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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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链子问我：“你们干嘛的？”
“记者。”
“来干什么？”
“接到新闻线索来调查。”我看了一眼摄像李季，知道他肯定在拍。
“谁给你的线索？”他肚子快顶着人了。
“观众。”我问他：“您是谁？”
他愣了一下。
“谁让您来的？”
“我兄弟……朋友。”
提供新闻线索的人说过，这些黑社会背景的人有枪，他见过。但我知道这些人的目的不是要伤害我们，只是要赶我走，我的目的也不是把他当场扭送公安，是要把他拍下来。
扯平
这一小会儿，经理已经在掩护下撤退了，他们也准备撤了。公司空空如也，我只好代尽主人之谊，客气送他们到电梯口：“知道经理去了哪儿告诉我们一声。”他们相互对视，哈哈大笑，电梯关上了。
以前这些可能被视为无关的花絮舍掉，老范编辑时把这段和《无间道》里的电梯镜头对接，我问熬夜编片感觉如何，她说“太快乐了”。
做调查性报道，出发时能不能做成没一点着落，回来后能不能播出没一点把握，但出差回到办公室围坐一圈，摄像老陈强给我们泡铁观音，一把壶摸得油亮油亮，银白的水高抛一线，烫完一圈紫砂杯子，砂绿的茶叶在沸水下寸寸挣开赭红的边。他慢悠悠地说：“你看玩电脑游戏的孩子，什么时候说过自己累？有乐趣的人从不说累。”
这工作跟剥笋一样，一层一层，把女学生式的怯弱剥掉了，你不得不作出决断，躲开追赶，藏起带子，坐在各种会议室里，吹着塑料杯托里绿茶上的内沫，互相摸虚实，探真假，连说带笑语带机锋，还不能拉下脸。
在河北时有位副县长，上来叫我“柴主任”。
“您叫我柴静吧。”
“哟，柴主任不给面子。”
“叫柴记者吧。”
“柴主任是央视名记呀，那就叫柴记吧。”
“名记”这两个字加一个重音，桌上的几个男人都扑哧笑了，挤眉弄眼。
到了采访现场，我采访的是他下属，结束后，旁观的他又上来按我的肩膀：“柴记，别起来别起来，坐在椅子上跟我合个影。”
他几个下属拿着相机说：“来来，美女，照一个。”我说：“请坐。”
他在对面椅子上坐下了：“笑一下嘛柴记，别那么严肃。”
我笑了一下，说：“把机器打开。”
他说：“对对，亮着灯，更像真的。”
我问他分管的领域在此事上的责任，他张口结舌。问了四五个问题，我说：“可以了，谢谢。”
我们坐车离开，他的车跟在后面，一路追到北京：“柴主任，柴记者，我看能不能不要播刚才那段了……柴记者……”
调查性报道大旗一张，多来刚猛之士。
小项从安徽来，善良近于讷，线条至刚，两只大眼直视，走路也都是直线，走到折角处拐一个漂亮的直角。每日斜坐办公室最内角，不哼不哈像只秤砣。抛下一岁多的儿子来京只为做调查性报道，选的题很多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调查现任官员洗钱时，他找到的知情人逃亡已久，家里门窗被砸烂，弟弟每天把斧头放在枕边睡觉，在与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打斗中，刺中了其中一人被拘捕。我们去上海取证知情人当初曾被胁持的经历，证据有，但是警方很狐疑地看看她，说当地有人不久前说过，这个女人一旦在上海出现，要立刻通知他们来带人。警察起身要打电话，一出门，小项拉着知情人噌地站起来，从后门走了。在最近的长途汽车站，坐上最快的一班车。一直到夜里，绕了百里路，才回到我们住的酒店。
那是上海一家有上百年历史的饭店，层高四米，长走廊，黑柚木的地板上了蜡。一到晚上地板开始变得吱吱呀呀的，远远的好像听不清的人的呼叫，还有老房子里奇奇怪怪的各种声音。临睡前，江上的汽笛也让人不能安心。
夜里，我坐在床上，靠着墙，听见知情人在隔壁冲洗的声音，才觉得安心一些。突然水声停了，一秒钟后，我认为自己听到了清楚的枪声，又是一声。
我陡然从床上坐起身，第一反应是想翻身伏在床下，立刻觉得没有任何用，便僵在床上，舌笞都是干的。我打电话给小项，他稳稳当当说了声“我去看看”，核实她安全之后，我嘴里的干燥还久久不去。
