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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8章

鲁迅-第1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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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上海的小书贾化作蚊子,吸我的一点血,自然是给我物质上的损害无疑,
而我却还没有什么大怨气,因为我知道他们是蚊子,大家也都知道他们是蚊子。我
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
“流言”。即如今年,就有什么“鼓动学潮”呀,“谋做校长”呀,“打落门牙”
〔17〕呀这些话。有一回,竟连现在为我的著作权受损失抱不平的西滢先生也要相
信了,也就在《现代评论》(第二十五期)的照例的《闲话》上发表出来;
  〔18〕它的效力就可想。譬如一个女学生,与其被若干卑劣阴险的文人学士们
暗地里散布些关于品行的谣言,倒不如被土匪抢去一条红围巾——物质。但这种
“流言”,造的是一个人还是多数人?姓甚,名谁?我总是查不出;后来,因为没
有多工夫,也就不再去查考了,仅为便于述说起见,就总称之曰畜生。
  虽然分了类,但不幸这些畜生就杂在人们里,而一样是人头,实际上仍然无从
辨别。所以我就多疑,不大要听人们的说话;又因为无话可说,自己也就不大愿意
做文章。有时候,甚至于连真的义形于色的公话也会觉得古怪,珍奇,于是乎而下
等脾气的“不识抬举”遂告成功,或者会终于不可救药。
  平心想起来,所谓“选家”这一流人物,虽然因为容易联想到明季的制艺的选
家〔19〕的缘故,似乎使人厌闻,但现在倒是应该有几个。这两三年来,无名作家
何尝没有胜于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只是谁也不去理会他,一任他自生自灭。去年,
我曾向DF〔20〕先生提议过,以为该有人搜罗了各处的各种定期刊行物,仔细评量,
选印几本小说集,来绍介于世间;至于已有专集者,则一概不收,“再拜而送之大
门之外”。但这话也不过终于是空话,当时既无定局,后来也大家走散了。我又不
能做这事业,因为我是偏心的。评是非时我总觉得我的熟人对,读作品是异己者的
手腕大概不高明。在我的心里似乎是没有所谓“公平”,在别人里我也没有看见过,
然而还疑心什么地方也许有,因此就不敢做那两样东西了:法官,批评家。
  现在还没有专门的选家时,这事批评家也做得,因为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
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
  譬如菊花如果是佳花,则他的原种不过是黄色的细碎的野菊,俗名“满天星”
的就是。但是,或者是文坛上真没有较好的作品之故罢,也许是一做批评家,眼界
便极高卓,所以我只见到对于青年作家的迎头痛击,冷笑,抹杀,却很少见诱掖奖
劝的意思的批评。有一种所谓“文士”而又似批评家的,则专是一个人的御前侍卫,
托尔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东画西的,就只为一人做屏风。其甚者竟至于一面暗
护此人,一面又中伤他人,却又不明明白白地举出姓名和实证来,但用了含沙射影
的口气,使那人不知道说着自己,却又另用口头宣传以补笔墨所不及,使别人可以
疑心到那人身上去。这不但对于文字,就是女人们的名誉,我今年也看见有用了这
畜生道的方法来毁坏的。古人常说“鬼蜮技俩”,其实世间何尝真有鬼蜮,那所指
点的,不过是这类东西罢了。这类东西当然不在话下,就是只做侍卫的,也不配评
选一言半语,因为这种工作,做的人自以为不偏而其实是偏的也可以,自以为公平
而其实不公平也可以,但总不可“别有用心”于其间的。
  书贾也像别的商人一样,惟利是图;他的出版或发议论的“动机”,谁也知道
他“不纯洁”,决不至于和大学教授的来等量齐观的。但他们除惟利是图之外,别
的倒未必有什么用意,这就是使我反而放心的地方。自然,倘是向来没有受过更奇
特而阴毒的暗箭的福人,那当然即此一点也要感到痛苦。
  这也算一篇作品罢,但还是挤出来的,并非围炉煮茗时中的闲话,临了,便回
上去填作题目,纪实也。
  十一月二十二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七日《语丝》周刊第五十六期。
  〔2〕关于版权和创作动机问题,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
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闲话》里说:“有一种最取巧的窃盗他家的版权。……
鲁迅,郁达夫,叶绍钧,落华生诸先生都各人有自己出版的创作集,现在有人用什
么小说选的名义,把那里的小说部分或全部摽窃了去,自然他们自己书籍的销路大
受影响了。”又说:“一件艺术品的产生,除了纯粹的创造冲动,是不是常常还夹
杂着别的动机?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洁的动机?……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
的各种文艺美术品,我们不能不说它们的产生的动机大都是混杂的。”
  〔3〕“创作冲动”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的《闲话》中说:
“他们有时创造的冲动来时,不工作便吃饭睡觉都不成,可是有时也懒懒的让它过
去了。”又说:“一到创作的时候,真正的艺术家又忘却了一切,他只创造他心灵
中最美最真实的东西,断不肯放低自己的标准,去迎合普通读者的心理。”
  〔4〕狸猫充太子 这是从《宋史·李宸妃传》宋仁宗(赵祯)生母李宸妃不敢
认子的故事演变而来的传说。清代石玉崑编述的公案小说《三侠五义》有这样的情
节:宋真宗无子,刘、李二妃皆怀孕,刘妃为争立皇后,与太监密谋,在李妃生子
时,用一只剥皮的狸猫将小孩换下来。
  〔5〕游戏三昧 佛家语。这里是无挂无碍、泰然游戏的意思。
  〔6〕吕纯阳(798—?) 即吕洞宾,名岩,号纯阳子,相传为唐末京兆(今
陕西长安)人,隐居终南山。民间传说他后来得道成仙,为“八仙”之一。他游戏
人间的故事如“三醉岳阳楼”、“三戏白牡丹”等在民间很流行。
  〔7〕当时有些出版商任意编选作品牟利,编校工作往往十分粗疏,又好妄加评
论。如一九二二年由鲁庄云奇编辑、小说研究社发行的《小说年鉴》,其中收有鲁
迅的《兔和猫》、《鸭的喜剧》等,在评论中竟说《兔和猫》是“进化论的缩写”,
对这篇小说在《晨报副刊》发表时的排校错误不仅未予改正,还添了新的错误,如
将“我说不然”排成“说我不然”等。
  〔8〕“烟士披离纯” 英语 Inspiration 的音译,“灵感”的意思。
  〔9〕“干着种种无聊的事”等语,也见于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
八期的《闲话》:“一个靠教书吃饭而时时想政治活动的人不大会是好教员,一个
靠政治活动吃饭而教几点钟书的人也不大会是好教员……我每看见一般有些天才而
自愿著述终身的朋友在干着种种无聊的事情,只好为著作界的损失一叹了。”
  〔10〕“高头讲章” 在经书正文上端留有较宽空白,刊印讲解文字,这些文
字称为“高头讲章”。后来泛指这类格式的经书。
  〔11〕藏之名山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
  〔12〕《资本论》 马克思(1818—1883)的主要著作,伟大的政治经济学文
献,共三卷。第一卷于一八六七年出版,第二、三卷在他逝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分
别于一八八五年和一八九四年出版。
  〔13〕陀思妥夫斯奇('.X.BEGHESTGOPI,1821—1881) 通译陀思妥耶夫斯
基,俄国作家。《罪与罚》是他的长篇小说,一八八六年出版。
  〔14〕末加(Mokha) 通译穆哈,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海口,著名的咖啡产地。

