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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看见-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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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初中夜读回来,她在炉子上烤了红薯片和花生,我远远地顺着甜香就进了门。我吃东西,她给我捂着手,用山西话说“怎么老是冰淬的”。我俩双双把额头贴近铁皮炉子,借着那点暖和气儿说个不了。她有时候自己也笑:“就是憨亲哩。”

她老了,贴身穿着我小时候的红棉袄,一天天衰弱了,我每年只有几次回家,给她洗澡,剪指甲,她喝中药,我在边上放一碗水,手里放一粒话梅糖,顶着她的额头哄她“一口就下去了”,她冰凉的纹路印在我额头上。她叹口气:“你怎么还不结婚呢,你结了婚我心里就静罢了。”

她九十岁时,我回家过完年要走了,走了几步,又转回身看着她。

她拿拐杖轻点一下地,说:“去吧,我死不了。”

她下葬前,我收拾她的遗物,抽屉里有我从没见过的我爷爷年轻时的照片,还有一个《毛主席语录》的红塑料皮,夹着我婴儿时的照片。挖墓穴的农民在边上抽烟谈笑,生老病死在这片土地是平淡的永恒。我坐在棺木边的地上,手里攥一把黄土,天上白云流过。我第一次有了生一个孩子的想法。那个孩子会是新的,我用手轻抚奶奶的棺木,她会在他的身上活下去。

离开杨柳坪的时候,罗陈说:“录个结束语吧。”

我们下了车,雨下得又轻又细,深青的群山全被濡湿了,去年的裂缝里青草簌簌地拱动,湿黑的山坡上一层一层墨绿的杉树林,梨花浅白,空气里都是水滴和鸟叫。我站在细雨中,说了最后一段话:“一年之后,我们重回杨柳坪,去年地震的时候,很多坍塌滑坡的山体,现在已经慢慢重新覆盖上了草木,就在这片山峦之间,正在建成新的房屋、村庄和家庭。人的生活也是这样,经历了磨难和艰辛,正在生根发芽,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长出来。我们离开的时候清明已过、谷雨将至,杨柳坪到了雨生百谷、万物生长的季节。”

做完这期节目,评奖的时候,夏骏在,他是以前“新闻调查”的老制片人,常敲打我。这次开会,到他发言评价节目,他顿了一下,说:“柴静是个漂亮姑娘。”

底下人笑声嘘声四起。

他接着说:“她自己也知道,所以老忘不了。”

我抬头看他。

“这次她忘了,所以节目好。这算她的成年了。”

第三年的时候,我巳经离开“新闻调查”,没有去杨柳坪,同事们接着去了,不管是谁,记得就好。史努比说的,“记者”就是“记善”。

也有人说,该换个主题了,给观众一些新鲜感。

看《读库》,《霸王别姬》的编剧芦苇说他有一年写杜月笙,花了很笨的工夫整理史料。

导演看了没兴趣,“主题没新意”。

他批评这位导演后来的作品:“只刻意求新,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矫情虚妄。生活并不需要时时有新的主题,即使是华丽的《霸王别姬》,力量也在于真实的市井人性。”

他说:“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我和爷爷。谁也没听懂他的歌子,但那段时间我醒时梦里都是那几句,老觉得他在唱“什么什么杨柳坪哦……村哝”唱得我心里一起,一落。

第十五章 只听到青绿的细流声

二十出头,在湖南卫视时,我采访黄永玉,问他的“人生哲学”是什么?

他说两个字:“寻常。”

我心想,这也叫哲学吗?

“天上那么多高干子弟,七仙女为什么要下凡嫁董永?”他说;“因为她什么都有,只缺寻常。”

我听不懂。

北京奥运,我和摄像老王领了主新闻中心(MPC)的记者证,任务是报道每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每天中午干完活就没事了,这个证不能进运动员采访区,但可以看所有的比赛。我坐在大门口小圆桌边,撕了半天餐巾纸,团了好多小球,说:“老王,要不……咱们再做点什么再去看吧。”老王是个痛快人:“行,做什么?”

