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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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苗的裤兜里装着她的遗书,开头是:“爸爸妈妈,你们好,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到另一个世界里快乐生活了。”
苗苗死后,十几个孩子曾经旷课翻墙去医院的太平间看她,发现他们的医生说:“我从没见过小孩儿那么痛苦。”
从太平间回来之后,有个叫小孙的孩子再没说过一句话。老师说:“我没觉得他有什么不对。”
中午小孙他妈看他愣愣站着,就说:“你放了学也不吃饭,整天玩……”随手拿了箱子上黄色的塑料包装皮,在他头上敲了两下。她一直想不明白:“没使劲啊,咋后来就不答应了?那几天风气也不好,小苗家喝药了,我说你是不是也喝药了?!他气呼呼地:‘哎,就是的!’”他转身就找瓶农药服了毒。
“小孙是我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同班的小倪说,“我想他一定死了。”他哭了一个晚上。学校害怕学生出事,开始要求每个孩子必须由家长接送。老师在大门口查岗,看见小倪一个人来上学,骂了他几句,不允许他进校门:“万一在学校发生意外怎么办?”
小倪在门口蹲了一会,回家拿了农药,在麦田里服下。
三起极端事件之后,政府成立专案组进驻学校,身穿警服的人传讯与服毒者亲密的学生,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讯问。小杨被传讯了,警察询问他与苗苗是否发生“不正当关系”。
小杨说:“我解释,他们不听。”
当天晚上他也服毒,被洗胃救了下来,他说:“我受不了侮辱。”
二○○三年双城镇人均年收入不到三千元,孩子的家人都是农民或个体商贩,生活不容易。苗苗的父亲说:“给她吃好的,穿好的,还要啥?”小杨的父亲当着我们的面,手扣在肚子上骂儿子:“你为什么不干脆死了呢?给我惹这么多麻烦。”小杨的母亲蹲在地上哭:“你把我的脸都丢完了。”
小杨嘴抿得紧紧的,掉头走了。
我跟上他,他脸都歪扭了。“你不要跟别人说,”他说,“等你调查完了,我就不在这世界上了。”
“如果是因为我们的调查,我今晚就走。”我说。
“那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
第二天我们停了工作,叫上小杨:“玩儿去。”
当地一个马场,长着老高的野草,两匹不知哪儿来的秃马,脑袋上扎一朵红花,没精打采披个破毡。两个农民抄着手在旁边收钱,五块钱骑一次。
小杨不说话,也不骑。
我不知死活,穿着半截牛仔裤就上去了,自告奋勇:“看我给你骑。”
上了马,我刚拉上缰绳,农民大概是踹了马屁股一脚,那马就疯了。我在马上颠得魂飞魄散,路过小杨的时候,居然还顾上冲他龇牙一乐。
他看我这样子,也笑了。老范说,这么多天,就看他笑了这一次。
到晚上,我两条小腿内侧都是青紫的。
老范这个没有常识的人,给我端盆水:“泡,热水里泡泡就好了。”
我把腿像面团子一样插在热水里发着,一边写了封信给小杨:“对遭受的侮辱,不需要愤怒,也不需要还击,只需要蔑视。”
蔑视侮辱并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我当时能想到的,只是用这种说法去激发一个男孩子的骄傲,帮他熬过这段时间。
“痛苦的时候,”我大概还记得信的结尾,因为像是写给十四岁的自己,“去看西北的天空,去看明亮的树林,那是永恒的安慰。”
我问过几个孩子,为什么你们对苗苗的感情这么深?
共同的说法是:“她能理解人。”
“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能理解人?”
“听别人说话的人。”小蔡说。
连续服毒事件发生后,从省里来过两位年长的心理老师,她们说:“这个年纪的孩子,特点就是以伙伴的价值观和情感为中心。他们这种非常牢固的小团体友情,一旦关键链条断了,就很危险。”
链条的中心是苗苗。照片上这姑娘眉目如画——柔和的蜡笔画,小尖下巴,笑起来大眼一弯,成绩好,还没有班干部气质,鸦黑头发向后一把束起,小碎卷弯在额头边上。她站在台上擦黑板,底下男生女生都默默看她的马尾荡来荡去。
她在遗书里让爸妈不要伤心,让妈妈对奶奶好一些:“爷爷走了,奶奶很寂寞。奶奶有些话不说,但我知道,奶奶不需要钱,只需要你们的关心和体贴。”去世几天后,又有一封信寄到家里,落款是“你们的宝贝女儿”,信里写:“看到你们哭肿的双眼,我的心都碎了……”
父母认为一定是别人的代笔,但司法鉴定这确是苗苗的笔迹,交由她的朋友在她死后投递给邮局……这个孩子想在父母最悲痛的时候以这样天真的方式安抚他们。
苗苗去世之后,她仍然是表弟在内心里“唯一可以对话的人”。
“你现在心里痛苦的时候呢?”
