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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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理想，无非以下几点：
第一，在他们的理想社会里，必须有一个严厉、公正、说一不二的明君，高高在上，杀伐决断，慷慨地向农民身上泼洒阳光雨露。这个明君应该强大威严，洞察一切，任用忠臣，摒弃奸佞，像父亲一样赐予他们纪律与安宁。这个明君又应该仁慈无比，轻徭薄赋，像母亲一样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在灾害年份及时救济他们。
第二，这个社会应该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平均”是农民们最大的理想，也是历次大型起义的口号。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农民们懦弱、自私又善良。他们受够了别人的欺凌，最知道受人欺负的滋味，因此，每个人的土地和财富大体平均，谁也不必遭受嫉妒心的折磨，就成了他们千百年来的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在孔夫子那里，这个农民理想就被文绉绉描述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句话的最佳白话文解释应该是“我不怕日子穷，就怕别人不和我一样穷。我不怕东西少，就怕别人比我多”。
第三，作为平均主义的补充，这个社会又应该等级鲜明。天在上，地在下，父为尊，子为卑。“权威主义”的人格结构决定了农民们强烈渴望等级明确、秩序井然的稳固不变的社会。农民们的“平均主义”是小农内部的平均主义，他们从来没有期望过全社会所有成员一律平等，那样“长幼不分、尊卑不明”的自由竞争的社会状态是他们所不敢想象的，他们认为那一定会带来混乱。他们绝对赞成一个社会要有“尊卑上下”，绝对赞成上面赐给他们严明的纪律。他们认为，这样社会才能“四海升平，万民乐业，风调雨顺，君正臣良”。
第四，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农民，除了害怕天灾之外，最害怕无非是三种人：一种是贪官污吏层层盘剥，一种是豪强大户以强凌弱，另一种是地痞流氓为非作歹。因此，农民们衷心期望在这个社会里，文武百官能清正廉洁，地主大户能善良守法，地痞流氓能被消灭净尽。换句话说，农民们期望能够得到“公平和正义”，以使“人人辛苦力田，个个尽忠守职，男重贤良，女务贞洁”。
在朱元璋之前，还没有哪个皇帝能实现农民们的全部梦想。即使是那些经历了农民起义烈火洗礼的开国帝王们，也不过是在开国之初能做到几年轻徭薄赋而已。更多的帝王是在登上王位的第一天即与地主和官僚沆瀣（xiè）一气，联起手来鱼肉最底层的广大人民。
第四节 亡国的两个诱因
看来是天下穷苦人的祈盼，感得天道循环，在安徽省明光镇赵府村中生下太祖洪武皇帝来。这朝圣人出世，据后来乡亲们回忆，也曾红光烛天（不过朱元璋当上皇帝前可没人回忆起来过）。这个洪武帝，英雄勇猛，智量宽洪，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率领二十四员猛将，打下十五个行省。这天子扫清寰宇，荡静中原，国号大明，建都南京，十六朝皇帝班头，三百年开基帝主。这朝天子与历代帝王不同之处，在于他出身纯正，所以他能与农民心连心，急农民之所急，想农民之所想。
在混乱、腐败的元末社会的最底层辛苦劳作时，朱元璋和所有农民一样，心中朦胧渴望和描画过理想社会的模样。而当身居九重之时，朱元璋发现，一个皇帝心中的理想蓝图与广大农民的梦想居然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
他发现，实现“农民理想”，即是皇族的利益所在。登基不久，他就在政府文件中这样描述了自己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人有田耕，安居乐业；男耕女蚕，无有游手；摧富抑强，各安生理；贫富相携，共济互助；轻徭薄敛，阜富与民；趁时稼墙，完交赋税。”
翻阅厚厚的中国历史，他发现，导致历代王朝灭亡的诱因不外是两个：
一个是地主与官员结合，土地兼并与政治腐败联手，导致贫富差距加大，造成官逼民反；另一个是帝王大权旁落，王朝轻易为权臣、外戚、太监所倾覆。因此，要保证江山世世代代在朱氏子孙手里，必须根绝这两种现象。
