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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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代表，怕尴尬就不要去写建议，你为了把深入的意见建议真正带到两会上形成国家的共识，你肯定要结合实际，不对的跟他争，谁有理，谁就是精英。”他说。

“争论不是会让意见更分散吗，你为什么说可以达成共识？”

他说：“只有通过争论才能达成共识，争论是争真理，有理走天下。”

直播结束，我们进了电梯，邱继宝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这也是第一次啊。”

“什么第一次？”我说。

“我们开始有了真正的‘议会新闻’。”

做这样的节目，编导心里没底，问我：“直播中到底发生什么，没法把握，你能不能先给我你的提问呢？”我说我通常只准备材料，现场听，具体要问什么，可能到了那个时候才能知道。

汪汪说：“也有编导说他不喜欢你，觉得你欲望太强了，总觉得拼命想证明些什么。”

我知道她什么意思：“也许是我真不认为直播前需要什么都准备好……别介意，我就是这么想的，如果记者不向未知的东西去问，那这个节目好不到哪儿去。”

“看你采访，眼睛都放着光，攫取的光。”

我跟她已经熟到了可以胡说八道的地步：“攫取，对，提问者就得攫取。我还太不够呢，好采访是一刀一刀把一个人的魂儿活活儿剥出来晒，这个剥里面全是逻辑，递进，环环相扣。”再返过头吹捧她：“但是编导在后期的台子上是神啊，剪辑和导播一秒之间，差之千里，一个镜头的调度，就是全部人生。多牛啊。这种各自归位的陶然——哎你没觉得我比以前嘴儿甜了么？”

她嘿然一乐，把一份策划案放桌上，食指一搓，推到我面前，“这个你肯定喜欢。”

是个叫老毛的代表，淡黑脸，浓眉毛，两会发言时，当众掏出一瓶深黄色的水，往桌上一蹾：“这是我视察时看到的被污染的河水，纯黄色的呀……这就是当地十八个乡八九万农民喝了十几年的水。老百姓真是太苦了。当地最长寿的人也只有六十五岁，因为体检不过关，已经多年没有年轻人能去当兵了。这次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大篇幅提到环境保护，可见中央是多么重视。但为什么一条受污染的河流就是治理不了？有关部门协调工作太不实在，说实话就是失职！”他的手不断敲桌子，自来卷的头发，都震得掉在眼前了。

当时担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华建敏说：“老毛，你把这水给我，我给你落实。”

“哎呀，听了这话，我太高兴了呀！”他说这话的时候，六十岁的人，眼睛是湿的。

直播那天，代表团的负责人摸不清老毛的套路，想着要对我们直播负责，就跟他打招呼：“老毛啊，你发言的时候，我待会给你打手势，你看着点哈。”

老毛这次拿了支玉米来，是要反映粮价太低了：“这么大穗，才三毛钱，你摸摸。”

是，一大粒一大粒，金子似的。

直播里，老毛还是和另一位职务是粮库主任的代表争了起来：“城里人挣工资，涨工资速度很快。一九七六年以前，每斤玉米八分收购价，当时工资四十元左右。到二〇〇八年，玉米按提价到八到九毛算，只提十至十一倍；而城里人工资已经达到一千三至一千四百元，至少提了三十倍以上。如按三十倍涨粮价，玉米现在应该是两块四往上。”另一位代表说：“这肯定不行，粮食是特殊商品，这么涨宏观经济要不稳定了。”

他说他知道，但是“得把农民的利益补上，种粮的人要有个奔头，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玉米”，边说他边把玉米棒子塞在人家手里，劲真大，玉米粒都搓下来了。

就这么“吵”了四十分钟。老毛嗓门大，我连找个缝隙打断他都不容易，最后两位算有个基本共识，说粮价一定要涨，“小步快走”。这话后来写进了中央文件。直播完，人家过来拽一把他袖子：“哎呀妈呀你刚才咋不看我呢，我拼命打手势，幸亏讲得还行，你把我吓死了。”他嘿嘿笑，说刚才我扭过头装作没看见你。

人走了我问老毛：“你没顾虑么？”

“我就是个农民，还能咋的？”

“他平时是你领导啊。”

“我俩是平等的。都是代表。”

