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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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在《答林君琴南函》里，蔡先生又说：
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⑦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教“中国哲学史”（2）
蔡元培这样高度赞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当时学术界的情况来看，决非溢美之辞。而蔡氏以前清翰林出身和北大校长的地位，对胡适著作的这种热情肯定和赞扬，无疑是对胡适的极大支持，也是对学术界新思想和新成果的极大支持。
据冯友兰先生回忆，胡适的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当时看来，还有很特别的一点：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无论有没有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用注释古代经典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都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这也是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在无意中的流露。⑧
蔡元培、冯友兰两位先生的见解，自然都很有道理。除此之外，我认为《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本书全用白话”，并采用新式的“句读符号和他种文字符号”，即新式标点符号。这在我国学术史上，应该说是一个创举。⑨当时又正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守旧的人们以为，提倡白话者，大约都是不会写文言文，不能读古书的人，故要借白话以藏拙。不料《中国哲学史大纲》竟全用白话和新式标点，提倡白话的胡适竟能读古书，而且“了解古书的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这不啻是对守旧派国故家们的一种示威，增强了白话文运动的声势。
《中国哲学史大纲》一出版，便不胫而走，轰动一时，不过两月就再版了。随着这部书的问世，胡适真是“暴得大名”，不仅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站稳了脚根，而且在中国学术史上也占得了一个位置。
年轻的胡适教授，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于是也更大了。1918年12月3日，北大学生成立“新潮社”，便约请胡适为顾问。第二年1月，即刊出《新潮》杂志，成为《新青年》的一个得力助手。新潮社的主干，便是前面提到的傅斯年。
他原来也是“黄门侍郎”，即是守旧的国故大师黄侃（季刚）先生的得意门生。胡适也承认他学问根柢不错。后来傅氏倾向于新思潮，到1919年，便完全转变到新文化阵营一边来了。当时陈独秀还有些怀疑，曾向周作人说：“他们可不是派来做细作的么？”后来的事实证明，不仅不是“细作”，而且正说明新文化及倡导者们的思想、学问、文章，对有志青年的巨大吸引力，且为新文化营垒增添了一批年轻有为的生力军。⑩傅斯年从那时起，便投效胡适门下。1920年初，便因胡适之力，官费出洋，留学于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得到了深造的机会。傅斯年到英国后，曾给胡适写信，中说：
先生自提倡白话文以来，事业之成就，自别人看之实在可惊，然若自己觉得可惊，则人之天性，本是以成就而自喜，以自喜而忽于未来之大业。所以兴致高与思想深每每为敌。人性最宜于因迫而进，而惯怠于实至名归之时。……我在北大期中，以受先生之影响最多，因此感极，所念甚多。愿先生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
这样的直言规谏，也可以见出他们师生相契，真成了莫逆的朋友。
后来，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一班人，在政治见解与学术思想上都追踪胡氏，亦步亦趋，是所谓“胡适派系”的中坚；又终于都在大陆解放前夕，逃亡海外，埋骨在台湾孤岛上。这都不是偶然的，然而是后话了。
① 参看冯友兰著《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12月1版，第200页。
②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北京朴社1926年9月再版，第36页。
③ 见胡适1952年12月20日在傅斯年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载《胡适言论集》甲编，台北华国出版社1953年4月版，第95～96页。他在这次讲话中，还充满感情地说道：
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④ 同注①第215页。
⑤ 1978年以来，笔者曾经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谈到胡适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的问题，肯定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用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来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本著作，筚路蓝缕，与《白话文学史》同样具有开创的意义；而在今天看来，又同样难免幼稚之处，并且同样是未完待续的“半部书”。
近年读到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自序》，其中评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也说：
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出版了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那就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于1917年到北京大学，暑假后开学，他就担任了哲学系一年级的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当时印发讲义，到1919年2月，就正式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这部书前面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中略）蔡元培给这部书以这样高的评价，就当时学术界的水平来说，并非溢美。（第213～214页）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教“中国哲学史”（3）
