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第2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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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人，好像吕不韦将孕妇送人，实际上抢得王位……“
我也说句笑话罢，吕不韦〔３〕的行为，就是使一个人“也能怀疑父母”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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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范仲胺（１８９３—１９６９）名文澜，字仲胺，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著有《中国通史简编》等。当时是天津南开大学国文系教授。〔３〕吕不韦（？—前２３５）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今属河南）人。他在赵国邯郸经商时，将自己已经怀孕的舞姬送给在赵国当人质的秦公子异人，生嬴政（即秦始皇）。异入回国后即位，为秦庄襄王，吕不韦任相国。庄襄王死，秦始皇幼年继位，吕不韦以相国执掌朝政，称“仲父”。
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
溯本校不安之状，盖已半载有余，时有隐显，以至现在，其间亦未见学校当局有所反省，竭诚处理，使之消弭，迨五月七日校内讲演时，学生劝校长杨荫榆先生退席后，杨先生乃于饭馆召集教员若干燕饮，继即以评议部〔２〕名义，将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文预科四人理预科一人国文系一人）揭示开除，由是全校然，有坚拒杨先生长校之事变，而杨先生亦遂遍送感言〔３〕，又驰书学生家属，其文甚繁，第观其已经公表者，则大概谆谆以品学二字立言，使不谙此事始末者见之，一若此次风潮，为校长整饬风纪之所致，然品性学业，皆有可征，六人学业，俱非不良，至于品性一端，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以此与开除并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况六人俱为自治会职员，倘非长才，众人何由公举，不满于校长者倘非公意，则开除之后，全校何至然？所罚果当其罪，则本系之两主任〔４〕何至事前并不与闻，继遂相率引退，可知公论尚在人心，曲直早经显见，偏私谬戾之举，究非空言曲说所能掩饰也，同人忝为教员，因知大概，义难默尔，敢布区区，惟关心教育者察焉。
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钱玄同，沈兼士，〔５〕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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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京报》。许广平在她所保存的这一宣言的铅印件旁写有附注：“鲁迅拟稿，针对杨荫榆的《感言》仗义执言，并邀请马裕藻先生转请其他先生连名的宣言。”
〔２〕评议部即评议会。根据《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组织大纲》，学校的领导机构为评议会，由校长、教务主任、总务主任及公选出的十名教授共同组成。
〔３〕指杨荫榆的《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晨报》以《“教育之前途棘矣！”杨荫榆之宣言》为题，曾予刊载。
〔４〕指女师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和代主任黎锦熙。〔５〕马裕藻（１８７８—１９４５）浙江鄞县人，当时是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和国文系主任。沈尹默（１８８３—１９７１），浙江吴兴人，当时是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兼女师大国文系讲师。李泰，河北阳原人，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兼女师大史地系主任。沈兼士（１８８７—１９４５），沈尹默之弟，当时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兼女师大国文系讲师。
复晓真、康嗣群
一 十条罪状
晓真先生：
因为我常见攻击人的传单上所列的罪状，往往是十条，所以这么说，既非法律，也不是我拟的。
十条是什么，则因传单所攻击之人而不同，更无从说起了。
鲁迅。
七月二十日。
二 反对相爱
嗣群先生：
对不起得很，现在发出来函就算更正。
但印错的那一句，从爱看神秘诗文的神秘家看来，实在是很好的。
旅沪记者。
七月廿一日。
给《戏》周刊编者的订正信
编辑先生：
《阿Ｑ正传图》的木刻者，名铁耕〔２〕，今天看见《戏》周刊上误印作“钱耕”，下次希给他改正为感。专此布达，即请撰安
鲁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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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海《中华日报》的《戏》周刊第十九期，原无标题。
《戏》周刊，上海《中华日报》副刊之一，袁梅（袁牧之）主编。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九日创刊。自创刊号起，连载袁梅改编的《阿Ｑ正传》剧本，并从第十六期起陆续刊登鲁迅寄去的十张陈铁耕木刻《阿Ｑ正传图》。
〔２〕铁耕即陈铁耕（１９０６—１９７０），原名陈耀唐，广东兴宁人，木刻家。
给《译文》编者订正的信
编辑先生：
有一点关于误译和误排的，请给我订正一下：一、《译文》第二卷第一期的《表》里，我把Ｇａｎｎｏｖｅ译作“怪物”，后来觉得不妥，在单行本里，便据日本译本改作“头儿”。
现在才知道都不对的，有一个朋友给我查出，说这是源出犹太的话，意思就是“偷儿”，或者译为上海通用话：贼骨头。
二、第六期的《恋歌》里，“虽是我的宝贝”的“虽”字，是“谁”字之误。
三、同篇的一切“”字，都是“槲”字之误；也有人译作“橡”，我因为发音易与制胶皮的“橡皮树”相混，所以避而不用，却不料又因形近，和“”字相混了。
鲁迅。
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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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译文》月刊终刊号（总第十三号），原题《订正》。