汪汪后来老念叨这一期：“那时候我们心里没底，因为没有套路，采访的时候就像新闻正在发生，节目虽然粗糙，却充沛着一种糊涂辛辣的感觉。”

我说：“咱们这个活儿像厨子一样，要有那个烈火一腾，下锅的时候响油刺啦的感觉。”

吹牛这种事吧，紧跟着就是丢人。

我的现场导演是红梅，她做事靠谱，不是她的节目，我也央求她在，踏实。相处久了，她说：“我看了你好多天，其实你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你就是平常说话。”

我还挺得意……啊，总算。刚入行的时候，老向观众挤眉弄眼，在心底大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呀。”红梅这么一说，我还以为七年下来，我真学到了平常说话。

结果某天直播，说起大家听政府报告，我顺口就说“万人空巷”。等后来看这段视频的时候，我汗出如浆，羞愤地踢我自己：“这词儿他妈的你从哪儿学的？你怎么就敢这么用？”

我知道我是哪儿学的，还蹲在我爸的办公桌下捡烟头玩的时候，作文里就写：“平地一声春雷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了……”

我的文学启蒙书，是从厨房翻到的批判胡风的文件汇编，我自发创作的第一首诗是献给雷锋叔叔的。跳皮筋的时候，小女生唱的歌谣是：“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毛主席题同金光照，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我还以为我都忘了。哪忘得了？只要不留意，它顺嘴溜出来比什么都快。也没别的办法，只能在日记里羞辱自己：“我跟你说小柴，就冲你这敢这么用这个成语，将来杀人放火的事儿你都干得出来！”

人性是这样，光靠自己靠不住。

有时候累了，半夜回来，就想着明天节目不管了，先睡吧，但看到有人在我博客留言：“你观察两会，我观察你。”

心里一动。又在桌前坐下来准备材料……有人看着，不敢太轻慢。曾国藩说得对，世间事一半是“有所激有所逼”而成的。

两会也这样，会上有位呼吁停止银行跨行收费的黄细花代表，这事她从广东两会一直追到全国两会，我问她为什么这么较真。

她半开玩笑说：“还不都是让你们媒体给逼的。”

我问一个哈佛的老教授，社会上这么多问题，改起来有很多惰性，怎么改？他说，让问题浮出水面，让它“不得不”改变。

我们第一次在直播中现场连线，让选民全程在线听会，直接对代表作出评价。有记者采访我，瞪大眼睛问：“难道不满意也能说啊？”

“当然可以啦，这是社会常态，有满意就有不满意，有了不满意才能更好地督促代表履职。”

采访农民工代表康厚明的时候，我们连线了深圳的农民工吉峰，他在直播中批评康厚明前一年履职时“过于软弱”。这是我们两会节目里，第一次出现对人大代表的批评，未见得全面客观，但可贵在于呈现了分歧。第二年，吉峰听到康厚明在两会上谈到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续，地方保护主义是绕不开的障碍之后，给了他掌声。

连线最后，我问吉峰：“你为什么要提出你的意见和疑问？”

他说：“我们不对自己的事情关心，谁来关心呢？”

直播完，回来车上有同行问：“你们这节目这么说那么说，会不会有风险？”

我想起老毛，当天采访完他先走了，我正在直播镜头前采访另一个代表呢，忽然眼前一黑。

一个黑影直接从镜头前穿过。

全场皆惊。

是老毛，嘴里还唠唠叨叨：“我的玉米呢？”他一把从我身边的桌子上拽走了那只黄澄澄的大穗玉米，看都没看这一屋子人，和正对着的镜头。一回身，又从直播镜头前昂头阔步出去了。

玉米是刚才采访的时候他落下的。他带玉米来，不是当电视台的道具，急着要拿回会场，是去说服其他代表。他心里眼里都没有直播的镜头。

这只金穗大玉米两会结束后我要来了，放在我家书架上，是四年两会我留的唯一纪念。

二〇〇九年以后，我没再参加两会的报道，汪汪还是写信给我说说人和事的进展。她有时候沮丧，有时候兴致勃勃，有时候对我不耐烦：“你说得太天真，你能做的只有相信，却不能证明它的存在。”有一天，看到她一封长信，说直播中又采访了老毛，今年明显脾气急，为了一个持续多年的提案，农民贷款难，他提了几年，之前答复一直是“在探索中”。

