达５．５亿美元，这在当年的中国的确是个不小的数字。美方的岛溪公司负责三年完成基本建设，计划１９８５年出煤，年产原煤１５００万吨。中方负责解决运输问题。日常生产管理，前１０年由美方任正职，中方任副职，随后的１０年由中方任正职，美方任副职。如果第一阶段合作成功，再商谈第二阶段的合作。
这个合作项目的签订，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意义重大。因为当时中国国内正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和打击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活动。中国的这两项行动引起许多外国朋友和香港、澳门同胞的密切关注，他们担心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改变。而此时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军武的行径，侵犯了中国主权，使中美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美国企业家们也因此担心中美之间的贸易是否也因此受到影响。
而在中国国内，针对哈默的平朔煤矿合作项目，中国煤炭开发总公司曾邀请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就这个合作项目在技术、财务、法律以及综合经济效益等方面的可行性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论证，并向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进行了咨询。最后经过充分的考量，才确定与哈默合作。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哈默的第三次中国之行，平朔煤矿协议的签署，表明了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没有改变，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正因此，哈默的中国之行以及他和邓小平的会见就格外的引人注目。
也就在协议签署的第二天，３月２５日，上午１０点，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门前，第三次接待了这位比他还要大６岁的美国老人。
这是两个老人的第四次见面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邓小平一脸慈祥，神采奕奕地握着哈默的手。
满头银发的哈默笑着对邓小平说：“你气色这么好，身体很健康！”
“你年岁那么大，气色也还这样好！”
“等你活到我这个年纪，你的身体一定比我还要健康！”哈默笑着说。
寒暄之后，宾主双方进入了会谈的正题。
“我遵守诺言，又来了。我们与中国合作开发平朔煤矿的协议书已经签订了。”哈默接着补充说，“我非常感谢邓副主席亲自过问，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使协议书得以很快签了字。”
邓小平说：“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是的。”哈默说，“我希望今后能经常来中国，我要常驻在这里督阵，一直到把煤矿开采出来，运到港口装上船为止。”
邓小平说：“这个我可以帮你解决。”
“现在是一个历史关键时刻，我们的合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哈默说。
邓小平同意哈默的看法。
会见中，哈默还就我国经济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说：“中国应该尽快发展高效的液态肥料，迅速把农业搞上去，这样就可以不再进口粮食，并力争能够有所出口。”
他还说：“我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吃饭问题，一个是能源问题。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都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这两方面的成功，就能帮助第三世界，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会谈中，他表示愿意在化肥、畜牧业等方面与中国发展合作。
他还对邓小平说：“对中国的领导我很放心，你们的事业一定能够成功。”
哈默在随后举行的答谢宴会上，再次表示：“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们的决定与行动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我们认为中国政治上是稳定的，目前中国正在精减政府机构，起用新人，这必将使政府的行政管理更为有效。中国的经济调整，针对国家和人民的需要，重新安排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顺序，把能源和交通运输放到重要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