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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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次外，比较大规模的还有从山西迁来的移民。洪武六年十月，“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山西北部诸地之人）居于中立府，凡八千二百三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二）。
总计洪武年间的移民，达到六次之多，数字大概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这么庞大的数字在明代移民史上乃至中国移民史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除了普通移民外，凤阳还有庞大的驻军。据《明史·兵志》记载，洪武年间总计凤阳府各州县共驻军约为六万四千九百六十人，与家属合计，则有军籍移民十八万八千人。这样算来，洪武年间凤阳府接受的移民总数近四十八万八千人（其中民籍移民三十万，军籍移民十八万八千）。而我们前面提到，洪武之初，凤阳府人口不过十三万。外来移民人口是本地人口的三倍有余，共占移民后的凤阳府人口总数的80％。
没多少人想到兔子不拉屎的凤阳来，朱元璋自有他的办法。洪武时人胡干在浙江人吴季可的墓志铭中提到这次移民。吴氏为浙江兰溪人，“洪武八年春，有旨遣贫民无田者至中都凤阳养之，遣之者不以道，械系相疾视，皆有难色，独公所遣，掉臂走道上。公且戒其子，宜体上德意，无以私废义公临事有为，类多如此”（胡干《胡仲子集》，《吴季可墓志铭》）。从这个记载，可见此次移民的强迫性和残酷性。
第二项政策是减免赋役。洪武十六年，朱元璋有一次闲着没事，再次翻阅刘邦传记，发现刘邦当了皇帝后，曾免了他家乡的赋役。想想自己上次只免了老乡们十年赋役，明显没有刘邦大方，于是再发谕旨：
凤阳实朕乡里，陵寝在焉。昔汉高皇帝丰县生，沛县长，后得了天下，免其丰沛二县之民粮差。今凤阳、临淮二县之民，虽不同我乡社，同钟离一邑之民。朕起自临濠，以全乡曲。凤阳府有福的来做我父母官，那老的们生在我这块土上，永不课征。每日间雍雍熙熙吃酒，逢着时节，买炷好香烧，献天地，结成义社，遵奉乡饮酒礼。（《凤阳新书》卷五）细细推敲这份圣旨，朱元璋所免的，是“那老的们生在我这块土上”的土著人口的赋役，对外来人口并不普免。另外一份圣旨中，也可以验证这个结论。那是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发布的一道圣旨：
或有人言，亦有非土民当籍土民之时，有等买嘱官吏，诈称土民而在籍者……今命户部差人着落凤阳府，精清土民，非土民者，许里甲人乡人出首到官，赏钞五十锭。诈称土民，治以重罪，能自首者，与免本罪。
原来，由于朱元璋对土著居民实行优惠政策，于是许多外来移民买通官吏，冒充土民，以享受免赋之权。由此更可证明朱对家乡的免税政策只针对自己的老乡，并不惠及外来移民。很多史籍关于这一点的记载都是错误的。
比如《明史》卷三记，洪武十六年三月丙寅，“复免凤阳、临淮二县民徭赋，世世无所与”。谈迁的《国榷》卷七说：“洪武十六年三月甲辰，永免凤阳、临淮二县徭赋。”这一系列记载，都误会了朱元璋的本意。其实朱元璋要突出的，只是他老乡们的特殊地位。
第三则是兴修水利。兴修水利是一项全国性政策，但朱元璋对凤阳的水利建设情况却特别重视。在乾隆《凤阳县志》中记，早在洪武八年，他就特别派两位侯爵康铎、俞春源亲自抓凤阳水利建设。
在朱元璋之后，历代帝王也以凤阳“皇业所基，祖陵所在，视他地方不同”（《明宪宗实录》卷二七五），在兴修水利上特别重视。
第四是发展交通。朱元璋开辟了从凤阳到南京的驿道，设二十站。整治了“道狭而竣”的清流关，使凤阳的交通条件大大改善。
除了各项特殊政策外，朱元璋在此兴修大量工程，对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中都罢建之后，朱元璋还在凤阳继续修建皇陵、十王四妃坟和龙兴寺等，工程浩大，动用人数众多。在中都营建期间，朱元璋曾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十一月“诏建公侯第宅于中都”。中都罢建之后，因为朱元璋鼓励开国元勋们退休回乡，所以公侯府第建设并没有停止。
