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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看见-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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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有没有非法排污?”

“没有。”

“那我们在这儿闻到的强烈味道是什么?”

“我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您是说您闻不到?”我靠着椅背,歪着头,挑了一下眉毛。

他的脸抽了一下:“我的鼻子,嗯,没有您那样灵敏。”

我笑了一下,节目结束。

事后大家都对这个结尾印象深刻,说真锐利。

我有点得意。

庄主任审这个片子,看完对我说了一句话:“要疑问,不要质问。”

这点讽刺之意都不能流露吗?我问他:“可是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呢?”

“记者提供的是事实,不是情绪。”他说的跟李季一样。

一出门,在南院碰上陈虻,没躲得及。平日我脸上只要有任何异样,他都会批评我——你要是看上去挺高兴,他就会找你谈谈,觉得你“最近肯定没思考”。但要是不高兴,你试试?

“怎么啦?”果然。

我刚说了个头儿。

他就评论:“你的问题是你总是太投人了,热爱就会夸张,感情就会变形,就没办法真实地认识事物了。”

“都像你那样……”我带着情绪冲口而出。

“像我怎么样?”

“像你那样老于世故。”

“你如果对这儿不满意,你可以去CNN,或者你当自由撰稿人。”他火了,“你要在这儿就得……”

我打断他:“像你这样无动于衷?”

又谈崩了。

每次跟陈虻吵完,倒都是他给我打电话,不安慰我,也不生气,只是继续跟我讲。

“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他说,“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我拐了个弯,去京门大厦的机房找老彭诉苦。

当年评论部有几大牛人。他是其中之二,被女同事叫“电视牲口”,有次编片子,十天十夜,吃住在办公室,不洗不梳,屋子里的味儿进不去人。当年,在罗布泊的小河墓地遗址,他扛着四十公斤重的机器和给养在沙漠中走,每天一瓶水,吃一块干馕。零下三十八度的天气只有一条睡袋。回来吃火锅的时候跟我们说,睡在千年古墓群里,半夜被冻醒了,伸手摸到一根红柳扔进火堆,睡眼惺忪中忽然看到满天星斗。

老彭靠着满墙带子抽烟斗,见我进来,多烫一只杯子泡茶,看都不看我,“怎么啦?”

我嘟嘟囔囔地说领导不让讽刺坏人,以为他会支持我,但他说:“我早想骂你了,沙尘暴那期节目,镜头里你跟着人家走到苦水井口,刚站下就开口问:这水能喝么?”

我说这怎么了。

他小细眼从黑框眼镜上方瞪我:“你爸不是中医么,中医讲望闻问切,你急什么?江湖的事不是非要人性命不可。你能不能先看一看,闻一闻,听听水声,让镜头里的气淌一淌,再问?”

我没话可说,端起桌上那只青釉的日本瓷杯准备喝,他“唉”一声,伸过手把杯里第一遍泡的茶倒了,换上九四年的普洱,“这样喝茶你的舌头才喝得出薄厚。”

“新闻调查”的同事小庄有句话:“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小时候看电影,人物出场,小朋友们坐在一地瓜子皮里,最爱问的是:“好人坏人?”冲锋号一吹响,立刻热泪盈眶,对坏人咬牙切齿。

我以为自己不喜欢这模式,实际上除了这个模式,我也不太会别的。

张洁给了我选题的权力,有些题目他想让我采访,但我选择不做,认为有些采访对象臭名昭著,想离他们远点儿。张洁这人宽容,看我一副神色毅然的样子,就作罢。

《凤凰周刊》主编师永刚是我的朋友,说起这事含蓄地提醒我:“新闻记者有责任去记录持任何一种观点的人,评判是观看者自己的事。”我转着手里杯子笑而不语,心想,各有各趣味。

那几年我做节目的趣味是猛题,烈度高,对抗强,要像铜豆大雨,规模大,气势强,大地为之颤动。

阿文被戒毒所卖去卖淫一案,一进办公室,所长拎起暖瓶说“我出去打点热水”,我伸手挽了他一下“不必了”,手指下他胳膊肌肉僵得像铁。

他声称对所有卖人的交易不知情。

“我可以证明你说的都是假话。”同去的记者赵世龙拿支铅笔指着他。

“我不认识他,”所长转向我,脖子上静脉突突跳动,“绝对没见。”