今年，他说：“光探索不行，现在探索多少年了，城里能抵押农村为什么不能抵押？刚才说担保法，法律是不是人定的？为什么不能赶快修改？今天就得提提这事，你说着急不着急？农民不贷款农民怎么能够发展？不能总是探索，怎么解决得拿出办法了。”

她写：“他说话急得嗓门都尖了。”

我问她，老毛为什么这么急？

她说老毛得了结肠癌，六号开会说完这些，八号就回去化疗了。他这是一个疗程没完，本来应该住院观察的工夫跑出来开会的。

“咱们做了那么多年两会，”汪汪最后写，“许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会存在。”

四年之后，汪汪才把当年她的两会日记发给我。

她终究原谅了我：“不管柴静多折磨人，但是除非你受不了，反正她是不走的。坚持也罢妥协也罢，好好坏坏她是不会走的。”

我看她这段，想起当年，我、竹青、宇君、小熊、何盈、李总管、小米、韩大叔……大家吵来吵去，深更半夜临时改方案，我也知道要多耗无数工夫，但没人埋怨。每天傍晚直播回来，一推十八楼那个小屋的门，“轰”一下的热气，七八个人都转过脸冲我笑，桌上给我留着饭，姚华把塑料袋里猩红的剁辣椒和萝卜干拎过来，大眼睛的小温温给我倒杯热水。

汪汪坐在电脑前查资料。我从不带笔，一辈子丢三落四，一边吃饭一边左顾右盼，想找个笔在纸上划一下。她背对着我，眼睛盯着屏幕，看都不看我一眼，一只手把笔送到我面前。

她后来在信里写：“你有点惊讶，我理所当然。十几平米的小屋，我们都挤在一起，彼此一举一动不用眼睛看，用心就能知道。”

过了四年，她才告诉我，那个在留言里写“你观察两会，我观察你”的人，就是她。

做了这么多年两会，我才开始想最简单的问题：“代表是谁？代表谁？两会是要干嘛？”有人说：“开了这么多年会了，还需要问这么简单的问题？”我说：“不信咱们问问自己。我是谁？中央台是干嘛的？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第十章　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二〇〇四年，我在福建农村采访拆迁。

围拢的农民越来越多，人多嘴杂听不太清，我索性站起身问：“你们当时同意这个拆迁方案吗？”

“不同意！”居首一位农民说。接着大家纷纷喊起来：“不同意！不同意！”

我说：“不同意的人请举一下手。”

呼啦啦全部的人都把手举起来，老人家的手攥成了拳头，喊：“我！我！”

我觉得这个镜头很有张力，也足够说明问题。晚上工作完，摄像李季在饭桌上提醒我，采访最好不要用这个方式，可以约几个人坐下来问，比较从容地陈述，拿出证据。人们围拢的时候，表达的很可能只是一种情绪。

我没说话，不完全听得进去——农民利益受损这么大，上访无果，碰到媒体都不能表达一下吗？再说了，有情绪也是现实。

几个月后，在福建采访一家药业的负责人，两位工人因为抢修排污管死亡，舆论怀疑死亡与遮掩污染有关，环保局承认受到压力无法调查此事，我们没有侦查取证的权力，疑问再多，对方都可以否认，“没有”、“不存在”。像我第一次做对抗性采访时一样窘。

我想起有次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节目“60分钟”，记者莱斯利采访前任副总统戈尔，莱斯利问他：“你还会复出竞选总统么？”

戈尔一直打哈哈绕圈子，八分钟，眼看这采访要失败了。

忽然她问：“戈尔先生，您还会留胡子吗？”

戈尔愣了一下，继续支吾。

她一笑，收住了，全片结束——那一笑就是“看，政客”。

我大概模仿了这个采访。我们坐在厂子的办公室里，刺鼻的二氧化硫味道，摄像师拿领子掩着鼻子，我问这位老总：“工厂的排污是达标的吗？”

“是。”

“有没有非法排污？”

“没有。”

“那我们在这儿闻到的强烈味道是什么？”

“我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您是说您闻不到？”我靠着椅背，歪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