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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看见-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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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

我俩才知道她是认真的,她认为真正的自己就应该是在镜子里看到的那样,苍白忧郁,自怨自艾。每次她这么说,我跟老郝都笑得直打跌,至于她为什么要这么看待自己,我没问过,也不当真。烂熟的人,往往这样。每次一看见她这个表情我就呵斥她,胡噜她的脸:“不许!”

但几年下来,这个根本改不了。做宋这期节目时,她让那些得抑郁症的孩子看自己手上的烟疤,一副“我也有过青春期”的悲壮。我一开始当笑话听,后来有次看过她胳膊,抽口冷气,气急败坏:“不许!”小宏对她只是溺爱,只有我问他,他才说:“范的内心有一部分其实是挺尖锐的。”一副心疼的口气。他不责备她,也不要她改变,只是过马路的时候轻扶着这姑娘的胳膊——因为她永远在打电话,完全不顾来车。

那天看老范的粗编版,其实挺触动我的,只是我没告诉她。有一段纪实是我采访完宋,两天后,他要正式登台朗诵。当天他爸说好要来,临时有工作没来。他急了,又捶着墙,不肯上台演:“既然他不来,你说让我干嘛来呀?”

他父亲后来赶到了现场,说事儿没处理好,“今后一定改……”

宋打断他:“能自然点儿吗?改变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以前怎么冷落我的?我不愿说,一说就来气。”

他父亲神色难堪,压不住火,说了句“二十年后你就明白了”,转身要走,走到门边又控制住自己。在场另一位带女儿来治疗的母亲劝解他,他说:“可能我的教育方式太简单了,我认为儿子应该怎么怎么着。”那位妈妈说:“不光是简单,不光是家长,不管任何人,你去告诉别人应该怎么样,这就是错的方式。我就错了这么多年。”

这话说得多好,我回去还写进日记里了。道理我都懂,但只要落到我身上,工作中一着急一较真,碰到自己认为非得如此的时候,就免不了疾言厉色,而且一定是冲自己最亲近的人来。

老郝说我。

我不服气:“那我说得不对吗?”我心想,事实不都验证了嘛。“你说得对,但不见得是唯一的道路。”

我一愣,这不就是陈虻说的话?老郝这么一说,我不言语了。

老范不像老郝这么硬,做节目时她一吵不过我,就从宾馆出走。雨里头淋着,哭得像个小鸭子。

我给她发一短信:吵不过可以扭打嘛,冻着自己多吃亏。

过一会儿,收到短信,说:“我在门口呢,没带钥匙。”

门打开,我一看头发是湿的,小卷毛全粘脸上了,去洗手间找条毛巾给她擦头:“好啦,我错啦。”

她哇一声搂着我哭了,我只好尴尬地拍着她背。

唉,这辈子认识他们之前,我就没说过这三个字,说不出口。现在才知道。搞了半天,这是世界上最好听的三个字。

她让我最难受的,不是发火,也不是哭,是这事儿过后,就一小会儿,她脸上还挂着哭相,眼睛肿着,天真地举着一只大芒果,趴在我床边一起看网上有趣的事儿,还自言自语:“你说这会儿心情怎么跟刚才特别不一样呢?”

我事后问她:“你干嘛这么脆弱啊?这只是工作嘛。”

她说:“因为我在意你啊。”

没人用这方式教育过我,我当时噎住。

我每每和老范吵架,分歧都是,她时时处处要为我们采访的人着想、开解。而我担心这失于滥情,不够冷静,觉得工作应该有铁律,必须遵从,不惜以冷酷来捍卫。

某次采访一位老爷子,做实业十几年,挣了几百亿,捐出四十亿做公益。他崇拜曾国藩,要“求缺”。闲着没事的时候,我说你经商很成功,那要你来经营新闻,能做成么。他认为跟企业一样,抓住核心竞争力,建立品牌,品牌就是人。我说那负面新闻你怎么处理?

他摇摇头:“新闻不分正面负面,新闻的核心是真实。”这句话我早知道,但从他这儿说出来,还是让我琢磨了很一会儿。

这位老爷子脾气直,采访谈得差不多了,他直接站起来把话筒拔掉。“可以了。”他说,“柴静,来一下。”我挺意外,但知道这老头儿肯定是要讲点什么给我听,比如像曾国藩一样指点下别人面相。

果然。

进他的办公室后,他就说他懂点看相:“你,反应很快,才思敏捷……但是……”

来了。

“……你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你太偏激,就是你们说的愤青。”他接着说,“偏激就会傲慢,无礼。你很想做事,但要改掉这个毛病。”我想辩解,还算咽下去了,说:“那怎么办?”