“忍气吞声。”苗苗的表弟上五年级。
“有疑问的时候呢?”我想起小蔡胳膊上拿刀刻的“忍”字。
“问自己。”
“你回答得了自己吗?”
他沉默不语,脸上挂着泪。
“为什么不跟成年人谈呢?”
他的话像针落在地上:“不相信他们说的话。”
学生连续服毒后,学校采取了紧急措施,砖墙的大黑板上,写着“守法纪,讲文明”,工整的楷书写着“看健康书籍,不进游戏厅,不拉帮结派,不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五六年级都开了“爱惜生命”班会。“老师怎么跟你们说的?”我问。
“说服药会得胃病。”
“我不知道该怎么教育他们,”六年级的班主任头发乱蓬蓬的,皱纹缝里都是尘土,他说自己上次接受心理学培训是一九八二年的师范班,“也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办。”
他只能呵斥他们的痛苦,命令学生把刻在课桌上纪念同学的“519”字样抹掉。他们拒绝之后,他叫学校的校工把所有的课桌都重新漆了一遍,那些刻下来的字,看不清了,但用指尖还可以摸到。
我想起自己的小学。四年级我刚刚转学来,唯一的朋友是我的同桌,叫高丽丽。她对我很好,把泡着葡萄干的水给我喝,上课的时候我俩坐第一排,在课桌底下手拉着手。班主任厉喝:“你们两个,像什么样子!”她掰了一小粒粉笔头,扔在我的头上,班里的同学吃吃地轻笑。
一直到放学,我的头发上都挂着一缕白色。
二十年之后,我觉得我的老师也很不容易。
我问那位六年级的班主任:“你有什么心里话跟谁说?”
大概从来没人问过他这个问题,他愣了一下:“不说。”
“那你碰到难受的事怎么办呢?”
“忍着。”他的答案和小孩一样。
这期节目让我重回电台时光。我收到很多孩子的信。一个小男孩说:“我跟妈妈看完节目抱在一起,这是我们之间最深的拥抱。”一个姐姐说:“这两天正是弟弟统考成绩不好的时候,看完节目,我起身去隔壁房间找了弟弟,跟他有了一次从未有过的长谈。”回到家,小区传达室的大爷递我一封信,是小区里两个双胞胎孩子留给我的,我在这里租住了好几年,并不认识他们,信里说:“我们看了这期节目,只是想告诉你,欢迎你住在这里。”
电视也可以让人们这样。
但我的医生朋友小心翼翼地跟我谈:“这期节目很好……”
“你直接说‘但是’吧。”
他笑:“你是文学青年,还是记者在发问?”
“有什么区别么?”
“像我们在急诊室,实习的医生都很同情受伤的人,会陪着他们难受,但是如果一个医生只是握着病人的胳膊,泪水涟涟,这帮不了他们,冷静询问才能求解。”
我有点强词夺理:“你说得对,但我还做不到,也顾不上,我就是那个刚进手术室的小医生,我第一次看到真实的伤口。我有我的反应。”
采访苗苗表弟的时候,他说起死去的姐姐,满脸是泪水,我觉得采访结束了,就回头跟摄像海南说了声“可以了”,蹲下去给男孩抹一下眼泪,说去洗洗脸吧。
他不吭声,也没动,肩膀一抽一抽。
我问他:“你在心里跟姐姐说过话吗?”
“说过。”
“说什么呢?”
“……你好吗?”
我问不下去了。他站起身,没去洗脸,跑进了屋子里,倒在床上。小男孩捂着脸,弯着身子,哭得浑身缩在一起抖。我站在床的边上,抬起手又放下,抬起手又放下。
看节目我才知道,老范把我给孩子擦眼泪的镜头编进片子里了,她百无禁忌。
这个镜头后来争议很大,还产生了个新名词,讨论我是不是“表演性主持”。小鹏瞪着大圆眼来问我:“你为什么要给他擦眼泪?”