更正
编辑先生：
二十一日《自由谈》的《批评家的批评家》第三段末行，“他没有一定的圈子”
是“他须有一定的圈子”之误，乞予更正为幸。
倪朔尔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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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庚子送灶即事
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
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２〕EE
〔１〕本篇录自周作人日记，写于一九○一年二月，署名戛剑生。
旧俗，以夏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为灶神升天的日子，在这一天或前一天祭送灶神，称为“送灶”。
〔２〕黄羊《后汉书。阴识传》：“宣帝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
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
家有黄羊，因以祀之。
自是已后，暴至巨富，……故后常以腊日祀灶而荐黄羊焉。“《康熙会稽志》：绍俗，”祭灶品用糖糕、时果或羊首，取黄羊祭灶之义。“
关于“粗人”
记者先生：
关于大报〔２〕第一本上的“粗人”的讨论，鄙人不才，也想妄参一点末议：
——
一陈先生以《伯兮》一篇为“写粗人”〔３〕，这“粗”字是无所谓通不通的。
因为皮肤，衣服，诗上都没有明言粗不粗，所以我们无从悬揣其为“粗”，也不能断定其颇“细”：这应该暂置于讨论之外。
二“写”字却有些不通了。
应改作“粗人写”，这才文从字顺。
你看诗中称丈夫为伯，自称为我，明是这位太太（不问粗细，姑作此称）自述之词，怎么可以说是“写粗人”呢？也许是诗人代太太立言的，但既然是代，也还是“粗人写”而不可“捣乱”了。
三陈先生又改为“粗疏的美人”，则期期〔４〕以为不通之至，因为这位太太是并不“粗疏”的。
她本有“膏沐”，头发油光，只因老爷出征，这才懒得梳洗，随随便便了。
但她自己是知道的，豫料也许会有学者说她“粗”，所以问一句道：
“谁适为容”呀？你看这是何等精细？而竟被指为“粗疏”，和排错讲义千余条〔５〕的工人同列，岂不冤哉枉哉？不知大雅君子，以为何如？此布，即请记安！
封余谨上十一月一日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上海《大江月刊》第二期“通信”栏。
〔２〕指《大江月刊》，文学刊物，陈望道等编辑。
一九二八年十月创刊于上海。
同年十二月停刊，共出三期。
关于“粗人”的讨论，指章铁民、汪静之对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中认为《诗经。伯兮》是写“粗人”的说法的批评和陈的反驳。
这一讨论，原在上海《暨南周刊》上进行（见该刊一九二八年第三卷第一、二、三、十期）。
《大江月刊》创刊号载有章铁民的《〈伯兮〉问题十讲》一文，介绍了这场争论的经过，并批评了陈钟凡的错误观点和态度。
〔３〕陈先生即陈钟凡，字玄，江苏盐城人。
当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他在给章铁民的信中辩解说：“‘粗人’二字，原意是‘粗疏的美人’”。
（见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暨南周刊》第三卷第二期）又在给汪静之的信中指责说：“我自己的偏见，实在觉得，一说‘粗人’不错，再说‘粗疏的美人’更加不错，不过你和章铁民一不解再不解，一捣乱再捣乱而已。”（见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暨南周刊》第三卷第十期）《伯兮》，《诗经。卫风》的一篇，描写一个女子对于从军远征的丈夫的思念。
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自伯之东，首如飞蓬。
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４〕期期《史记。张丞相列传》：“帝（汉高祖）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之，……而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
‘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
‘“唐代张守节正义：”昌以口吃，每语故重言期期也。“
〔５〕排错讲义千余条陈钟凡在给章铁民的信中说：“拙著仓猝付印，内中错误至多，经我校正约千余条”（见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一日《暨南周刊》第三卷第三期）；又在给汪静之的信中说，这是指“排印的错误”。
关于《近代美术史潮论》插图
《希阿的屠杀》系陀拉克罗亚〔２〕作，图上注错了。《骑士》是藉里珂〔３〕画的。
那四个人名的原文，是ＡｒｉｓｔｉｄｅＭａｉｌｌｏｌ，ＣｈａｒｌｅｓＢａｒ－ｒｙ，ＪｏｓｅｆｆＰｏｅｌａｅｒｔ，ＣｈａｒｌｅｓＧａｒｎｉｅｒ〔４〕。本文中讲到他们的时候，都还要注出来。
鲁迅。四月十一日。
关于《小说世界》
记者先生〔２〕：
我因为久已无话可说，所以久已一声不响了，昨天看见疑古君的杂感〔３〕中提起我，于是忽而想说几句话：就是对于《小说世界》是不值得有许多议论的。
因为这在中国是照例要有，而不成问题的事。
凡当中国自身烂着的时候，倘有什么新的进来，旧的便照例有一种异样的挣扎。
例如佛教东来时有几个佛徒译经传道，则道士们一面乱偷了佛经造道经，而这道经就来骂佛经，而一面又用了下流不堪的方法害和尚，闹得乌烟瘴气，乱七八遭。
（但现在的许多佛教徒，却又以国粹自命而排斥西学了，实在昏得可怜！）但中国人，所擅长的是所谓“中庸”，于是终于佛有释藏，道有道藏〔４〕，不论是非，一齐存在。现在刻经处〔５〕已有许多佛经，商务印书馆也要既印日本《续藏》，又印正统《道藏》了，〔６〕两位主客，谁短谁长，便各有他们的自身来证明，用不着词费。然而假使比较之后，佛说为长，中国却一定仍然有道士，或者更多于居士与和尚：因为现在的人们是各式各样，很不一律的。
上海之有新的《小说月报》，而又有旧的（？）《快活》〔７〕之类以至《小说世界》，虽然细微，也是同样的事。
现在的新文艺是外来的新兴的潮流，本不是古国的一般人们所能轻易了解的，尤其是在这特别的中国。许多人渴望着“旧文化小说”（这是上海报上说出来的名词）的出现，正不足为奇：“旧文化小说”家之大显神通，也不足为怪。但小说却也写在纸上，有目共睹的，所以《小说世界》是怎样的东西，委实已由他自身来证明，连我们再去批评他们的必要也没有了。若运命，那是另外一回事。
至于说他流毒中国的青年，那似乎是过虑。倘有人能为这类小说（？）所害，则即使没有这类东西也还是废物，无从挽救的。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