针对第二个诱因，他以历代帝王所不及的魄力，大刀阔斧进行了政治改革，废除丞相和大都督这文武两个最高官员制度，把丞相权力一分为六，分给六部；把大都督权力一分为五，成立五军都督府。并且从制度上让各个权力部门相互牵制，谁也不能单独对皇权构成丝毫威胁。用朱元璋自己的话来说：“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诸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经过这样一番大手术，官僚层级被大大简化，天下所有的大小官员都直接向皇帝负责，每个官员都直接为皇帝跑腿。他就可以一管到底，不留一点死角。朱元璋通过这套单薄得近乎透明的官僚网直接观察到他的子民在田间地头的劳作情况，大大提高了做皇帝的安全感。
相比之下，要消灭第一个诱因，则要难得多。因为土地兼并与官僚腐败，几乎就如水往低处流，是传统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无知者无畏，朱元璋并不缺乏向规律挑战的勇气。兼并是由于地主阶级的贪婪，腐败则源自官僚阶层的天性。为了帝国的根本利益，他必须严厉打击地主阶级与官僚阶层。基于这个思路，大明王朝初期呈现出三明治式治理方式，皇帝与底层农民联起手来，共同挤压社会中间阶层即地主和官员的生存空间，由此开创了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奇景观。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朱元璋进行了不完全的土地改革，用行政力量，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把全国的大地主几乎消灭殆尽，使普天下农民们土地大体平均。他展开了人类史上最严酷的惩贪运动，几千年来习惯于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成了帝国里最倒霉的职业，一度被群众运动冲击得威风扫地。
他爱护百姓，勤劳国事，竭尽全力，发展生产，轻徭薄赋，不断赈灾，在他的治理下，底层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他建纲立纪，使全国人民有章可循，有矩可守，每一阶层的人都清楚了自己应该如何生活。
他严厉打击地痞流氓，惩办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使得“流氓”在朱元璋时代几乎绝迹。他还开展了富有创造性的思想教育行动，大力移风易俗，扭转了不良的社会风气。甚至，他还试图在农村推行初级社，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
在他的治理下，帝国里官员们大都老老实实，不敢轻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大地主们多数家破人亡，没有机会再为富不仁，欺压百姓；地痞流氓消失得无影无踪，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一般来讲，如果一个皇帝能不傻不癫，不在农民们吃不上饭的时候问他们为什么不喝肉粥；能心理正常，不成天迷恋于“秘戏”或者剖开孕妇的肚子看胎儿男女；能自个儿把握朝政，而不是几十年不上朝或者把权力都交给太监们，农民们对于这个皇帝就基本上可以满意了。而朱元璋居然超额实现了农民们的全部梦想。生逢朱元璋时代，难道还不是农民们的最大幸福吗？
第五节 变相土改，打击地主
朱元璋对地主阶级的恶感，基于双重因素。
作为一个贫农的儿子，朱元璋的血液里天然流淌着对地主阶级的仇恨。
朱元璋永远忘不了自己一家在一户户地主的压榨下不断逃亡的惨痛，永远忘不了父亲死后，刘德拒绝施与葬地的屈辱。少年时的印象往往影响人的一生。在朱元璋的头脑里，地主大户们的形象始终如后世的宣传画一样，脑满肠肥，冷面黑心。
而坐在龙椅上，从一个帝王的角度看下去，地主阶级在朱元璋眼里的形象也并不讨人喜欢。虽然朱元璋看到了“有恒产者有恒心”，但是他更清楚的是地主阶级本性中的贪婪、狡诈、为富不仁对他的统治构成的严重威胁。
一方面，富家大户势力过于强大，很容易破坏地方社会秩序，对国家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他们难以抑制的兼并土地的欲望，很容易导致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从而诱发王朝的崩溃。
