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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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使殉葬制度返祖一样，从世界史视角观察，朱元璋的出现使中国社会体制和政治文明都出现了重大退化，导致中国从明代开始与世界文明主流反向行进，永远失去了在人类文明中的领先地位。
十四世纪的明朝，与欧洲相比，表面上要光明得多。十四世纪的欧洲特别不幸：黑死病扫荡了欧洲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使北欧动荡不已的“百年战争”也始于这个世纪，因此人们称这是欧洲的“黑暗时代”。而在中国，朱元璋却缔造了一个很长的和平时期，“华胄重光”，生产恢复，东方大地一片太平景象。
然而在一治一乱的表象下面，却涌动着两股方向相反的历史暗流。
在欧洲大陆，从十四世纪起，漫长的死气沉沉的中世纪统治开始支离破碎。由于教皇和国王们忙于争权打仗，无暇管理地方事务，许多城市从封建统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独立。这些城市居民们集资向国王们购买了自治权，可以组织自己的市政厅和法院，建立自己的法律。正如当时的一句俗话所说，“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在城市里，人们不再向国王贵族们卑躬屈膝，他们投身于商业和企业，用自己的双手和头脑为自己创造财富，用财富来建立自信。“自治市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任何地区所没有的。”这些城市的本质就是一个大公司。“所有的商业法律，也就是民法；全部商业船只也就是海军。”这些城市一出现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明朝建立之后十二年的1380年，威尼斯打败热纳亚，成为欧洲海上霸主。
从此之后，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社会的缝隙中像霉菌一样逐渐生长，很快摧垮了日趋腐烂的旧体制，使欧洲社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而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却进行着相反的事情。朱元璋的社会理想，颇具乌托邦精髓。他统治的原则就是全面的社会控制，把每个社会成员的一举一动都严格控制在政府权力之内，以彻底杜绝任何不安定因素。朱元璋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大村庄，取消了多元和层级发展的可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如果把异族建立的元朝视作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意外，那么作为一个汉人政权，朱元璋直接继承的是宋代，朱元璋自己也宣称他的奋斗目标是“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然而明朝和宋朝的基本走向，却是恰恰相反的。
宋朝是一个非常富于“现代”因素的朝代。
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的极盛出现在唐朝，而宋朝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衰弱的朝代。然而从经济角度来看，唐朝与宋朝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拿国家财政收入来比较，宋朝国家财政收入是唐代最高额的三倍。
更具说服力的是财政收入的构成。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农业税是国家收入的主体，而宋朝时，工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70％，农业税只占30％。这说明宋朝的财政收入不是靠加重对农民剥削，而是由于工商业繁荣、生产力提高的结果。
孙基隆在《鸟瞰中国千年史》中说，宋朝钢铁工业高度发达，大型企业通常会雇佣数百名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厂聘用工人数多达八千人。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年为例，达年产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
宋朝采矿业发达，信州铅山的一个铜矿就有十余万矿工。煤已经成为首都的主要能源。“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除此之外，宋代矿冶、造纸业、制瓷业、丝织、航海业也高度发达，长江两岸，货栈林立，广州、泉州和福州的商船远航阿拉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日本。作为经济发达的一个标志，宋朝铸造的铜钱超出唐朝时的十倍以上。宋神宗时年铸币量五百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不过三十二万贯。宋朝还发明了纸币，出现了银行和支票这类非常“现代”的金融工具。
网络作者“Jiangpub”在流传极广的一篇文章《中国的大宋，世界的美国》中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类似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王安石则是世界上第一个试图对全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专家。
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朝以巨大的财政收入供养数量众多的军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等等，宋代的中国都已经出现，比西方提早了至少五百年。
美国比较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说：
“本书的假设是：
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颠覆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
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合伙或公司）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
在“现代”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基础上，宋代的人文精神也实现了突破。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杀大臣”，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朝代。宋代的文学艺术作品里，洋溢着前所未有的生活气息和个人尊严意识。
