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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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随后蒋的情绪还是有所缓和，也同意搬迁了，并移至高桂滋公馆。但若说这时已完全平静下来，那也不对，他最初仍然常常顶牛，叫喊心烦意乱。张沛汉（张将军副官）回忆说：“第二天（搬迁次日），我和几个副官去了高公馆，从门缝往里一看，见蒋介石躺在床上，神情沮丧，十分狼狈，不停地哼哼着，往日威风一点也没有了。这时，谭海副官长进了蒋介石的屋，向他敬了个礼：‘请问委员长您要吃什么？’蒋介石一看有人来了，暴跳如雷，大声喊道：‘我什么也不吃，你把张学良给我叫来，我跟他有话谈。’谭海说：‘委员长先吃饭吧，吃完饭我去给你找去。’他又喊道：‘我不吃！我是军人，我要以身许国，不成功便成仁，不放我出去，我就死在这里给你们看。’不管谭海怎么劝，他也不吃饭，差不多过了两天，他饿得实在受不了才吃饭。吃了一大碗羊肉泡馍。他知道张不会杀他，只是要求他答应抗日，他的心情也平和了……一次，谭海给他倒茶，他对谭海说：‘这是什么茶？你先喝一口。’他知道东北军将士对他恨得不得了，怕张将军的部下，背着张将军暗害他。”（孙震、王维佐、郑连芳；《西安事变前后——访张学良将军的副官张沛汉先生》）
有关蒋氏被扣西安的情况，这里所说的仅是很少的一部分，其余与张学良关系不大的从略；后期有些情况，容后再叙。我们还是再来看看在西京招待所的那批国民党军政要员被扣押的现场实况吧。
原来，在临潼枪战方兴未艾之时，以宋文梅为指挥官的特务营的一部分官兵，就直扑西京招待所了。这次突袭，干脆利落，除了国民党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邵元冲因不明真相，企图越墙逃走，被流弹击中，不治身死外，其余人员均被扣押，无一漏脱。
宋文梅是这一军事行动的组织者和目击者之一，据他说，那天“包围西京招待所后，天已快亮。我命李锦峰（特务营一连长——引者）在外面负责严密监视，不准任何人出招待所。然后挑选十多个战士，带着他们冲进招待所内。当我进去后，又有三十多个战士跟着冲进来，迅速解除了那些军政要员及其卫士的武装。除一些女眷可以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外，我们将招待所中所有的人都集中在大餐厅内，并立即进行查点。当时查到的有：陈调元、卫立煌、蒋鼎文、蒋作宾、朱绍良、蒋锄欧、蒋伯诚、陈继承、蒋百里、萨镇冰、张冲。此外，还有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军统局的几个高级干部。
经过一再查点，没有找到陈诚、邵元冲和万耀煌等三人。我们分头在所内进行严密搜索，后由我营的班长汪国鑫在大餐厅后面的烧火室一个木箱里找到了陈诚。汪的身体非常魁梧，他找到了陈诚以后，抓着陈的衣领来见我，说：‘营长，这不是陈诚吗？’陈当时脸色苍白，形容尴尬，由于过份害怕，腿软无力。我便扶他坐在椅上，自始至终，他都俯首呆坐。万耀煌是在住有女眷的房子里找到的，他藏在他妻子房里的橱柜中。至于邵元冲，他原来住在招待所楼下南排卧室，在枪声大作时，因不明事变真相，企图越墙逃走，又不听士兵的制止，当逃至招待所西面革命公园东边围墙时，被流弹打倒。经李锦峰连长报告后，我立刻去看，邵已不省人事。我立即命令用担架将他送到省立医院治疗，但到医院不久，便死亡了。”⑥
宋文梅的回忆，使我们对五十多年前发生在西京招待所这场小小的事变的真实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疑问也还是存在的，就说邵元冲之死吧，那时宋文梅他们对招待所的控制和包围虽不能说密不透风，却也是层层设防的，可已有相当年纪的邵元冲，怎么竟能那么快就上了招待所的墙头？陈诚也并不是个行动很敏捷的人，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到了餐厅门口，并迅速藏进了一个木箱当中？对这些，世人并不都是很清楚的。