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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看见-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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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二十二岁,老赵拿着相机在培训中心咔咔拍完了,但是我要采访的母亲一直不接受我:“我不想跟别人谈我的生活。”我呆头呆脑不知道怎么办。

老赵说:“我走了,先。”

我眼巴巴望着他。

他说了一句:“你想采访弱者。就要让弱者同情你。”看我不明白,又补了一句:“当初我拍那些小姐,因为我比她们还穷,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她们可怜我,让我拍,拍完了,她们请我吃饭。”说完走了。

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就跟在那妈妈的后面,她去哪儿我去哪儿,隔着十米左右。她看都不看我,进了一个院子,没关门,我愣一下,也进去了。她进了屋子,我站在院子里头,天慢慢黑了,屋子里垂着帘子,我看不到她和孩子在做什么,大概在吃饭。约莫一个小时之后,孩子先吃完,到院子里来了,下台阶的时候一个踉跄,我下意识地扶了他一下,跟他在院子里玩。

过了一会儿,他妈妈出来,牵着条狗,看着我:“我们去散步,你也来吧”

回北京之前。我们决定再去趟阿文姐姐家,留个信给阿文。她姐不想再见我们,没开门。雨骤然下起来,没有伞,我拿张报纸顶着头,往里张望,她姐在屋子里能看到,一直没出来。

第二天的飞机。晚上已经睡了,我接到阿文姐姐的电话:“她今晚到你们酒店来,十一点四十。”

她原来不信这事,认为我们想加害她妹妹,看到大雨里淋得稀湿的人,觉得不太像,又去找当地媒体确认我们的身份,找了一天,通过毒贩找到她妹妹。

“我也希望她能跟你们谈一谈,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说。

大家把大床搬开,开始布灯,谁也不说话。

但十一点四十,没人来。十二点四十,也没人。小项安慰我:“吸毒的人都不靠谱。”我不死心,站在酒店门口等着。

阿文来的时候是凌晨一点。她在我对面坐下,我递给她一瓶水,很近地看着她,年轻人的样子,但低垂的直发下,双颊可怕地凹陷下去,嘴唇青紫,只有眼睛,乌黑的,非常大。她穿着廉价的淡黄色的确良套裙,腿上几乎没有任何肌肉。

她嗓子喑哑,听起来像是呓语,不断重复某些句子。采访差不多凌晨四点才结束,司机听得睡过去了。我不想打断她,这一年多的生活,她一直没机会说,说出来也没人信。她说:“我可以这样厚颜无耻!我都觉得自己厚颜无耻……现在想起来也还是。你可以到那条街上站在那里跟别人讨价还价。不是说卖别人,卖什么,是卖自己呀!那是跟别人讨价还价卖自己!”

她说在噩梦里,还会一次次回到那个地方——穿着从戒毒所被卖出来时的那条睡裙,天马上就要黑了,她就要开始站在那条街上,等着出卖自己。

“你戒毒所是挽救人,还是毁灭人?”她浑身颤抖地说。

深夜非常安静,能听到台灯“咝咝”的电流声。她说:“我也希望做一个有用的人,希望社会给我一个机会,不要把我们不当人。”

告别时我送她到门口,问她去哪,她犹豫了一下,没直接回答,说送她来的朋友会来接她。说完顿一下,看了我一眼。这一眼像是有点愧意,又像是询问我对她的看法。我揽了她一下,这才知道她瘦成了什么样子。她吸毒,偷东西,但她是一个人,她受侮辱,做噩梦,受了她本不该受的罪。

节目播后原戒毒所所长被捕。但有人说:“自从柴静去了新闻调查,节目就堕落到了去拍网站新闻的最底下一行。”意思是你们不去拍时政新闻,却去关心边缘人群,无非为了耸动,吸引眼球。

赵铁林当年拍三陪女的时候,也被人这么说过。看到他的照片之前,我对这个题材也不关心,我知道这些女性存在,但觉得她们与我无关。

但通过他的眼睛,我看到十六岁的阿V抱着小猫嬉乐,不顾排队等着的男子,她发高烧的时候坐在板凳上举着虚弱的头,托着腮听老嫖客讲人生道理,看着她挣了一笔钱去跟自己供养的男朋友吃饭,张开双臂兴高采烈的样子,她在月光下侧脸看我的眼神,让我感觉到她的存在知道和感觉到,是两回事。