“你撒谎。”赵世龙半探起身子,“我假扮成人贩子就是跟你交易的,有照片为证。”

坏人暴露,我觉得任务完成了。

节目播出后,一家报纸的英文版要转载此事,编辑给小项打电话问有关细节:“戒毒所从什么时候开始贩卖戒毒女的?前后有多少人被卖?这些人都来自何处?戒毒所贩卖人口的非法收入有多少?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这个所的主管单位是谁?为什么没有采访他们?……”

小项说:“哥们,你提的问题太重要了,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啊,但有些问题我们确实没有能力回答。”组织者、戒毒所里的管教当时在警方控制下无法见到,戒毒所贩卖戒毒女的账册、放人单等重要证据被焚烧拍不到,小项说得很坦率,就算有千条万条原因,但“从专业角度这个节目算是失败的。只有一个图像被处理的戒毒女的控诉,一个图像和声音均被处理的知情人的‘泄密’,一个卧底记者,一场激烈的对质与抵赖。‘新闻调查’一以贯之的准确、深刻、平衡原则在这个节目中并不能完全体现”。

雨过地皮湿,没渗人土壤,也不触及根须,龟裂土地上,再强烈的震颤稍后就不见踪影,惩办完个别人,戒毒所换个牌子,我已经转头做另一期节目了。

不过我觉得这没办法,处身的环境决定如此,就像小项说的:“一个饥饿的人,赶紧吃上一顿肉就能活命,这时候你不可能也做不到脍不厌细,只能端上一碗颤巍巍的红烧肉。”

我认为只要掌握的事实并无错漏即可,法拉奇比我激烈多了,而且CBS的著名主播丹·拉瑟说过:“电视就是瞬间,要有戏剧性。”他出道就以挑战尼克松总统著称,对老布什总统的采访几乎演变为一场争吵,从来不讳言自己的立场和情感,“九一一”之后他坐在地上含泪朗诵《美丽的美国》,这些都为他赢得“勇敢无惧”“富于感情”的声名。但总编袁正明审片时提醒我:“不要不能自持,你有时忘了在采访。”

我对袁总说,观众没人批评啊,还挺喜欢,觉得“性情以对”。袁总黑着脸:“你别让观众看出你的喜好来,生活里你怎么样是你的事,上了节目你就不能有这个。”

还对症下药,送我一本《金刚经》,我在心里给他起了个外号,方丈。

小时候看《少林寺》,真讨厌老方丈,他问李连杰:“戒淫欲,汝今能持否?”

小李偷偷看眼手掌里定情的信物,眉尖耸动,姑娘在门后看着呢,眼波像水。

老和尚没完没了:“能持否?”

“……能持。”

姑娘一扭头走了。

挺荡漾的心,你让人家持什么持啊你说。

袁总升了袁台,不管调查了,还偶尔提醒我:“你看人家芭芭拉·沃尔特斯,老了,越来越稳定克制,你也得这样。”

“成熟是么?”我心想可我还没老呢。

“不是成熟,”他说,“这是你的职业要求,你成不成熟都得这么办。”

二〇〇五年,我与老郝报道《中国改革》杂志被诉案。

因为刊发广东华侨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改制不规范、压制员工表达意见、致使员工利益受损的报道,杂志社被企业告上法庭,索赔五百九十万。华侨公司强调报道有失实之处,没有正式采访公司,也未罗列对公司方有利的事实。

调查性报道很容易惹官司,只要数字或者细节存在争议,被起诉的可能性很大,一旦被起诉,出于保护,证人多数不会出庭,媒体的一审败诉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这次终于赢了。法官认为报道个别地方与现实有出人,但并非严重失实,他的判决是:“只要新闻报道的内容,有在采访者当时以一般人的认识能力判断,认为是可以合理相信为事实的消息来源支撑,不是道听途说或是捏造的,那么,新闻机构就获得了法律所赋予的关于事实方面的豁免权。”

我问他:“您希望观众怎么来理解您这个判决?”

