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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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结历史说：“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奢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所以失政也。”过去那些伟大的帝王治理天下，必然首先定下礼仪制度，用来辨贵贱、明国威，让人们知道大小上下。元末以来，风俗相承，流于奢侈，富有的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居然与公卿无异，这还了得！贵贱没有区别，此元之所以失败也！
禁止奇装异服是中国汉族政权的一个传统。周礼中就规定，国家对老百姓穿衣，要“正其服，禁其奇邪”，甚至“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也就是说，奇装异服罪可致死。这可不仅仅是用来吓唬人的。春秋时期，郑国人子臧就因为“着异服”被杀。《左传》对此还评论道：“服之不中，身之灾也。”因此历代相沿，中国形成了一套关于服装的禁忌。比如明黄色是皇帝的专用色，这就是唐代定下来的。唐高祖以“天子常服黄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黄有禁自此始”。
不过，历代关于服装的规定，到朱元璋才登峰造极，详尽到无以复加。
裤脚做得小一点，皮靴上绣上花样，初看起来，不过是个人爱好问题，但仔细一想，却不然。因为透过衣服、皮靴等等，也可以看到“顺民”与“乱民”两种思想倾向的激烈斗争。所以，朱元璋将让人们明白自己的身份当成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来抓。朱元璋说：“礼仪明确了，上下之分才定。这样天下才能安定。”管你的发型，管你的袖子长短，管你冷天能不能戴暖耳，是为了通过这些细节，让你从小事做起，习惯于屈从不合理的现实。
《左传》云：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专制统治要求泯灭人的自尊、独立、平等意识，使人认不清自身的独立价值。而作为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等级制度的最大作用是把全国人民都纳入一种从属关系，使每个社会成员都附属于一个权力结构，强调人的不平等，强化每个人的身份意识，使屈服、顺从、奴性成为被统治者的突出性格，让每个阶级的人都有充足的机会来培养奴性。正如朱元璋在《御制大浩续编》中所说：“天尊地卑，理势之必然。富贵贫贱，神明之鉴焉……所以官有等差，民有富贵，而至贱者也岂得易为而用乎。”
只有这样，社会秩序就可以得到充分保障。等级制度时刻提醒人民，任何事物也不能超越于政治权力之上。特别是，经济权力必须绝对屈从于政治权力之下。即使你富可敌国，如果没有级别，没有政治地位，也只能住三间小房子，不许穿绸穿纱。如果商人阶层想要获得人们的尊敬，他必须花钱买官，起码也要买一个闲职，比如什么“登仕郎”，才有可能。如此，才能“富者富安，中者中安，下者下安”，实现大明王朝的“礼法之所治也”。
不要嘲笑朱元璋。在今天，哪一级官员坐哪种牌子的小汽车，什么级别分多大的房子，为了争追悼会的“格”，家属和单位旷日持久地斗争……这些现象，每个人都是司空见惯。
因此，对于那些不懂礼数的人，朱元璋的不客气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
马皇后是大脚，于是有好事之人，在墙上画了幅大脚妇人怀抱西瓜的漫画，意思是“淮西妇人好大脚”。朱元璋查不到作俑者，就把一条街上的居民统统杀光。
对于那些懂礼数的人，朱元璋则不吝奖励。皇帝身边有一位姓杜的修容匠。有一次朱元璋见他把剪下的指甲都用好纸包了起来，就问他这是干嘛。
杜某回答说这是圣人身体的一部分，哪能随便丢掉呢？我包好了拿回家，恭恭敬敬地收藏起来。朱元璋不信，把杜某留在宫中，命令卫士到杜家去搜查。杜家人从佛阁里拿出一个朱匣，里面装的就是朱元璋的指甲。朱元璋听了卫士的汇报，很高兴，赞扬杜某懂“礼”，马上提拔为“太常卿”（九卿之一，主持礼仪的官员）。
第九章 化民成俗：流氓是如何教育百姓的
第一节 无所不在的皇权