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八月，朱元璋特赐给公侯每人钞一万锭、银五百两为买木雇工之用，“俾还乡建第宅”。一时凤阳数百里之间，“风云之彦，星罗棋布，于数百里间，王侯之家，甲第相望，冠盖如云……可谓盛矣”（光绪《凤阳县志》卷十）。大批淮西功臣来到凤阳居住，日常消费巨大，不可避免地带动了凤阳当地商业、建筑业、服务业的发展。
朱元璋的特殊政策，确实收到了明显效果。凤阳人口大幅度增加，已经荒芜许久的凤阳土地又出现了“一郡桑麻翠如洗”的兴旺景象。很多荒田被开垦出来，土地数量达到了四十万顷。明代以税粮多少来划分府县等级，二十万石以上为上府，十万石以上为中府，十万石以下为下府。洪武八年，凤阳府在减免了很多税粮的基础上，岁收仍超过二十万石，又成为富庶繁华的上府。凤阳的临淮关“居民稠密，商贾辏集”，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城镇。
第十节 十年倒有九年荒
然而，谁也没能料到，朱元璋对家乡的特殊关爱，最终却给家乡造成了难以承受的恶果。
凤阳的环境，在历代人口压力之下，早已长期恶化。朱元璋的大移民，一时虽给农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但如此巨量的移民一下子涌入，却给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当时凤阳的土地，最好的部分已经被勋贵圈占，凤阳本地人又占据了中等土地，移民们所获，多是人们挑剩的低产土地。《凤阳新书》卷七说：
“田上则者，归之军，归之功勋矣。中则者，土民括其一，佃户括其一，惟留下则处瘠，乃得以实编民之耕。”卷五又载，移民所获“皆山岗硗确，土石伴错，溪谷流水无有，山林薮泽无存”之地。
没有好地，山地附近的新来移民就上山毁林开荒，对山地的肆意开垦，很快造成了明显的水土流失，挟沙而下的水流，加剧了淮河流域水系生态环境的恶化。
湖边的移民开始围湖垦田。涸湖为田表面上看增加了耕地，在短期内缓解了人地压力，实则使水利蓄泄失宜，破坏了当地生态的自我循环。
除此之外，凤阳一系列重大工程，又开采了附近山区的大量山林，使许多山变成了童山秃岭。
最要命的是，为了保护祖陵风水，人们进一步破坏了当地生态循环。
位于洪泽湖畔的泗州是明祖陵所在地。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埋在这里。
由于害怕洪水淹没祖陵，导致“王气中泄”，所以自明中期淮患日益严重之后，明政府定下了这样的治水策略：“首虑祖陵，次虑运道，再虑民生。”
也就是第一是祖陵，第二要保证向北京运送粮食的航道，最后才是老百姓：
“淮域较运道，则运道重。以运道较祖陵，则祖陵尤重。”（《朱元璋与凤阳》）于是明政府经常不顾民生而决高家堰放水，人为降低洪泽湖水位以护陵。这一措施虽然暂时减轻淮河对祖陵的威胁，但使得河道极为混乱，给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有明一朝，凤阳周围渐渐变成童山秃岭，森林损毁殆尽，湖泊淤塞，淮河则经常泛滥，水患频仍，两岸百姓民不聊生，“地力既尽，元气日销，天灾流行，人事屡变”（甘山修《霍山县志》卷十三）。凤阳由此十年更有九年荒。“雨三日则沛泽，极目垮洼，泥淖不可耕耘。稍亢阳又为焦土。”
（汪旎修《重修蒙城县志书》卷十一）据《凤阳新书》记载，自万历十七年至泰昌二年（公元年），凤阳共发生旱涝灾害6次，平均五年多一次（《凤阳新书》卷四）。
这只是灾害影响较大的。如果算上一般的灾害，则“凤阳十年九荒，非旱则雨”（《凤阳新书》卷四），至明末更是“十余年来无岁不灾，无灾不重”（《凤阳新书》卷四）。
当初朱元璋强制迁来的移民的后代，在一次次灾荒中不断逃亡他乡。
比如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凤阳府等处发生涝灾，“田禾无收，积年在彼逃民，俱各转徙，赴济宁、临清各处趁食，动以万计”（《明英宗实录》卷二二四）。
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江淮南北，民多流亡”（《明宪宗实录》卷一一一）。凤阳的人口，在明中期以后迅速减少。据《凤阳新书》记载，该县“洪武之初，编民十有四万也。自时厥后，旧志尚在丁口四万七千八百五十余口，万历六年，则仅存一万三千八百九十四口”（《凤阳新书》卷四，《赋役篇第二》）。