全世界媒体都在这儿,金牌运动员有无数人采访,我说:“那咱们就采访不显眼的吧,失败者也成,只要打动咱俩的就算。”

没人布置,也就没有平台可播出,没编辑,没经费,拍摄的磁带都没有。我们的证件也接触不到运动员,只能在比赛结束后的大巴车上找人,再找人送我们进奥运村。

以往当主持人,事事有人安排,觉得采访才是头等大事,车到了采访地点,编导打电话让对方来接人,在车上等的时间长点,我心里便有点不耐烦:“怎么不早五分钟想到打电话呢?”现在你自己干吧,借带子,还带子,联系人,找翻译,找车,定时间地点,打场记,写稿子,贴发票……这些小事儿要样样做到,比采访难多了。

要拍摄比赛,我们没有比赛区的证,好不容易说通北京奥运会转播公司(BOB)的人放行,被一位中国志愿者拦住:“对不起,不能进。”

我嬉皮笑脸,说你上司都同意了:“就让我进去吧,这是我最后一个机会了。”

梳马尾的姑娘手背在身后:“今天也是我最后一次值班,请您配合我工作。”老王在我肩上按一下,“走吧。”转身的时候,她在背后说:“再见。”

我没回头。

做节目时说得挺高明,真到了生活里,就这么个修养。

惭愧。

最吃力的是没翻译。

小姑娘姓周,阿拉伯语的大三学生,卷发大眼,非常可爱。

同行对我说:“她阿语不行。”

没办法,她是唯一愿意陪着我等八个小时的志愿者。伊拉克的短跑运动员达娜晚上九点才到。小周的翻译的确不太行,结结巴巴:“二〇〇三年,街巷里有抢劫和屠杀……我见过很多杀戮,街上有汽车炸弹。我也有……面对过死亡。”

二十三岁的达娜,穿着从约旦买来的二手跑鞋,鞋帮是裂的。教练是她的未婚夫,每天接她去巴格达大学操场上训练,都要穿越两派交火的地区,她躺在汽车后座上躲避子弹。但大学的灰泥跑道是露天的,有次屋顶上的狙击手向她开枪,子弹擦过她,打在旁边的一棵树上,她晕倒后,第二枪打在了地面上,泥溅在她脸上。一刻钟后,她洗了一把脸,又回到场上:“如果坐在那里不训练,就会不停地回想起枪击的情景。当你训练的时候,才会忘记所有的一切。”

最初国际奥委会宣布取消伊拉克代表团参赛资格,她像孩子一样不停地哭叫。我说你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她说:“没有人知道自己在伊拉克的命运是什么。”制裁取消后,她在椅子上又跳又叫。

说到这段时,翻译半天没吱声,我奇怪,偏过头看她。

小周正在低头哭,小卷发一抖一抖。

达娜看着她,晶亮的两大颗泪,含了一忽儿,扑落掉了下来。这个故事她在媒体面前讲过多次,我只见她这次掉了眼泪。

翻译或是采访,不仅是工作,是人与人的往来。

老王看体操比赛的初赛,一堆十五六岁的小女孩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跳马,头发又短又硬,他有点奇怪,指给我看。我查资料,才发现三十三岁的丘索维金娜这是第五次参加奥运会,这个高龄体操运动员是为了用比赛的奖金给儿子阿廖沙治病,也为此离开乌兹别克斯坦,加人德国国籍。

约了她,快开始了,才发现写提纲的纸不见了,一顿乱翻,像个溺水的人,只能从直觉开始问:“你代表德国队比赛,很多人,包括你的教练不理解。他们认为你可能不爱国,你怎么看?”

她说:“如果他们也承受了这样的痛苦,也许他们就能理解。可是,我希望他们永远都不要承受这些痛苦。”

“什么样的痛苦?”我问完这句,丘索维金娜没有等翻译,就直接回答了问题,她从我脸上看懂了我在问什么。

通常采访有翻译时,我说完话都低头看稿子,受不了与采访对象沉默对视的压力。但这次我的膝盖上空空如也,每说完话,丘索维金娜看着我,我也看着她,这片刻的空白正常得像一段呼吸。她的感受在我心上过一遭,反应出下一个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在我想到之前,就来到嘴边。

我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交给那个叫柴静的人,不要把她勒得那么紧,不要鞭策她,也不要控制她,让她去。”

一切乱纷纷,但心就像铁铊子,慢慢沉到水底下去了。要对付这大摊子事,只能沉下去,倒是静下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而比以往爱动感情。