小时候，朱元璋最常玩的游戏之一是做皇帝。这给朱元璋灰暗的儿童时代带来了很大快乐。在游戏中他至高无上，无所不能，一切都在他的绝对主宰之下。做这种肆无忌惮的游戏时他绝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真的登上皇位，不过，下层文化中对于“皇帝”的种种幻想被他深深吸纳进意识深处。
自身权利极度贫乏的底层民众，在幻想中把皇帝的权威夸大到无限的程度，就像以为皇帝成天在深宫里吃猪肉炖粉条一样，他们也同样认为做皇帝就是不受任何拘束，没有任何限制，高高在上，随心所欲。民间传说中，总有类似的故事：某个卑贱的下人，因为皇帝酒后一句口误，封他为某某王或者某某候，就真的成了王侯，因为天子口中无戏言。
当真的做了皇帝时，朱元璋强横泼辣的举措证明他确实是按照一个放牛娃对“皇帝”一职的理解去履行职责的。事实上，历史上的皇权从来不是无限的，而是受到分权制、基层自治、个人能力等重重因素的制约。
在许多朝代，皇帝只管重大国策，日常政务由丞相等高级官员代理。
唐朝的门下省可以驳回皇帝明显不合理的诏令，宋朝的参知政事可以扣留皇帝的手诏三日不传达。由于技术原因，大部分朝代里政府权力只能抵达县一级，县以下要靠乡绅协助进行乡村自治。唯有在朱元璋时代，皇权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扩张。皇权的触角如传说中巨型章鱼那恐怖的腕足一样，突破了所有限制，伸入民间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大明天下的每一间草房，甚至每一个百姓的大脑。
第二节 朱元璋最担心的事
大明王朝建立初期，有太多的社会现象令朱元璋不满。
十多年的乱世对人道德操守的摧破作用，朱元璋深有感受。他说：“民经世乱，欲度兵荒，务习奸猾，至难齐也。”天下大乱之际，暴力成了生存的理由，自私、狡猾、残忍是经过一次次生死劫难而幸存下来的人的必备品质，朱元璋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而善良懦弱的顺民则大多遭遇悲惨。
经过十多年的战争，老百姓“为奸顽之人所引诱”，“天下风移俗变”，汉人身上沦丧已久的野性初步觉醒，民风渐趋强悍，顺民品质严重退化，这是最令朱元璋担心的事。
朱元璋知道，驯化人的精神远比控制他的身体要难。因此，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百姓。尚未建国之时，朱元璋就曾经对刘基指出“正人心”的重要性：
“天下大乱之后，法度纵弛，当然要重新修订，使纪纲正而条目举。然而比这更重要的是明礼义，正人心，厚风俗，这才是治天下的根本。”
他用精妙的比喻，满怀信心地说明改造百姓性格的可行性：“剽悍骄暴，不守王法，并非天下人的本性，而是在乱世中养成的不良习气。如果有效地化民成俗，统一民众的思想，则剽悍者可以变得善柔，骄暴者可以变得循帖。这就好比那狂暴的劣马，如果调驭有道，久则自然驯熟。”
因此，在百端待举、百废待兴的立国之初，朱元璋就把“化民成俗”放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为此调动大量行政资源，花费了巨大的心血。
第三节 洪武朝的流动宣传员
朱元璋“化民成俗”的思路极富前瞻性和现代性。
开国不久，朱元璋出台了“申明亭学习制度”。
洪武五年，朱元璋命全国各乡各里都在村头街尾建造两个亭子，一个叫做“申明亭”，一个叫做“旌善亭”。前者是召集大家来深入学习皇帝谕旨的地方；后者则类似今天的光荣榜，是为了表扬各村各乡涌现出的好人好事、揭露各地出现的恶人恶事。“凡民间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皆书其实行，揭于其中。”目的是宣传高尚行为，批评错误观念，帮助人们辨别是非，抵制假恶丑。
为了发挥两亭的作用，朱元璋规定，每一百户人家（即每里）推选一位年高有德之人掌管其事，曰老人。老人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要把全村百姓召集到申明亭来参加学习，主要是宣读并讲解《大诰》、《大明律》、《教民榜》，把皇帝的圣旨和身边发生的事例结合起来，深入宣传，使全里人户知法畏法，不敢犯法。
另外，老人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讲说《宣谕》。朱元璋每个月都要亲自写作《宣谕》一道，提醒百姓在每个月应做的事，由顺天府发出，以达于天下每县每乡。比如六月份老百姓应缴夏税了，《宣谕》即提醒众人须“各守本分，纳粮当差”。这一制度成为大明祖制，被后代皇帝继承了下去。