“多读书。”老爷子说,“另外,存在即合理,你要接受。”

我回来当玩笑说给她俩听,结果老郝听完看着老范一笑,老范也看着老郝一笑。我气得:“我有那么偏激么?”老郝安抚我:“倒没有……只是有点好胜。”我让她举例子,她说:“比如说,我觉得你不太在意别人的片子。”

我想说我怎么不在意了?想了想开会的时候评别的小组的片子,我几句话就过去了,或好或贬,都只是结论,词句锋利,好下断语,听完别人不吭气。我自认为出于公心,但对别人在拍这个片子过程中的经历没有体谅,我不太感受这个。

老范评片子时,永远赞美为先,处处维护,我有时觉得她太过玲珑。共事几年后,同事聚会,李季喝了点酒,握着她手,说了一句“原来以为你……”他顿了一下没说下去,接着说:“几年下来,你是真他妈纯洁。”

纯洁,哎。

她纯洁,心里没有这个“我”字,一滴透明的心,只对事坚持。而我说道理时,往往却是“应该”如何,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内心倨傲,只有判断,没有对别人的感受。

陈虻以前要我宽容,我把这当成工作原则,但觉得生活里你别管我。他老拿他那句话敲打我:“如果说文如其人的话,为什么不从做人开始呢?”

我听急了:“我做人有自己的原则。”

他气得:“你觉得你特正直是吧?”

“怎么啦?”

“我怎么觉得你的正义挺可怕呢?你这种人可以为了你认为的正义背弃朋友。”

我当时也在气头上:“还就是。”

他第一次住院的时候,我和老范去看他,他还说起这事,对老范说我坏话:“她这个人身上,一点母性都没有。”

老范立马为我辩护:“不是不是,她对我就有母女之情!”

我勾着她肩膀,冲陈虻挤眼睛。他噎得指着我“你你你”半天,又指着老范对我说:“她比你强多了。”

我不当回事儿。

有次采访一个新疆卖羊肉串的小贩,跟他一块吃凉粉,他说当年一路被同乡驱赶,脚被拴在电风扇上绞断了,在贫困山区落下脚接来亲人=亲人却为独占地盘,对外造他杀人的谣言,我说:“不会吧?真的吗?”他把筷子往碗上一放,看着我说:“底层的残酷,你不理解。”我哑口无言。在电视素材里看见这段镜头,心想,这女同志,表情怎么那么多啊?听到自己经验之外或者与自己观点相悖的意见,她脸上会流露出诧异、惊奇、反感、不屑,想通过提问去评判对方,刺激别人,想让对方纠正,那种冷峻的正直里暗含着自负。

这女同志原来是我,那些表情原来就是我在生活里的表情。

这大概就是老范说的“脸色”。

唉。坐在电视机前,居然才把自己看得明明白白。

批评别人的时候,引过顾准的话“所谓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这会儿像冰水注头——天天批评专制,原来我也是专制化身。

我上学早,小矮弱笨,没什么朋友,玩沙包、皮筋、跑跳都不及人,就靠墙背手看着。

课堂上老师把“爱屋及乌”读成“爱屋及鸟”,我愣乎乎站起来当众指出。老师脸色一沉,说话难听一点,此后我就不再去他办公室。朋友间有话不当心,刺到痛处,就不再交往。十几岁出门读大学,不习惯集体生活,与同寝室的女生都疏远,天天插着耳机听收音机一如果当时有这说法,大概也可按“收音机瘾”收治我。

偶然,遇到一个女生在水池洗头,她胳膊有些不便,我顺手举起盆给她倒水冲洗,她神色奇异:“原来你对人挺好的。”

“我?”我莫名其妙,我什么时候对人不好了?

