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第3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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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戒备办法,除通告该局各科处于今晨十时许,在局长办公厅前召集全体职员,及警察总队第三中队警士,举行“九一八”国难纪念,同时并行纪念周外,并饬督察长李光曾派全体督察员,男女检查员,分赴中华路,民国路,方浜路,南阳桥,唐家湾,斜桥等处,会同各区所警士,在各要隘街衙,及华租界接壤之处,自上午八时至十一时半,中午十一时半至三时,下午三时至六时半,分三班轮流检查行人。
南市大吉路公共体育场,沪西曹家渡三角场,闸北谭子湾等处,均派大批巡逻警士,禁止集会游行。
制造局路之西,徐家汇区域内主要街道,尤宜特别注意,如遇发生事故,不能制止者,即向丽园路报告市保安处第二团长处置,凡工厂林立处所,加派双岗驻守,红色车巡队,沿城环行驶巡,形势非常壮严。
该局侦缉队长卢英,饬侦缉领班陈光炎,陈才福,唐炳祥,夏品山,各率侦缉员,分头密赴曹家渡,白利南路,胶州路及南市公共体育场等处,严密暗探反动分子行动,以资防范,而遏乱萌。
公共租界暨法租界两警务处,亦派中西探员出发搜查,以防反动云。
“红色车”是囚车,中国人可坐,然而从中国人看来,却觉得“形势非常壮严”
云。
记得前两天(十六日)出版的《生活》〔3〕所载的《两年的教训》里,有一段说——“第二,我们明白谁是友谁是仇了。
希特勒在德国民族社会党大会中说:
‘德国的仇敌,不在国外,而在国内。
‘北平整委会主席黄郛说:“和共抗日之说,实为谬论;剿共和外方为救时救党上策。
‘我们却要说’民族的仇敌,不仅是帝国主义,而是出卖民族利益的帝国主义走狗们。
‘民族反帝的真正障碍在那里,还有比这过去两年的事实指示得更明白吗?“
现在再来一个切实的注脚:分明的铁证还有上海华界的“红色车”!是一天里的大教训!
年年的这样的情状,都被时光所埋没了,今夜作此,算是纪念文,倘中国人而终不至被害尽杀绝,则以贻我们的后来者。
是夜,记。
BB
〔1〕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2〕《大美晚报》美国人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
一九二九年四月创刊,一九三三年一月增出中文版,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停刊。
〔3〕《生活》周刊,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一九二五年十月在上海创刊。
一九二六年十月起由邹韬奋主编,一九三三年独立出版,同年十二月在国民党当局压迫下停刊。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致《文学月报》编辑的一封信起应〔2〕兄:
前天收到《文学月报》第四期,看了一下。
我所觉得不足的,并非因为它不及别种杂志的五花八门,乃是总还不能比先前充实。
但这回提出了几位新的作家来,是极好的,作品的好坏我且不论,最近几年的刊物上,倘不是姓名曾经排印过了的作家,就很有不能登载的趋势,这么下去,新的作者要没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
现在打破了这局面,虽然不过是一种月刊的一期,但究竟也扫去一些沉闷,所以我以为是一种好事情。
但是,我对于芸生先生的一篇诗〔3〕,却非常失望。
这诗,一目了然,是看了前一期的别德纳衣的讽刺诗〔4〕而作的。
然而我们来比一比罢,别德纳衣的诗虽然自认为“恶毒”,但其中最甚的也不过是笑骂。
这诗怎么样?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
例如罢,开首就是对于姓的开玩笑〔5〕。
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譬如“铁血”,“病鹃”之类,固不妨由此开一点小玩笑。
但姓氏籍贯,却不能决定本人的功罪,因为这是从上代传下来的,不能由他自主。
我说这话还在四年之前,当时曾有人评我为“封建余孽”,其实是捧住了这样的题材,欣欣然自以为得计者,倒是十分“封建的”的。
不过这种风气,近几年颇少见了,不料现在竟又复活起来,这确不能不说是一个退步。
尤其不堪的是结末的辱骂。
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
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身上的。
即使有喜欢骂人的无产者,也只是一种坏脾气,作者应该由文艺加以纠正,万不可再来展开,使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闹得不可开交。
况且即是笔战,就也如别的兵战或拳斗一样,不妨伺隙乘虚,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国志演义》式战法,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式的战法了。
接着又是什么“剖西瓜”〔6〕之类的恐吓,这也是极不对的,我想。
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
现在虽然很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传闻,但这只是一种诬陷。
中国的报纸上看不出实话,然而只要一看别国的例子也就可以恍然,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7〕(虽然没有成功),并没有乱杀人;俄国不是连皇帝的宫殿都没有烧掉么?而我们的作者,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卤莽之极了。
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
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不过我并非主张要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
我只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
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8〕,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刚才想到了以上的一些,便写出寄上,也许于编辑上可供参考。
总之,我是极希望此后的《文学月报》上不再有那样的作品的。
专此布达,并问
好。
鲁迅。
十二月十日。
BB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五、六号合刊。
〔2〕起应即周扬,湖南益阳人,文艺理论家,“左联”领导成员之一。
当时主编《文学月报》。
〔3〕芸生原名邱九如,浙江宁波人。
他的诗《汉奸的供状》,载《文学月报》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意在讽刺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的反动言论,但是其中有鲁迅在本文中所指出的严重缺点和错误。
〔4〕别德纳衣的讽刺诗指讽刺托洛茨基的长诗《没工夫唾骂》(瞿秋白译,载一九三二年十月《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三期)。
〔5〕对于姓的开玩笑原诗开头是:“现在我来写汉奸的供状。
据说他也姓胡,可不叫立夫“。
按胡立夫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军侵占上海闸北时的著名汉奸。
〔6〕“剖西瓜”原诗中有这样的话:“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要变做剖开的西瓜!”