然而，朱元璋创造的明朝却在宋朝的坐标下实现了全面大跃退。明史学家黄仁宇说，“明朝之采取收敛退却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在王安石新法失败后的一种长期的反动”。明代的经济发展远远不及宋代。宋真宗时代，国家财政收入16000千万两白银，而据黄仁宇计算，明王朝在1570…1580年间，平均每年财政收入是3078万两，不过是宋朝的19％。更主要的是，农业税占明朝政府总收入的81％，工商杂税只占总收入的12％。这个数字告诉我们，相对宋代，明朝的经济结构是何等落后。
宋代经济奇迹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而做了皇帝之后，朱元璋敏锐地意识到了商人财富的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因此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几千年来的抑商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
他屡屡说：“农桑为衣食之本。”只有实实在在出产了粮食和棉花的活动在他看来才是劳动。他说：“上古时代，每个男人都耕地，每个女人都织布，所以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从人们学会了经商，学会了享受，农桑之业废……所以，要让天下人都吃饱饭的关键在于禁止商业。”
他规定，商人外出经商，必须经官府严格审核，发给通行证才行。如果没有通行证随便外出，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把商人拿赴官府，治以“游食之罪”，重则杀头，轻则发配到边疆地区。他又明令取消了全国所有的商业经纪人和中间商，只允许最低限度的商业活动存在。商人被列为社会上最底一层，想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宋代财政收入早就实现了货币化，朱元璋却把税收制度倒退了几百年，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类的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的向村民征收。”“全国盖满了此来彼往短线条的补给线，一个边防的兵镇，可能接收一二十个县份的接济；一个县份也可以向一打以上的机构缴纳财物。”“万历二十年，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二十七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二千两。”
用黄仁宇的话来说，洪武型财政的特点就是“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不顾投资为来日着想”。“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宋代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经济高度发达，江南领先于华北，东部发达于西部，由此带动全国经济成长。朱元璋则始终崇尚平均主义，防止局部地区经济领先发展，强迫领先地区向落后地区看齐。
宋代货币高度发达，明时则抑制铸币业，有时甚至禁止金银及铜币交易。据估计整个明代铸钱量不超过千万贯，这不过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造币量。因为缺乏货币，无法交易，许多小商小贩失业，“1544年竟至因‘钱法不通’人民倒毙于北京”。
宋元都是世界性帝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了巨大财富。但明朝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措施，非但不准国人出海，外国进行“朝贡贸易”的数量也限得极低。孙基隆说：“明代中国从蒙古世界系统中摆脱出来……不可免作出背对世界大势的自然反应。中国从唐末已开始走向海洋，但如今这个新走向变成‘离经叛道’，并被算在‘外族’蒙古的头上，而新出现的锁国心态则被说成是‘华胄重光’。”
明朝的人文精神更是大大退化，返祖到三代以前。朱元璋开创的明朝，贱视大臣的程度创了历史之最。皇帝一不高兴，就把大臣按到地上脱下裤子一顿棍打。
唐宋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竞争社会呈现于世界，而朱元璋统治下的明朝则是内向的、反竞争的、缺乏想象力的。朱元璋开创的三百年大明，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朝代之一。而这三百年间，却是欧洲历史上最为动荡的阶段。不过正是在这些动乱中，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黄仁宇说，“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击败查理一世时，为公元1644年，也即是中国所谓崇祯皇帝上煤山的一年，也就是明亡的一年”。大明三百年，正是中国与西方一个大幅度后退、一个大踏步前进的擦肩而过的时代。
尾声 从“黄册库”看明代“祖制”的命运
第一节 绞尽脑汁的黄册制度
如前所述，户口制度是大明王朝一切制度的基础。黄册制度承担着“维系职业世袭制，防止百姓自由迁徙，保证国家税收”的三重重要使命。所以朱元璋对这个制度异常重视。这从黄册制度的严苛规定中一目了然。
黄册的规格有严格要求，用纸必须是上等厚绵纸，不得染色或漂白。长宽各为一尺二寸，不得丝毫有误。必须用正楷书写，字体大小、行间距都有明确标准。每一页如果有一个字写错，就必须整页重抄，不得涂抹挖补。装订也有统一标准：必须用粗牢的绵线装订，可以少量使用浆糊，但浆糊中必须加入椒末等杀虫药来防蛀。
黄册制度是层层上报制，每次造册时，都由每家每户按官府要求的格式和内容，在“供单”上详细填写自己家在这十年内的人口、财产变化。各州县的主官须亲自审查黄册造办是否真实，每一项与供单记载是否完全相符，然后还要在黄册上签名画押，以示负责。然后将黄册交送到府里。府里同样按这个程序审查一遍，编成本府的总册，签名画押用印后送到本省的布政使司（明清两代的地方行政机关）。布政使司审查后，再编成本省的总册，送交户部（掌管户籍财经的机关）。最后由户部将全国人口、财产情况汇总，送交皇帝御览。（《后湖志》卷四）每到新册入库之年，明政府都要从国子监调来一千二百名监生，在御史等政府官员的带领下，进行“查册”工作。“定取国子监监生一千二百名，以旧册对比新册奸弊。”（《后湖志》卷十）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可以发现，朱元璋为黄册制度，可以说是费尽心血。在他的设计中，这一制度要和他所设立的其他大纲大法一道，作为不可动摇的“祖制”，垂之万世，保证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而在高压政策、精密组织以及朱元璋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合力之下，洪武年间的黄册制度确实运行得极好。通过这样严格的程度，全国的人口信息，十年一次全部汇送到南京。这一时期的黄册制度基本上达到了信息真实，数字准确，因此确实起到了平均赋役的良好作用。这本是朱元璋建立黄册制度的初衷之一。
第二节 祖制的空壳
朱元璋对自己给子孙后代留下的“祖制”，是十分自信的。他认为经过自己这颗超级大脑几十年日夜不停的思考，这些“祖制”已经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没有改进的余地了。他不放心后代们的智力水平，所以一再强调，他留下的这些规矩，一个字也不许改。他嘱咐后代们“钦承朕命，勿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实录》卷八十二）。他要求“以后嗣君，并不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