“你挺容忍的。”她说,“但你心里还是有委屈。”

这话说得我一怔。委屈,这个词,好像心里有一只捏紧的小拳头。

日后工作上学,换了不少地方,去哪儿都是拎箱子就走,不动感情,觉得那样脆弱,认为独立就是脱离集体,不依不附。亲近的人之间,一旦触及自尊心就会尖锐起来,绝不低头。我做宋的那期节目,多多少少是投射自己的青春期。

只有到了“新闻调查”这几年,我们组几个人,一年到头出差待在一起的时候比家人还长,简直是从头再长大一遍。老范和我都贪睡,不吃早饭,但她每天早起十几分钟,不开灯先洗完脸,就为了让我多睡一会儿。洗漱完一开门,一袋蛋糕牛奶挂在门把手上,还烫着,是李季挂在那儿的。这大个子从来不多话,但眼里心里都有。我的腰坐的时间长了有点问题,去农村坐长途车,席鸣给我在出租车的后座上塞个宾馆的白枕头。在地震灾区没条件洗澡,每个人一小盆水,我蹲在泥地上,小毕拿只一次性塑料杯子一杯一杯舀着温热的水给我冲头。早春到南方出差,细雨里,街边老人蹲在青藤篮子前卖蔟新的白玉兰。小宏五毛钱买一小束,用铅丝捆着,插在小宾馆漱口的玻璃杯里,让我放在枕边,晚上一辗转,肺腑里都是清香。

采访前,我常黑沉着脸,谁跟我说话都一副死相,心里有点躁时更没法看,陈威把他的不锈钢杯子递给我,“喝一口。”我扑哧乐了,接过来喝一口,递还他。他不接,说:“再喝两口。”

热水流过喉咙,脸儿也顺了。

没工作的时候,老郝拿碎布头缝个花沙包,五六个人去天坛,天空地阔,玩砸沙包。老范在边上吃老郝炒的芝麻面,像个花猫满脸都是……原来大家童年都寂寞。

年底我生日,老郝开了瓶酒,做了一大桌菜。吃完饭,灯忽然黑了,电视上放出个片子,是老范瞒着我,拿只DV到处去采访人,片子配了我从小到大的照片,还有音乐和烟花。我是真尴尬,这么大了,没在私人生活里成为主角,这么肉麻过。

最后一组镜头,我差点从沙发上滚下来,是我妈!这厮居然到我家采访了我妈。我妈戴只花镜,特意吹了卷发,拿着手写的绿格稿纸,很正式地边看边说:“妈妈真没想到,小时候孤僻害羞的你,现在做了记者这个行业,小时候落落寡合的你,现在有这么一群团结友爱的好同志……”

我一边听,恼羞成怒地拿脚踢老范。小宏一手护我,一手护她:“好了好了,踢一下可以了。”老郝拿个纸巾盒等在边上,挤眉弄眼。

他们对我,像丝绸柔软地包着小拳头,它在意想不到的温柔里,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了,生锈的指节在嘎吱声里欲张欲合,还是慢慢地有些松开了。

老郝批评过我不看别的组片子后,节目组里片子我都尽量看,别的电视节目也看,看时做些笔记,一是向人学习,另一个第二天开会发言,才能实事求是,对人对己有点用处。对自己节目的反思也多了。

白云升负责策划组开会讨论节目,听完了对我莞尔:“觉得你最近有些变化。”

唉,这么大岁数了才有。

我在日记里写:“一个人得被自己的弱点绑架多少次啊,悲催的是这些弱点怎么也改不掉。但这几年来,身边的人待我,就像陈升歌里唱的,‘因为你对我的温柔,所以我懂得对别人好’,能起码认识到什么不好,最重要的,是能以‘别人可能是对的’为前提来思考一些问题。”

年底开会的时候,我向组里道歉:“不好意思啊平常太暴躁啦。”

大家笑,好好,原谅你。

我又不干了:“哟,我就这么一说,你们真敢接受啊,谁敢说我暴躁我看看。”

他们哄笑。

后来送我一副对联:“柴小静,勇于自省,永远任性。”

宋成年之后,我与他在柏大夫那里见过一面,柏大夫说她一直有件后悔的事。当年父子俩在台上,宋当着众人面喊出“我恨你”时,她应该“托一下”这位父亲。

意思是她当时应该让男人讲一讲他的“无奈”,作为儿子,也是父亲,被两种身份卡住时的难堪和痛苦,让双方有更多的理解。每个人都是各种关系里的存在,痛苦是因为被僵住了,固定在当地,转不到别人的角度去体会别人的无助。

我听到她说,也有一些懊悔,拍那期节目时,我才二十多岁,也还只是一个孩子诉说自己委屈的心态,并没有去体会那个父亲的困境。

柏大夫听了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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