“那你怎么做?”
“什么都不做,这才是记者。”
正好钱钢老师来参加年会,他是我们敬重的新闻前辈,大家在威海夜里海滩上围坐一圈,问他这件事。他不直接说谁对谁错,给我们讲故事,说美国“60分钟”节目的记者布莱德利在监狱里采访一个连环杀人犯,问,你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
杀人犯是个黑人,回答说:“因为我在布鲁克林区长大。”意思是那个地方是黑人聚集区,治安不好,社会不公,所以把我变成了这样。
布莱德利是个老黑人,当时六十多岁,胡子花白。他站起来揪着这个杀人犯的领子,摇着他说:“我也在布鲁克林区长大。”
钱老师说:“他这么做对么?不,先别回答,你要像苏联作家说的那样,‘在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之后咱们再来讨论。”
十年将至,到底这么做对还是不对,我在心里已经过了好几个来回,还是没有最终的答案。只是我必须承认,当年面对医生的辩解,一部分是要隐藏自己的无能。那时我说出的只是人生的皮毛,这些孩子之间的情感复杂远超过节目中的描述。
节目里,我们只叙述了因聚会流言而起的故事,但我和老范还知道另外一些细节,这个年级里有很多学生喜欢苗苗,用皮筋勒住苗苗脖子的男孩总是在上课的时候摸她的胳膊和头发……苗苗最反感别人摸她的头发,告诉了小杨,小杨揍了这男孩。
小杨是班上年纪最大个子最高的男生,他十四岁了,苗苗叫他“哥哥”。
在自杀之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因为苗苗认了另一个保安做“哥哥”,小杨不再理她。她请求原谅。在一个小巷子里遇到,苗苗拦住他说“对不起”,他不理她,往前走。她从地上捡起块砖,砸到自己额头上。小杨说:“血和着砖灰流下来。”他没停脚,继续走了。
后来他才知道,苗苗转身回到操场,到处都是学生,她当众跪下,说:“我对不起杨……”也许她认为只有以这种方式羞辱自己,才会被谅解。
那个出事的聚会上,一个喜欢苗苗的男孩要抱她,小姑娘不愿意。小杨对苗苗说:“让他抱。”
或许是为了让他原谅自己,这个姑娘听从了。她是在自己喜欢的男生要求之下,被另一个男生拥抱,也许还有更进一步举止的时候,被外人看到了。
故事还不止于此,那个聚会集中了几乎全部的情感冲突……那个在我们采访时电话通知宣传部的小姑娘,是当初签了“有难同当”的六个女生之一,她跟苗苗的漂亮和成绩在伯仲之间,聚会上,她当着苗苗的面向小杨表示好感……更细密的人性真相紧紧压裹着,不可能在九天内剥开。
服毒的当天下午,苗苗被男生欺侮后,从操场回到教室,趴在小杨座位上哭泣。之后,她向小杨要了一张照片,说:“谢谢你实现了我最后一个愿望。”她在课桌上刻下了“519”,对小杨说“莫忘五月十九日”,转身离开了学校。
小杨跟我说这些细节时,一再问我:“是不是真的是我害死了她?”我无法回答,但看得出他深受这个问题的折磨。
将近十年后,再看节目,一个镜头拍到了他的笔记,有一行字,我当年没有留意到,“她和我别离了,可是她永远地活在”,字写到这儿停止了。
这些年,我和老范对这事耿耿于怀,就因为这些没能弄清讲明的真相,怕说出这些孩子间的情感纠葛,会让观众不舒服和不理解,也许还会觉得“才十二三岁怎么就这样”……虽然大家十二三岁的时候,又与他们有什么两样。
它们没有被呈现,这是一个新闻媒体的“政治正确”。我们叙述了一个事情的基本框架,但只是一个简陋的框架,以保护大众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个“真相”。
日后我看到托尔斯泰说,他在构思《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原型是新闻里一个女人做了别人情人后卧轨自杀的故事,最初安娜在他心中极不可爱,她是一个背叛丈夫、追求虚荣的女人,他要让她的下场“罪有应得”。但写着写着,他并没有美化她,只是不断地深化她,人性自身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