  〔15〕编译馆 指当时的国立编译馆,由章士钊呈请创办,一九二五年十月成
立。
  〔16〕讨得官僚津贴或银行广告费的“大报” 指《现代评论》。
  《猛进》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二五年十月二日)刊有署名蔚麟的通信:
  “《现代评论》为受了段祺瑞、章士钊的几千块钱,吃着人的嘴软,拿着人的
手软,对于段祺瑞、章士钊的一切胡作非为,绝不敢说半个不字。”又《现代评论》
自第一卷第十六期(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起,每期封底都整面刊登当时金城银行的广告。
  〔17〕“打落门牙”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段祺瑞政府邀请英、美、法
等十二国在北京召开所谓“关税特别会议”,企图与各帝国主义国家成立新的关税
协定。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五万余人当日在天安门集会反对,主张关税自主;赴会
群众曾遭到大批武装警察阻止和殴打,受伤十余人,被捕数人。次日,《社会日报》
等登载不符事实的消息说:“周树人(北大教员)齿受伤,脱落门牙二”(参看
《坟·从胡须说到牙齿》)。
  〔18〕参看本书《并非闲话》及其注〔8〕。
  〔19〕制艺的选家 明代以八股文(制艺)取士,选家就应运而生;他们的八
股文选本所收的大抵都是陈腔滥调之作。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中有对于选家的淋
漓尽致的描写。
  〔20〕DF 指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作家,创造社重要成员之
一。著有短篇小说集《沉沦》、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游记散文集《屐痕
处处》等。他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日给北京《世界日报副刊》编者的信中说:
“前三四年,我在北京,屡次和鲁迅先生谈起,想邀集几个人起来,联合着来翻阅
那些新出版的小刊物,中间有可取的作品,就马上为他们表扬出来,介绍给大家,
可以使许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得着些安慰,而努力去创作,后来以事去北京,此
议就变成了水泡。”