今天当有重大法规政策出台时，我们在一些城市街头尚能看到流动宣传车上架着喇叭，大声宣读。殊不知这一做法的专利权也属于朱元璋。洪武三十年，朱元璋要求每村每里应该选派一名声音洪亮的老人，手里摇动一个装有木舌的铜铃，每五天一次，在五更时分，行走在乡村的街道上，大声朗诵“六谕”，即朱元璋苦心想出来的六句话：“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个流动宣传员的作用是让农民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启发和教育，以提高思想道德水平。
正如一部方志中所说：
洪武初年，皇上亲制谕俗“六谕”，令老人执木铎，于每月朔望及每日五更天将明之时，朗诵于通衢，使老百姓在夜气清明之际，忽闻此语，冷然省惕，湔洗前非，坚其善行，圣王爱人之心至无已也。
意思是说，每天五更天天还没亮时，恰是天气清明人心清醒的时候，老百姓在梦醒之际忽然听到这些教诲，自然会如当头一棒，猛然醒悟，良心发现，洗去非心，坚决向善。“六谕”的内容与今天以标语牌形式树立于每个小区的家庭美德规范“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十分相似，在流动宣传的同时，也被制作成卧碑，立于每个村口和居民区里。
朱元璋主导下的化民成俗工作，不论是纵向看中国历史，还是横向比较世界史，都是宣传教育技术的一大突破性发展。和以前历代皇帝们软弱无力的教化方式比起来，他的化民成俗工作更加突出思想性，进一步突出了经常化、制度化。这一运动在城乡各地广泛开展，并逐步深入人民群众的学习、劳动和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开展得广泛、深入、扎实，无论在规模、影响和实效上都开创了人类史的先例。
据教育活动开展后各地官员们的汇报，朱皇帝的思想教育活动卓有成效。往年村民酗酒、吵架、偷窃等不文明现象时有发生，而经过教育后，大大减少了。相反讨论如何发展生产，如何修路修桥做善事在村里蔚然成风。
各地城乡环境面貌和人们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深刻而显著的变化，有效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文明道德水平。
这些汇报的真实性如何，无法考证。
第四节 新戏《琵琶记》
为了化民成俗，朱元璋还对戏曲工作亲自进行指导。他起自民间，深知这类通俗文艺对老百姓有着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
从朴素的农民观点来看，成天看戏，不过日子，不是正经人做的事儿，所以洪武年间的民间戏曲工作重点落在禁上。一是限制人看戏，“太祖谓詹同曰，声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则祸败随之。故其为害，甚于鸩毒”。看戏容易让人沉溺享乐，不安心工作，所以他不主张老百姓把太多精力放到玩乐上。对于那些痴迷学戏的人，他十分反感。“洪武二十三年三月，奉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李光地《榕村语录》载：“明太祖于中街立高楼，令卒侦望其上。闻有弦歌饮博者，即缚至倒悬楼上，饮水三日而死。”
他反对老百姓搞迎神赛会，洪武三十年更定的《大明律》规定：“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里长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薛永升等《唐明律合编》）二是限制戏剧的内容。朱元璋对戏剧创作和演出有明确的思想导向，即推广有利教化百姓的戏剧，禁绝那些有不健康内容特别是挑战专制秩序的戏曲。元代杂剧内容驳杂，有些戏一味追求无厘头搞笑，神仙皇帝形象不那么庄重，让朱元璋感觉很不舒服。
洪武六年，朱元璋发布诏书，禁止戏台上扮演古代帝王圣贤：“诏礼部申禁教坊司及天下乐人，毋得以古先圣帝明王、忠臣义士为优戏，违者罪之。先是，胡元之俗，往往以先圣贤衣冠为伶人笑侮之饰，以侑燕乐，甚为渎慢，故命禁之。”这一命令后被载入《大明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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