有天在《中国日报》上,看见德国举重运动员施泰纳在领奖台上,发梢都是汗,一手举着金牌,另一手长久握着亡妻的一张照片。照片是一年前,还没出车祸,妻子和他在森林里跑步时,他喊了一声她的名字,她转回头向他微笑的样子。

我看了心里闷痛一下。

施泰纳的长相是老王的斯拉夫版本,黑板刷一样的头发,又宽又红的脸膛,眼睛像牛犊一样柔和。之前,他是奥地利的运动员,二〇〇〇年被查出糖尿病,雅典奥运会只得了第七名,赛后奥地利媒体形容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手,德国姑娘苏珊写信鼓励他,两人结婚后,施泰纳转人德国的俱乐部。妻子一直在攒钱,想来北京为他助威加油。奥运前一年,她在海德堡遇到车祸去世。

我说:“那个车祸发生之后,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他用手抹了一把脸,叹气轻不可闻,说:“这个事情发生的三个星期之内……”他停了一小会儿,身体轻轻摇晃,“就是……每天喝酒,待在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之后我接受了治疗,运动是最好的治疗。我恨这件事为什么发生,恨是我的动力,去举起更多的重量。”

采访完,他说他害怕奥运结束前的这些天,因为他已经举起过世界上最沉的重量,无可再举,媒体散后,只剩他独自一人。我看着他摇摇摆摆离开,奥运村暮色四合,没人认识他,最亲近的人已不在世上,这是他的异国他乡。我叫住他,上前说:“能拥抱一下你吗?”他咧嘴笑了一下,给我一个熊抱。我说:“你不孤单,你说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拍完我们传带子回台,得到通知,这个片子可能会在晚上播。九点钟,我两手撑着膝盖,直直地坐在沙发上,守着电视等,一直到夜里两点也没看到。

我从沙发上起身,坐到电脑前,MSN上有红灯在闪,有位也在媒体工作的朋友问我奥运做得怎么样。他之前不支持我去做这类报道,觉得跌了调查记者的份,他自己也离开了北京,避开奥运。

我回了一句:“没什么,只是没偷懒。”

他写了句奇怪的话——“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极端认真的蠢人。”红灯又闪一下,补了一句:“当然不是指你。”

我说指什么。

他说:“比如一个母亲,孩子生病,她天天祈祷,但是还是去世了,这不是愚昧么?”

我说:“这是爱。”

他说:“爱和善是能力,而不是情感。”

我说采访施泰纳时,他说为什么重返举重,因为他恨——他恨失去所爱。但人在死亡面前有什么能力呢?所以他把愤怒都发泄在杠铃上,如果没有训练,他说自己会疯掉。

我说:“这愚蠢吗?我不知道。只有这样他才能活下去。”

我也不指望播出了,能做什么就做吧,像达娜这样的运动员,只能参加女子一百米预赛,没人转播这种比赛,我和老王刻了两张DVD给她,就算一个中国电视台为她留下的纪念吧。我过意不去的是,老王辛苦了这么多天播不了,常规的MPC发布会报道播了,也没打他的名字。

我跟后期沟通,他们说:“摄像都没打名宇。”

我说:“这都不对。这是对所有摄像工作的不尊重。”

第二天还是这样,我有点急了,人家也很无奈,问我:“那你的摄像叫什么?”

“他叫王忠新,忠诚的忠,新旧的新。”我一遍又一遍地说,还是没打上。

老王是篮球迷,奥运男篮小组赛中国对美国那天,我想让他看一场。但当天下午,他得先跟我去采访香港自行车运动员黄金宝。黄金宝曾经是专业运动员,十九岁停止训练,两年后重返自行车时已是一个胖子推销员,用了十五年走到北京奥运会,被认为是夺冠热门,但八月十六号,最后一场比赛中,只拿到第十五名。他神色有点茫然地问我:“为什么要采访我们?”

他的教练姓沈,左腿装着假肢,最初没有经费,没有场地,只有这一个辞职的“肥仔”跟着他。他俩在云南的深山里练习,每天至少两百公里,他租辆破货车跟着徒弟,天热的时候假肢把腿磨破,肉是烂的,血淋淋。愈合,又磨。

“没有人邀我们参加国际比赛。因为我们没有一个队伍,我们只有两个人。深山里我就看到他一脚一脚地骑,我曾经想过,走到什么时候是头啊?渺茫吗?非常渺茫。想金牌?对,你想拿,但是这一脚脚踩能拿吗?如果拿不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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