当年看照片时我写过:她的目光一下一下打在我的身上,让我感到疼痛的亲切来到“新闻调查”后,我下意识里寻找像阿V这样的人——那些我知道,但从没感到他们存在的人。

我们在广西找一个被超期羁押了二十八年的人。看守所在山里,不通公路,要步行五公里。大毒日头晒着,走到一半,豪雨兜头浇下,没遮没避,腿上全是小咬留的鲜红点子。摄像的皮鞋底儿被泥粘掉丫,扛着机器斜着身子顶着鞋尖往前走。

他叫谢洪武,父亲当年因为是地主,被斗死了,他二十多岁一直没成家,有天放牛,大喇叭里突然喊,蒋介石投反动传单啦。大队里有人说,看见他捡了一张。从此他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从调查卷宗看,除了一张一九七四年六月由当时县公安局长签发的拘留证外,无卷宗,无判决,无罪名,无期限。

他被关了二十八年。

我们去的时候,谢洪武已经在人大干预下,解除关押,被送到一家复员军人疗养院。关押他的囚室被拆了,长满到我膝盖的瓜蔓,漆绿的大叶子上刺手的绒毛,野气森森。地基还在,我拨开杂草,大概量了一下,一米五宽,不到两米长,刚够躺下一个人吧。这样的牢房有三个,都是关押精神病人的。我问看守所工作人员,这个牢室有窗吗?他们说大约两米高的地方有过一个窗。从这个窗看出去,是另一堵墙。

从看守所出来之后,谢洪武获得六十多万元的国家赔偿。但他年过六十,没有亲人,村里的房子拆了盖了学校,只能在复员军人疗养院过下去,属于他的物品是一只瓷缸子。医生说刚出来时谢洪武的腰弯得像一只球,各个关节都萎缩了,他不愿意睡床上,要睡地上,“由于驼背,四肢肌肉萎缩,躺着睡不着,要坐着才能睡着”。

他二十多年没有与外界说过话,语言能力基本丧失了,但医生说他的一部分心智是明白的——疗养院的服务项目里有洗衣服,但是他不要,他自己洗。吃完饭,病人的碗都是医院的人洗完了消毒,他总洗得干干净净才送去。采访的时候,我给他一瓶水,他小心地把一半倒进瓷缸子,把剩下一半递给我,让我喝。

我想跟他在纸上谈谈,可他只会写“毛主席”三个字了。

没有办法。我只能蹲在他面前,看着他。他的脸又小又皱,牙掉得没有几颗了,只有眼睛是几乎透明的淡绿色,像小孩儿一样单纯。

他忽然拉着我的手,让我摸他的膝盖,中间是空的。

我再摸另一个,空的。

我吃惊地看着他。

旁边的人说,这是当年被挖掉了。

二十八年,他都在这个牢房里头,没有出来过,没有放风,没有书报,大便小便也在里面,他被认为是精神病,但档案里没有鉴定记录,我采访看守所所长,他说:“都说他是神经病,再说他也不喊。”

但即使是精神病人。也不能关押,所长说:“他已经没有家人了,清理不出去。”村子里,他七十多岁的哥哥还在世,只是谢洪武当年是“管制对象”,哥哥不敢过问他的下落,认为他早死了,年年清明在村头烧把纸。

我问所长:“他在你这儿已经关了二十多年,只有一张拘留证,你不关心吗?这个人为什么被关,为什么没放出去?”

“如果关心他早就放回家了。”

“为什么不关心他呢?”

“我说了,没有那个精力,不问那个事,也是多年的事,好像他是自然而然的,怎么说,好像合法一样。以前几个所长都把他放在疯人室里,我上来还照样。我又管这么一摊子,管他们有吃有喝,不冻死、饿死。早没有想,如果想了早就处理了,有那么高境界,我们早就先进了。”

黄昏采访完夕阳正好,谢洪武和其他的老人,都按疗养院规定在草坪上休息,工作人员拉来一批椅子,让老人们整齐地背对满天红霞坐成一排,谢洪武弯在藤椅里直视前方,看上去无动于衷,没有意愿。但我还是忍不住跟工作人员说:“能不能把他们的椅子转一下,换成另一个方向?”