这个节目挫磨得很。小项后来为了省经费，向领导要求自己花钱出差。有一天下雨，他湿淋淋地来台里，问他才知道，连坐公共汽车的钱都不舍得了，就这样他还带楼下来反映情况的老人去食堂吃碗饺子，又买了十几张大饼让人家带在路上吃，说：“调查这样的节目，不能做得让人汗颜。”
我偶尔路过机房，看见三十多盘带子堆在床上，小项一脸浓胡子，一杯残茶，已经不眠不休熬了几个通宵。那时候用的还是编辑机，屏幕上是采访的画面，为了把一句采访剪辑好，得反复用旋钮拧来拧去，定位很多次，人的脸和话就这么前前后后，快退快进，很长时间才能剪好一句话。我正问到“那你认为哪里安全”，坐我对面的知情人说：“你们的镜头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我看着这段采访，能不能采访准确，不是能不能完成工作，或者能不能有乐趣这么简单，这事关人的性命，我要是问得不准确，不配坐在这椅子上。
我的新偶像是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她的采访录被我翻得软塌塌，在我看来她是史达琳的现实版——一个从不害怕的女人。
二战，美国飞机轰炸佛罗伦萨时，她还是个小孩子，蜷缩在一个煤箱里，因为恐惧而放声大哭。父亲狠狠地掴了她一耳光，说：“女孩子是不哭的。”她日后写：“生活就是严峻的历险，学得越快越好，我永远忘不了那记耳光，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个吻。”
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谈到妇女不能像男人一样上学、工作，不能去海滩，不能穿泳衣时，她问：“顺便问一句，您怎么能穿着浴袍游泳呢？”
“这不关您的事，我们的风俗习惯与您无关，如果您不喜欢伊斯兰服装您可以不穿，因为这是为正当的年轻妇女准备的。”
“您真是太好了，既然您这么说了，那么我马上就把这愚蠢的中世纪破布脱下来。”她扯掉为示尊重而穿上的披风，把它扔在他的脚下。
他勃然大怒，冲出房间。
她还不肯罢休：“您要去哪儿？您要去方便吗？”她长坐不走，连霍梅尼的儿子乞求也没用，直到霍梅尼以《可兰经》的名义发誓他第二天会再次接见她，她才同意离去。
真带劲。
她采访以色列的沙龙，指控他轰炸平民：“我亲身经历了咱们这个时代所有的战争，包括八年的越战，所以我可以告诉您，即使在顺化或河内，我也没有见过像在贝鲁特发生的那么惨无人道的轰炸。”
他抗辩说他的军队只轰炸了该市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基地。
她说：“您不仅轰炸了那些地区，而且轰炸了闹市区！”她拉开皮包，取出一张照片，是一堆从一岁到五岁儿童的尸体，“您看，最小的孩子身上没有脚，最大的孩子失去了小胳膊，这只无主的手张开着，像在企求怜悯。”
沙龙在这次采访结束时对她说：“您不好对付，极难对付，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一样带着那么多资料来采访我，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您一样只为准备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
张洁总担心善良的人做不了刚性调查。其实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刚性。
像天贺这样柔善的胖子，如果能选，更愿意待在家跟金刚鹦鹉一起听交响乐，但他报道山西繁峙矿难，冒着漆黑的夜雨走山路进去，连个接应的人都没有。三十八位矿工死亡，被瞒报成二死四伤，遗体被藏匿或者焚毁。此事中有十一个记者收了现金和金元宝帮助隐瞒事实，被披露出来后，开会时领导表扬大胡子有职业操守，让他谈两句感想。他胖胖地一乐：“没人给我送啊。”大伙哄笑了事。