但最近由于发现了西安事变时的西京招待所住宿单，这个长期使人迷惑不解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据安危在《流落海外五十年的密件》文章谈：“不久前，笔者通过海沦·斯诺夫人，得到了一张珍贵的历史证件——西安事变期间‘西京招待所逐日报告单’（即住房一览表）。国民党军政要员及其随行共四十八名，于十二月十日下榻该所。原来。在一楼陈诚住一百一十四号房间，位于楼房南部，距餐厅盥洗间较近；邵元冲住的一百一十三号房间，位于楼房东部的顶端，紧靠着围墙。蒋鼎文、朱绍良、蒋光堂、胡若愚、张冲、万耀煌、马占山、陈调元等人之所以束手就擒，无一漏网，原来他们都住在楼上。当晚在该所住宿的，还有三个外国人：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二百○三号房间）、张学良将军的德籍顾问（三百○一号房间）和一位美国商人（一百二十一号房间）。”⑦这，确实是个很好的证据，陈、邵失踪之谜，终于水落石出了。
与西京招待所军事行动的同时，在西安的宪兵一团、省保安处、省会警察局、警察大队和其他零散部队与武装特务也都被解除了武装。警察局长、军统小头目马志超，在双十二事变之夜，未在警察局内（他白天到处活动，向下属反复交代委座在此，形势紧张，警局各官佐必须日夜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可是他自己夜间却溜回家了）。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化装成人力车夫逃跑了。总之，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在上午八点钟以前就全部结束了。
驻兰州方面的东北军在接到西安举义的密令后，也在兰州采取了必要的军事行动，控制了兰州全城和机场。
然而，也有拒不执行命令的，这便是当时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第八旅旅长黄永安和驻大荔的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黄永安拒不执行阻止中央军西进的指示，向国民党巩洛军事当局告密，表示听从南京指挥。冯钦哉则不听杨虎城调遣，公开通电反对发动西安事变。由于他们的叛变，致使潼洛防线，不攻自破，“讨逆”军越潼关，进驻二华（华阴、华县），迫进渭南，西安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
这里，值得一提，也使人惊讶的是冯钦哉的行为。西安事变爆发前，张、杨二将军为防走漏风声，没有通知远在同州府（今大荔县）的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但西安方面的军事行动开始，即事变爆发当日拂晓，杨虎城打电话给他，向他传达兵谏蒋氏的决定，并下达作战命令。可是他却拒绝了。原来，在西安事变前，他对张、杨联共抗日的活动已有所觉察，而他对这种做法是完全反对的，正象他自己所说的：“我认为张学良是胡闹，杨虎城是盲从，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坚决拥护的。所以，我自认为看清了张、杨的反蒋意图后，也暗中作了些准备，如我过去从不亲自带部队上操，这时也天天同部队一起上操了，以便随时应付事变发生。”⑧因此，当杨虎城要他率部迅速集结进驻潼关，以防堵中央军进犯西安时，他竟“在电话中表示：‘张副司令的命令我不听，你有什么办法，我们再商量。’我说这话的意思是要杨虎城将军不要听张学良的命令，而要接受我拥蒋打张的主张，杨察觉我的意图，也就没和我多说什么了。”⑨但杨将军并没有放弃对他的这位老部下的争取教育，他先后派续范亭、续式甫、许海仙等在十七路军中有些名气的人前往劝说，均无结果。后来甚至还发生了枪杀来使的事件，这就是张逸中（也有说是叫张依忠）之死。这件事冯钦哉虽然强调张是前来策动他的部下弃暗投明，是来瓦解他的部队的，使他很反感；另外，张也未说明他是杨将军派来的等。但他这样做，毕竟是错误的。对此，赵亚宣有一篇记述详尽、而且也是过去历史资料不曾涉及的别具一格的回忆文章，向读者展现了一桩不大为人所知的历史公案。作者说：