剩下的人，也无法正常定居，许多人渐渐以乞讨为职业。他们“群趋于惰，兼之水旱频仍，中人荡产，且乏兼岁之储。一遇灾荒，辄膏子女、弃故土而适他乡者，比比皆是”（雍正《怀远县志》卷一）。因此形成的“凤阳花鼓”，随着这些逃荒者的足迹，传遍了大江南北而闻名全国。明末清初的魏裔介，曾在一首《秧歌行》里描写说：
凤阳妇女唱秧歌，年年正月渡黄河。北风吹雪沙扑面，冬冬腰鼓自婆娑。衣衫褴褛帕在首，自言出门日已久。前年寿州无雨泽，今年泗州决河口……我唱秧歌度歉年，完却官租还种田。南来北往如飞燕，如此艰辛实可怜凤阳农业经济因此告别一时的繁荣，重现萧条衰落之状。本来经过朱元璋的大力经营，凤阳府土地数量一度达到了40万顷。至明代中期的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该府的耕地面积却回落到仅有61263顷（《明会典》卷一七，《户部·川土》）。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至弘治十五年不足150年的时间，凤阳府的耕地面积竟减少了30多万顷。“凤、淮土广人稀，加以水灾，民半逃亡，二千里皆成草莽。”（《明神宗实录》卷五八）曾任庐州知府和吏部尚书的张瀚对淮河流域的土地荒芜之状有过细致的记述，在经过凤阳一带时，他亲眼目睹了那里的荒芜萧条之状。
尝往来淮、凤，一望皆红寥白茅，大抵多不耕之地。间有耕者，又苦天泽不时，非旱即涝，盖雨多则横涝弥漫，无处归束；无雨则任其焦萎，救济无资，饥馑频仍，窘迫流徙，地广人稀，坐此故也。（张瀚《松窗梦语》卷四，《三农纪》）直到今天，淮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既不及苏南富裕发达，也不如鲁中的蓬勃兴旺，同为沿海开发地区，差异如此之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由于当地生态环境在明代遭到了严重破坏。朱元璋当初做梦也想不到，他的一片好心，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第十五章 朱元璋之死：最后一道可怕的命令
第一节 强人离世
朱元璋是个工作狂，很少娱乐和休息。
经过二十多年的“剪伐斫削、藻绘粉饰”，大明天下这座大厦的外表终于接近了朱元璋的蓝图：天下太平，四方安定，民生恢复，基业稳固。最主要敌人蒙古已经被压制在了一隅，天下有实力挑战皇权的豪强势族已被消灭，经济迅速恢复，社会日渐稳定。
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户部呈上最新统计数字，全国的耕地面积达到八百五十万余顷，比史籍所载的北宋耕地的最高数字（宋真宗天禧五年，五百二十四万余顷），增加了三百二十六万顷。全国的人口六千零五十四万，超过了《元史》所载元代最高的人口数字（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五千九百八十四万）。全国的田赋收入仅米麦一项即多达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余石，比元朝岁入一千一百一十一万余石增加了近两倍。
这些统计数字的代价是朱元璋那颗超级大脑长年的超负荷运转，不间断的紧张工作持续消耗着朱元璋的健康，而晚年两次亲人去世，又使朱元璋的精神遭遇重大打击：洪武十五年，五十一岁的马皇后病死，朱元璋十分悲痛。更大的打击是洪武二十五年朱标的去世。六十五岁的老皇帝如同天塌一角，精神几近崩溃。史载朱标去世后第三天，朱元璋“御东角门，召廷臣谕之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此，命也！’因之大哭不止”。
第二年朱元璋大病一场，虽然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却从此“病缠在身”，身体大不如前。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初八，七十一岁的朱元璋再度病倒。一生好强的他开始还勉强撑着病体，“日临朝决事，不倦如平日”，以为能熬过去，不想百般治疗，病情始终未见好转。迁沿月余，闰五月初十日，在西宫卧榻上停止了呼吸。驾崩之日，发布了早已准备好的遗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