冯先生是我国哲学界的著名学者，他如此批评，使笔者得了一个有力的支持。冯先生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许多精辟的分析与评论，读者可参看《三松堂自序》第213～217页。
⑥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见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2月版，卷首。现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月1版，第187～189页。
⑦蔡元培《答林君琴南函》，作于1919年3月18日，载同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第338号；3月18日及4月1日《公言报》；《新潮》杂志第1卷第4期，1919年4月1日出版。现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此处引文见第271页。
⑧同注①第215～216页。
⑨胡适之前，有梁启超先生用“新文体”写作政论和学术文章，但那只是浅近文言，或介乎文言与白话之间的改良体。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才是正式用白话和新式标点写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1918年7月15日，胡适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凡例”，共四条。第三条说“本书全用白话，但引用古书，还用原文”。第四条是“本书所用的句读符号和他种文字符号，列表如下”。共列符号12种，并有说明及例句，基本上与今日所用的标点符号无大的差别了。
⑩参看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二八 每周评论（上）”。
《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106页。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赞扬毛泽东和孙中山（1）
五四运动，开始是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6月3日以后，上海工人罢工，商界罢市，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发展成为中国各阶层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
经过这场政治运动的推进，新文化统一战线迅速扩展，新文化运动的声势更加壮大。新的社团，新的报刊，不断涌现。胡适曾经在《每周评论》上兴高采烈地介绍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类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①
《湘江评论》，是毛泽东所创办的著名刊物。1919年7月14日创刊。它与上海的《星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一样，都是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影响下办起来的。不仅形式上完全仿照《每周评论》；在宣传新思想，抨击黑暗方面，也取一致态度。所以胡适称它们是《每周评论》的“小兄弟”。《湘江评论》虽然只出了五期，就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没收了，但影响所及，成了五四时期全国著名的周刊之一。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经崇拜过康有为和梁启超。到长沙以后，读了《新青年》，就转而钦佩胡适和陈独秀了。他曾回忆说：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②
1918年9月，毛泽东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过助理员，见过陈独秀，很受他思想的影响；也去拜访过胡适，希望胡适能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③1919年5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就领导学生运动，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了《湘江评论》。毛泽东回湖南以后，曾经给胡适写过几封信，现存的一信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省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④他编的《湘江评论》这个刊物出版不久，胡适便注意到了，并热情地给予介绍和支持。胡适肯定“《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又特别赞扬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指出：
《湘江评论》第2、3、4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⑤
由此可见，当年毛泽东曾把胡适当“楷模”，胡适也很看得起毛泽东。而后来两人却走了根本相对的两条路。历史就是这样地不讲情面！
对于孙中山先生领导创办的《建设》杂志，胡适也很重视，也在《每周评论》上作了介绍。
《建设》杂志，是1919年8月在上海创办的。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揭橥杂志的宗旨是：
鼓吹建设之思潮，展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此“建设杂志”之目的也。⑥
胡适觉得《建设》的宗旨是很好的；而对照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山先生的《发展中国实业计划》，认为“《建设》的前途是一定很能满足我们的期望的”，因而赞扬说：
在这个“盲人瞎马”的时代，而有这种远大的计划和主张，可算是国内最可使人满意的事。⑦
当时孙中山正在倒霉的时候。他“护法”不成，反而被南北军阀赶得无地容身，⑧只好躲在上海，潜心著作他的《建国方略》。《建设》杂志上发表的《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便是这《建国方略》的物质建设部分，表现了他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工业化强国的伟大理想。尽管其中不无空想及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却诚如胡适所说，是一个“远大的计划”。⑨但是，统治国家的军阀官僚们，只把胡混当作实行，而把计划当作无用。他们攻击孙中山是空谈的“理想家”，甚至“党人亦起异议”，说孙先生的主张“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⑩众口铄金，一时风靡，都反对孙中山的实业计划。真是一个“盲人瞎马”的时代！就在这个时候，胡适站出来称赞孙中山的计划和主张，他的识见是多么难得！而孙中山及其党人又该多么感激啊！
此前不久，《孙文学说》由上海华强印书局出版。中山先生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