“这个社会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这个社会进步就有多大,一个文明、民主、法治的社会是需要传媒监督的。”

我心头一热。

采访华侨公司老总时,他说服从法律判决,也可以接受媒体的“豁免权”,但他说有一个疑问:“你也是做记者的,你说说,只听了一方的言论,没有另外一方的言论,那怎么可能是一个公正的新闻呢?”我问过当时杂志社总编为什么不采访华侨公司。他说:“大多数批评报道,无论你怎么征求意见,结果都是一样。材料比较可作为证据,那就不必再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全部都反映出来。”

《中国改革》被起诉时,多家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也只有对杂志社的采访,没有华侨公司的声音。

大机构在当下往往能决定一篇报道的存废,媒体当然有警惕,有同仇敌忾之心,我也是记者,听到总编拒绝交出线人来换取调解,说:“我不能放弃我的职业道德,让我下狱我就下狱。”会感到热血激沸。

但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在采访中浮了出来,我把它按下去,又浮出来——“给每一方说话的机会”,这不是我们自己鼓呼的价值观吗?如果实在不能采访,要不要引用一些有利于他们的证据或背景?很本能地,我想,强力者剥夺别人的发言权,当他们的发言权也被剥夺的时候,就是对他们的惩罚,惩罚就是一种约束。

但我又想:“这样一来,我们和当初压制打击举报职工的华侨公司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我劝说自己“我们是正义的”。

可是,正义好像没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同的标准,不管我做什么节目,我博客底下总有人留言自称正义,说“凡CCTV赞成的,我必反对”。还有次与一位美国同行谈到中国内地的一个问题,他下了一个绝对的判断,我说我去过那个地方,了解到的情况有些不一样。

他打断我:“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记者。”

“真正的记者首先要给对方说话的机会。”我说。

“你们是没有信誉的一方。”

谈不下去了。

二〇〇六年,四十八岁的安娜·波莉特科夫斯卡娅被暗杀。四年之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位女记者进人七百多人质被绑架的莫斯科剧院,充满敬佩。车臣绑匪要求她充当与政府之间的调停人,绑匪信任她,因为她在报道中一再公开批评普京的决策给车臣造成的痛苦。

她的死亡原因至今仍有争议,普京和车臣武装都被怀疑。去世前不久,车臣武装的负责人巴萨耶夫曾约她采访自己,她拒绝了,说在人质事件后,“我已经没有任何可与他谈的,这世上没有英雄,只有受苦受难的人民”。

她是十五年来,这个国家第四十三个被暗杀的记者。当时我写了一篇博客:“杀害记者的人是想让人们恐惧——为需要真相和想要思考而感到恐惧。”有张照片是一位老妇人把白玫瑰放在她遗像面前。我写道:“俄罗斯的人民用花朵纪念她,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力量,比什么都柔弱,但比恐惧更强大。”

我被这支玫瑰深深打动。

后来遇到美国政治学者Ann,她在莫斯科待了十六年。我以钦敬口吻谈起安娜,Ann迟疑了一下,说:“我为安娜难过,但我并不赞赏她的报道。”

“为什么?”我有点意外。

“因为她的报道中观点太多,”她说,“她总是站在她认为的弱者一方简单地批评。”

我说安娜说她的原则就是“批评是记者唯一的语言”。

她摇头:“这样的报道很难客观。”

我认为她是美国人,不理解俄罗斯的记者要承受什么,“她是在一个那样的环境下,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难避免……”

她说:“但这样慢慢会变成你本来反对的人。”

她的话有道理,但我还是不忍心从这个角度去评价安娜,我做不到。朋友们讨论此事,一位是同行,说“她是我们的光荣”。

另一位反对:“说‘我’,不要说‘我们’,你的情感不代表别人的判断。”

这句话真是煞风景,但刺激了我一下。

这位说:“我最反感拿悲壮的感情开玩笑了。”

那位慢悠悠地说:“是么,什么东西是神圣到不能开玩笑的呢?”又刺激了我一下。

贺卫方豆瓣小组关闭后,有位前辈写过一篇长长的博客纪念它,赞美它,文章下面的留言里,有一个署名是这个小组组长的人,他说:“我们的小组里有一部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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