被起义农民推上皇位的朱元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新帝国内严厉打击地主阶级。
战争时期，军队所过之处，地主纷纷逃亡。新朝建立，他们从藏身的穷山大谷中兴冲冲跑回家乡，却发现他们的土地部分已经被穷人们耕种了。他们出示地契，趾高气扬地要求农民们把土地归还原主，农民们却不买他们的账。地主们不知道，天下已经变色了。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发布了一道诏书：
“各处地主，过去因为兵荒马乱抛下田土，已经被别人耕种了的，这块地的产权归现在的耕种者所有。”这道诏令否定了地主阶级的部分产权，无疑是对地主阶级的一个沉重打击。不少战前的豪门大户，千里奔波回来，却发现自己已经从缙绅之家沦为上山开荒的贫农。
甚至对于土地完整的地主，朱元璋也不允许他们恢复旧有的家园。建国之初，荒田处处，朱元璋鼓励百姓开辟荒地。于是大户地主利用其雄厚财力，乘机多犁多占，兼并土地。临濠一地尤为突出。朱元璋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苗头，于洪武四年指示中书省：“如今临濠的空地很多，你们应该调查那些开荒者的身份，让他们大致平均耕种，使穷人有产业，富户不能兼并。如果哪个大户多占土地，转给贫人佃种的，就要惩罚他。（宜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者佃种者，罪之。）”
洪武五年五月，他又下诏说：“战争时期，不少人抛下产业，逃到他方。现在天下太平，又都回来了。这些回来的人家，如果原有土地多，而现在人口少，不许他们占有原来那么多的地，有几口人，给几份地。原来土地少而现在人口多的，可以自己开垦无主之地。总之大家要平均，占地太多，要治罪！”
这无疑是一种变相的土改。
不过，这些措施的范围只能限于那些逃亡归来的地主。也有许多地主并没有逃亡，他们的庞大产业经过战争的洗礼，依然地连阡陌，庐舍巍然。更主要的是，这些人在地方上累世经营，根深蒂固，是朱元璋平均天下的主要障碍。
在自然经济时代，凭空剥夺这些人的财产显然不符合“天道人心”，缺乏理论和道德资源的支持。但是，这难不倒朱元璋。只要明确了目的，手段对他来讲从来不是问题。对剩下的大地主，他的基本策略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因地制宜，用各种不同的借口，依次加以摧破。
第一个借口是“徙富室以实京师”。这是历朝历代习用的一个办法。建国不久，朱元璋把江南大量富豪之家强行迁到首都南京，使南京很快发展成为一个人口大约100万的巨型城市。朱元璋后来对大臣们说：“过去汉高祖刘邦迁徙天下豪富之家到关中，我初不以为然。现在想来，京师是天下根本之地，把他们迁到这里，实在是事有当然，不得不尔。”所谓事有当然，不得不尔，盖因这些豪强大户都是地方上的强悍势力，把他们从地方上拔出，一可以削弱他们的势力，把他们放到皇帝的眼皮底下，防止他们为乱地方；二他们带来了大量财富，可以活跃首都经济。
毫无疑问，豪门大户并不愿意抛弃庞大的产业，搬离故土。即使搬到了南京，很多人还想方设法想要逃回故地。为了防止这些富户逃回，朱元璋制定了禁止逃亡的严厉法令，规定“富民私归者处以重罪”，使各地的缙绅不得不死心塌地做新朝的首都居民。
第二个办法是制造冤案，发动百姓诬告陷害地主，以此抄没他们的财产。
一个有名的传说是，江南首富沈万三为了讨好朱元璋，出巨资助建了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孰料朱元璋见沈万三如此富有，深恐其“富可敌国”，欲杀之，经马皇后劝谏，才找了个借口流放云南。沈万三最终客死云南，财产都被朱元璋收归国有。这个传说虽然被历史学家证明为杜撰，却十分传神地表现了朱元璋的仇富心理。
在罗织罪名摧残富民这件事上，朱元璋的流氓性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心黑手狠，任意黑白，不怕别人咒骂，不怕后人评说，不但不为妇人之仁，甚至也不受基本道德准则的约束。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惩贪和消灭政治上的异己力量，制造了四大冤案，即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四案加在一起，杀人十数万。
强权在手，朱元璋搞起政治斗争来，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在消灭政敌的同时，“放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