张逸忠（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革命，后为十七路军军官，时任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处长——引者）骑在马上，瘦削的脸上露出一种不可一世的神气，一双眼睛轻蔑地注视着前方萧瑟的景物……他心里正想象着冯钦哉迎接时，对他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哪里知道，等待他的却是猝然间修筑起来的坟墓。
张逸忠此行意在谒见冯钦哉，令其揭竿而起。不料张却出人意料地先到冯钦哉的部属武勉之的司令部去了，他将西安发生的事情向武勉之作了简单介绍，最后对目瞪口呆的武勉之说：
“你部的任务，就是要在同州府一带就地摆开，狙击随时前来寻衅闹事的武装力量，还要联合友邻部队，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听候主任调遣。”
武勉之心头一震。兵谏蒋介石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心想要是一个师那就好了，行动方便，可我仅仅只有一个旅，上有冯钦哉，邻有柳吕（有的说是“彦”）彪，稍有疏忽，后悔莫及，何不先听听柳吕（彦）彪的意见呢？于是笑着说：“处长，还是先到柳吕（彦）彪那里去一下，然后决定不迟。”柳吕（彦）彪也内心惶惶地拿不准主意。在踌躇万分之时，柳吕（彦）彪就摇动电话机，将此情况向冯钦哉作了汇报。
不想柳吕（彦）彪的话音未落，话筒里传来了一声震怒：
“把他押过来！”
简直和爆炸的声音没有两样，柳吕（彦）彪刹那间头皮发麻，稍一回神，才知道师长的命令违抗不得，便放下电话，沉下脸来，大喝一声：
“来人，给我拿下！”
风云突变，事前未曾预料，张逸忠愤怒咆哮着：“我是奉杨主任的命令来的。”“我是堂堂的军法处处长。”
“我要把你们军法处理。”整个儿司令部回荡着他怒吼的声音。尽管如此，还是被那些拥上前来的警卫人员捆了个结结实实。
武柳二人押着张逸忠来到冯钦哉住处时，冯钦哉早就杀气腾腾地等在那里，刚等到张逸忠站稳，便恶狠狠地扑上去，在张逸忠的身上咬了两口。
两口咬得好狠，使从来未曾受过皮肉之若的张逸忠大声嘶叫起来：“冯钦哉，有朝一日，我要剥下你的皮！”
可是，这一天永远也不会来了。
冯钦哉为何咬张逸忠两口？原来张逸忠和冯钦哉早就因为争买一片空地而结下了冤仇……他咬张逸忠的第一口，是还报买空地时的羞辱。这块冯想购买的在西安城内的地皮，因张逸忠的不合作态度，使他的愿望落了空。他咬张逸忠第二口，是还报离间部属之仇。杀张的原因，还不在反对张杨兵谏蒋介石的义举。
张逸忠还在破口大骂，冯钦哉“啪”地一掌击在桌子上，大吼一声：“拉出去，枪毙！”
一群警卫人员，抱着拼命挣扎的张逸忠出去了。冯钦哉还不解恨，一直尾随其后，亲自听到执行的枪声，看到张逸忠的脑浆迸裂，才回转身来，心满意足地走了。⑩突然，就象在１２月１２日清晨其它突然出现的事件一样，这起枪杀来使的事，也是猝不及防，出人意料的。这也难怪，一场石破天惊的壮举，尽管作了周密的部署，希望不流血，但伤亡有时又常常是难免的。只是情况不同，有的是由于不明真相和顽抗造成的。如在华清池交火中的伤亡者；有的是预料不到或完全可以避免的，如邵元冲之死；有的是不该发生的，如后来王以哲将军的遇害；有的则显然是“在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面前，见私仇而忘大义，历史上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如张逸忠的被枪杀。人们谴责那些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人，而对于为国为民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那些义无反顾的志士仁人，则将永志不忘，并且始终对他们怀着深切思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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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对于这个电文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