                             并非闲话〔1〕

  凡事无论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觉。
  即如这一回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我因为在那里担任一点钟功课,也就感到震
动,而且就发了几句感慨,登在五月十二的《京报副刊》上〔2〕。自然,自己也明
知道违了“和光同尘”〔3〕的古训了,但我就是这样,并不想以骑墙或阴柔来买人
尊敬。
  三四天之后,忽然接到一本《现代评论》〔4〕十五期,很觉得有些稀奇。这一
期是新印的,第一页上目录已经整齐(初版字有参差处),就证明着至少是再版。
我想:为什么这一期特别卖的多,送的多呢,莫非内容改变了么?翻开初版来,校
勘下去,都一样;不过末叶的金城银行的广告已经杳然,所以一篇《女师大的学潮》
〔5〕就赤条条地露出。我不是也发过议论的么?自然要看一看,原来是赞成杨荫榆
校长的,和我的论调正相反。做的人是“一个女读者”。
  中国原是玩意儿最多的地方,近来又刚闹过什么“琴心是否女士”〔6〕问题,
我于是心血来潮,忽而想:又捣什么鬼,装什么佯了?但我即刻不再想下去,因为
接着就起了别一个念头,想到近来有些人,凡是自己善于在暗中播弄鼓动的,一看
见别人明白质直的言动,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动,是某党,是某系;正如偷汉
的女人的丈夫,总愿意说世人全是忘八,和他相同,他心里才觉舒畅。这种思想是
卑劣的;我太多心了,人们也何至于一定用裙子来做军旗。我就将我的念头打断了。

  此后,风潮还是拖延着,而且展开来,于是有七个教员的宣言〔7〕发表,也登
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报》上,其中的一个是我。
  这回的反响快透了,三十日发行(其实是二十九日已经发卖)的《现代评论》
上,西滢先生〔8〕就在《闲话》的第一段中特地评论。但是,据说宣言是“《闲话》
正要付印的时候”才在报上见到的,所以前半只论学潮,和宣言无涉。后来又做了
三大段,大约是见了宣言之后,这才文思泉涌的罢,可是《闲话》付印的时间,大
概总该颇有些耽误了。但后做而移在前面,也未可知。那么,足见这是一段要紧的
“闲话”。
  《闲话》中说,“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
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所以他只在宣言中摘出
“最精彩的几句”,加上圈子,评为“未免偏袒一方”;而且因为“流言更加传布
得厉害”,遂觉“可惜”,但他说“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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