〔7〕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即德国十一月革命。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德国无产阶级、农民和人民大众在一定程度上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和形式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它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
随后,在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血腥镇压下失败。
〔8〕“喜笑怒骂,皆成文章”语见宋代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
喜,原作嬉。
沙
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
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
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
先前有跪香〔2〕,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
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
那么,中国就没有沙么?有是有的,但并非小民,而是大小统治者。
人们又常常说:“升官发财。”其实这两件事是不并列的,其所以要升官,只因为要发财,升官不过是一种发财的门径。
所以官僚虽然依靠朝廷,却并不忠于朝廷,吏役虽然依靠衙署,却并不爱护衙署,头领下一个清廉的命令,小喽罗是决不听的,对付的方法有“蒙蔽”。
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
有些人译俄皇为“沙皇”,移赠此辈,倒是极确切的尊号。
财何从来?是从小民身上刮下来的。
小民倘能团结,发财就烦难,那么,当然应该想尽方法,使他们变成散沙才好。
以沙皇治小民,于是全中国就成为“一盘散沙”了。
然而沙漠以外,还有团结的人们〔3〕在,他们“如入无人之境”的走进来了。
这就是沙漠上的大事变。
当这时候,古人曾有两句极切贴的比喻,叫作“君子为猿鹤,小人为虫沙”〔4〕。
那些君子们,不是象白鹤的腾空,就如猢狲的上树,“树倒猢狲散”,另外还有树,他们决不会吃苦。
剩在地下的,便是小民的蝼蚁和泥沙,要践踏杀戮都可以,他们对沙皇尚且不敌,怎能敌得过沙皇的胜者呢?
然而当这时候,偏又有人摇笔鼓舌,向着小民提出严重的质问道:“国民将何以自处”呢,“问国民将何以善其后”呢?忽然记得了“国民”,别的什么都不说,只又要他们来填亏空,不是等于向着缚了手脚的人,要求他去捕盗么?
但这正是沙皇治绩的后盾,是猿鸣鹤唳的尾声,称尊肥己之余,必然到来的末一着。
七月十二日。
B B〔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八号,署名洛文。
〔2〕 跪香 旧时穷苦无告的人们手捧燃香,跪于衙前或街头,向官府“请愿”、鸣冤的一种方式。
〔3〕 这里所说“团结的人们”和下文“沙皇的胜者”,隐指日本帝国主义。
〔4〕 “君子为猿鹤,小人为虫沙” 《太平御览》卷九一六引古本《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
声明
大约一个多月以前,从开明书店转到M女士〔2〕的一封信,其中有云:
“自一月十日在杭州孤山别后,多久没有见面了。
前蒙允时常通讯及指导……。“
我便写了一封回信,说明我不到杭州,已将十年,决不能在孤山和人作别,所以她所看见的,是另一人。
两礼拜前,蒙M女士和两位曾经听过我的讲义的同学见访,三面证明,知道在孤山者,确是别一“鲁迅”。
但M女士又给我看题在曼殊〔3〕师坟旁的四句诗:“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
飘萍山林迹,待到它年随公去。
鲁迅游杭吊老友曼殊句一,一○,十七年。“
我于是写信去打听寓杭的H君〔4〕,前天得到回信,说确有人见过这样的一个人,就在城外教书,自说姓周,曾做一本《彷徨》,销了八万部,但自己不满意,不远将有更好的东西发表云云。
中国另有一个本姓周或不姓周,而要姓周,也名鲁迅,我是毫没法子的。
但看他自叙,有大半和我一样,却有些使我为难。
那首诗的不大高明,不必说了,而硬替人向曼殊说“待到它年随公去”,也未免太专制。
“去”呢,自然总有一天要“去”的,然而去“随”曼殊,却连我自己也梦里都没有想到过。
但这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