事后他说起那个矿井，一百三十米深，罐笼到底时，一声巨响，他的膝盖一阵哆嗦，抬起头，看不见洞口的蓝光。“生和死真他妈脆弱，就这么一百米，这些人天天这么过，超负荷地工作。我难过的是，他们很知足，觉得这么比在村里种地强多了。”他拍到那些被藏的尸体遗骸，闻了被烧过的裹尸布，“你要是真见过他们的样子，就不可能为几个钱把灵魂卖了。”
善良的人做“对抗性”采访，不会跃跃欲试地好斗，但当他决定看护真相的时候，是绝不撤步的对峙。
我俩去一个地级市采访。一位民营企业家被双规，因为他“不听话”，在“市长和市场之间选择市场”。企业家腿中间夹张白纸，对墙站着，纸掉了就被打。他被判了三年，“挪用资金罪”，每天在监舍里原地跑五千步来督促自己“不能垮，要活着”。采访的时候，天贺不像平常盯着镜头看，而是圆圆地窝在那里，埋着头听。
去采访市领导，说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过了两天还有两天，知道我们等不了那么久。
这种事情急不得，也无处发作。
大胡子让我去把楼里每一层的门都假模假式敲了一遍，他坐在楼下台阶上，见着人就挨个儿问：“请问您见着书记了么？我们找他，有这么个事儿，我给您说说……”
这两句相当有用，二十分钟后，秘书来了：“领导请你们去办公室。”这位企业家被判了三年，主要证据是一个复印的手写材料。复印的证据是不能被采信的，但法官就这么判了，我走进法官办公室，镜头在我身后，我问：“这个案子，您明明知道这份意向书不是原件，为什么还要采用它？”
法官愣了一下，呜噜呜噜说了几句：“不是原件……有些没有原件。也不是我们非要这个证据不可。”
我没听懂，问：“不是原件为什么要采用它？”
“我认为它是原件。怎么不是原件呢？”
我把纸放在桌上：“您认为它是原件？我们看到的明明是手写的一个复印件。”
他嗓门高起来：“我没有看到。你在哪里看到手写的？”
我指指二审的判决：“中院都说了，这不是原件。”
他把手挥得我脸上都是风：“不是原件，你相信就行了。”
我问：“那您为什么采用一个不是原件的……”
“我没有采用，我哪有采用了？”
我指指判决上的字：“法官，这儿，这儿，第六点。”
他急了：“我还有一二三四五七八。你为什么只查我第六点？”
“您别激动。”
他脸都扭曲了：“我没激动啊。”
我让声音柔和一些：“您还是采用了它？”
他喊了出来：“我至今还认为他是有罪的。”他转身往外走，一边挥舞着手：“你不要成为别人的工具。”
我紧跟在他身后，镜头在我身后：“法庭辩论的时候，辩护律师说司法不要成为工具，您怎么看？”
他跳得真高。
采访完，张天贺叼个大烟斗，定了会儿神，说：“这温柔的小刀儿，左一刀右一刀，一会儿就剩下骨头了。”又叹气：“一个姑娘家这么厉害，谁敢娶？”
过了一阵子，就没人说我厉害了，因为组里来了新人。
第一次见面，嚯，这姑娘，剪短发，一条背带牛仔裤。眼清如水，一点笑意没有。
我俩下班回家，发现走的是一条路，租的房子紧挨着。过马路的时候，她对我说：“以前你在湖南卫视的时候我挺喜欢的。”
我刚想扭捏一下，她接着说：“你在‘东方时空’主持的那是什么烂节目呀？”
“嗯……”
她转过头毫不留情地看着我：“那个时候，我很讨厌你。”
姑娘叫老郝。后来对我比较容忍了，大概觉得我笨，我好不容易领点钱，姚大姐千叮万嘱，逼着我当面装在信封里包好，又怕我掉，拿订书机订上，又怕包没有拉链，让我用手按着，临走我还是把黄澄澄的信封丢在办公桌上了。第二天，老郝把钱带给我，押着我在路上存进银行。柜台小姐问，活期还是定期？
就那么几千块钱，我装模作样地想了一会儿，说，定期。
老郝仰天大笑，笑得都跑出去了。
她知道我搞不太清楚定期活期有多大区别，医疗、保险……她都得惦记着，我和老范从此有人管，蹭在老郝的小房子里，厨房小得进不去人，老郝一条热裤，两条长腿，围个围裙，做泰国菜给我们吃，拿只小银剪剪小红尖椒圈，脚底下放着一盆鲜虾：“今天好不容易买着鱼露。”我和老范倒在藤摇椅上，喝着蜂蜜水，手边水晶碗里是金丝枣，硬纸叠的垃圾盒让我俩放核。
“老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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