他有点莫名其妙,但还是换了。

聚会上,朋友说,你现在做的这些题目太边缘了,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碰到这些问题。作家野夫说:“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大多数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免于受辱了。”

一群人里有教授,有记者,有公务员,都沉默不语。

王小波说过,你在家里,在单位,在认识的人面前,你被当成一个人看,你被尊重,但在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你可能会被当成东西对待。我想在任何地方都被当成人,不是东西,这就是尊严。

有人半开玩笑半挤兑,说:“你们这么拍黄赌毒,再下去的话就该拍同性恋了。”

我说:“确实是要拍他们了。”

他愣一下说:“这节目我看都不要看,恶心。”

旁边有人听到了,脱口说:“你要去采访同性恋患者?”

有朋友说,他喜欢《费城故事》里律师事务所的那个合伙人:“他可以那么得体地把那个感染艾滋的同性恋开掉。”他看了看我:“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你不能去要求别人宽容。”

我问:“你理解他们吗?”

“怎么不理解?”他说,曾有一个同性恋男子向他表白,他从此再不理这人。“就是觉得恶心。”

“为什么你会觉得恶心?”

“反正从小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他可能不太愿意多谈这个话题,脸转过去了。

同性恋者就这样隐身在这个国家之中,将近三千万人,这个群体之前从来没在央视出现过。

“我可以对别人说我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但不能说自己是同性恋者。”二十一岁的大玮说,“在感染艾滋的人里头,有血液传播的,吸毒的,还有嫖娼的,同性恋是最底层的,最被人瞧不起。”

“医生问起,你就说是找了小姐。”张北川教授对已感染艾滋要去看病的同性恋者说。他担心会有麻烦。

他是中国对同性恋研究最早、最有成绩的学者。

他的话不多虑。

我在青岛见到一个男孩子,他说他有过两百多个性伴侣,患性病后从外地来治疗,当地医院的医生知道他的同性恋身份后拒绝医治。医生说,妓女可以治,就不能给你治:“你不嫌丢人啊,你这种人在社会上将来怎么办?”

他在医生面前跪下了。

没有用。

一个母亲带着刚刚二十岁的孩子来找张北川,她的孩子是同性恋者,那个母亲说:“早知这样生下来我就该把他掐死。”

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工作、上学,努力活着,但他们不能公开身份,绝大多数不得不与异性结婚,大多建立情感的社交场所是在公厕或是浴池,但那样的地方不大可能产生爱情,只能产生性行为,而且是在陌生人之间。

“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对于同性恋者来说有巨大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安全。”张教授说。

安全?我很意外,这是在健康上最不安全的方式。

“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两个人完了关系大家互相都不认识,不用担心身份的泄露。”

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地方,爱活不下来,只有性。

“我曾经说过,只要自己不是那种人,我愿意一无所有。”翼飞坐在我对面,长得很清秀。他拿“那种人”来形容自己,连“同性恋”这三个字都耻于启齿,“我觉得全世界只有自己一个人不正常。因为我觉得自己那种现象是一种不健康,是一种病态。我强迫自己不去接触任何一个男孩子,尽量疏远他们,尽量去找女孩子,精神上对自己压力很大。”

一九九七年之前,他有可能因为自己的性倾向人狱,罪名是“流氓罪”。

“同性恋是先天基因决定的,几十种羚羊类动物里面,也观察到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了,在灵长类动物里边,还观察到了依恋现象,人类的依恋现象,在某种程度我们就称之为爱了。”张北川说。

二〇〇一年,第二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不再将同性恋者统称为精神病人,但“同性恋”还是被归于“性心理障碍”条目下。

翼飞拿家里给他学钢琴的钱去看心理医生,接受治疗。像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一个人被强制性地唤起欲望,同时用药物催吐或电击的方式,让你感到疼痛、口渴、恶心。“这是健康人类的有机组织正在对破坏规则的恶势力作出反应,你正在被改造得精神健全,身体健康。”电影里,穿着一尘不染白大褂的医生说。

一次又一次,直到人体就像看到毒蛇一样,对自己的欲望作出迅速而强烈的厌恶反应。

张北川说他认识一个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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