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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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以积极和欣赏的心态来看待“少年”，少年意味着活力和创造力。西方人认为，必须让年轻人自己去闯荡世界，即使做出一些不负责任的事也不要紧，因为这正是少年的特权。
中国人则对少年人的活力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三十岁以前的人，在中国人看来，“血气未定”，属于“嘴上无毛，办事不牢”。非得四五十岁了，火气渐消，血性全无，才让人感觉安全可靠，才可以当领导，办大事。在传统社会里，“少年老成”是对一个人最高的褒扬。“老练”、“老实”、“老辣”、“老马识途”、“老骥伏枥”、“老蚌生珠”，在中文词典里，与“老”有关的词汇几乎都是褒义的。
《礼记·曲礼》说，孝就要“不登高，不临深”，“父母在，不远游”，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取消一个孩子的冒险冲动和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如此，一个人当然就不会有自己的见解、思想和个性，当然就更不会有任何逆反心理。这样才能把每一代新成长起来的人的热情、火气、棱角磨去，把他们纳入一成不变的生活轨迹，以维持千年不变的超稳定生活结构。
所以，中国文化缺乏朝气。“天真”、“热烈”、“理想主义”是中国文化中的缺色。中国文化是以发黄的故纸、深沉的紫檀色、缺乏个性的绣着团花的酱色衣服为底色，灰暗模糊，缺乏亮丽明快。
只有郑成功，这个异国出生的海盗之子，性格中一直燃烧着明亮的“少年性”。因此，当清军南下之时，他才会作出与父亲截然不同的选择。
第一十二节 父与子
南明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二月，清军大举南征，兵锋直指郑芝龙的势力范围福建。清军南进途中，郑芝龙就已开始与之密使洽谈投降事宜。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郑芝龙密令自己的部下放弃天险，自动撤退，并且留下粮草，以备清军使用。
二十二岁的郑成功对父亲的行为深为不安。他与父亲展开了一次长谈。
《台湾外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成功劝曰：“……以儿细度，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
龙曰：“稚子妄谈，不知天时时势。夫以天堑之隔，四镇雄兵且不能拒，何况偏安一隅。倘画虎不成，岂不类狗乎？”
成功曰：“吾父所见者大概，未曾细料机宜，天时地利，有不同耳。清兵马虽盛，亦不能长驱而进。我朝委系无人，文臣弄权，一旦冰裂瓦解，酿成煤山之惨。故得其天时，排闼直入，剪除凶丑，以承大统。迨至南都，非长江失恃，细察其故，君实非戡乱之君，臣又多庸碌之臣，遂使天下英雄饮恨，天堑难凭也。吾父若借其崎岖，扼其险要，则地利尚存，人心可收也。”
龙曰：“识时务为俊杰。今招我重我，就之必礼我。苟与争锋，一旦失利，摇尾乞怜，那时追悔莫及。竖子渺视，慎毋多谈。”
成功见龙不从，牵其衣跪哭曰：“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时困杀。吾父当三思而行。”
郑芝龙的选择，在唐宋之后日益软熟的绝大多数国人看来，都无可厚非。毕竟，此时清人已经占领了绝大部分中国领土，只有福建、两广、云南尚未归附。满洲人的战斗力已经一再得到清晰的展示，以一省抗全局，无异螳臂当车。既然早晚都得投降，那么，晚降不如早降，被迫不如主动，消极不如积极。既然天下大势已定，就应该按归降后的利益最大化来安排现在的对策。
在郑芝龙看来，现在正是像天才演员那样表演“诚恳”、“积极”的大好机会。他又把海盗那一套抛胆倾心结交新知的老伎俩使了出来，清人一信相邀，就欲欣然只身前往。郑成功的劝说，他根本没有往心里去。在他眼里，二十二岁的郑成功虽然聪明精干，然而毕竟不过还是个孩子，黄口小儿，根本没有和他探讨的必要。因此，“龙见成功语繁，厌听，拂袖而起”，干脆起身离去。
老谋深算的郑芝龙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这个个性强烈的长子，竟然敢违抗他的命令，不但不随着自己一道投降，而且后来成为清军最坚定的敌人，并且最终因此带累得老父搭上了性命。
中国思想家说，孝的最根本意义在于“无违”，就是无条件地服从父亲。按理说，郑芝龙的考虑无疑比郑成功更理智，更现实，也更深远。这个老海盗，凭着他在中国社会和政治风涛中的经验，已经清楚地判断出改朝换代的大戏，此时已经是快唱完了。历史大势不容更改。降清之后，即使不能如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那样封王据土，也一定可以留住自己在福建的广大财富；穿戴异族服装，并不妨碍他继续享尽人间荣华富贵。
所以，不论是从郑成功自己考虑，还是从整个郑氏家族的利益考虑，郑成功听从父命，安心归顺，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况且，演变中的中国文化对“忠”的要求，已经不如春秋时代那么严格。
“顺天知命”已经不受社会舆论的苛责，甚至能言善辩的降臣们给自己准备的理由十分大义凛然：“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
然而，郑成功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吃惊的举动。在郑芝龙命他跟随自己一同去见清朝官员时，郑成功拒不从命，并且回信说：“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难得一见的父子决裂书。郑成功跳出数千年间笼罩在中国人头上的“孝”的禁锢，成就了自己的特异人格。这封决裂书，鲜明地昭显了郑成功激烈慷慨的少年性格。郑氏父子的差异，不仅仅在于“忠”与“叛”这样一个简单的道德标签，更在于对时势的看法。
少年人对前途对世界的看法总是更为乐观，更为理想化。正像郑成功对父亲所说的那样，天下尚大有可为，“地利尚存，人心可收”。处理得好，“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在郑成功的眼里，时势还大有可为，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奇迹等着他去创造。
郑氏父子的另一个差异是对人生的看法。在郑芝龙看来，什么“民族”、“帝国”这些宏大之事，对他来讲等同于无。人生在世，就在于要有势力、有财富、有女人，这就够了。这个老海盗的人生观是典型的中国人实用主义的“身体化”人生观。而少年郑成功的人生观无疑是一种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人生观。
在郑成功看来，荣誉重于生命，当然更重于物质利益。人活着，不仅仅要为“身”，更要为“心”。所以，不久之后，他写了中国史上独一无二的“教父篇”，要父亲“自爱”：
我家本起草莽，玩法聚众，朝廷不加诛，更赐爵命。至于今上，宠荣迭承，阖门封拜，以儿之不肖，赐国姓，掌玉碟，畀印剑，亲若肺腑，即糜躯粉骨，岂足上报哉？今既不能匡君于难，至宗社堕地，何忍背恩求生，反颜他事乎？大人不顾大义，不念宗嗣，投身虎口，事未可知。赵武、伍员之事，古人每图其大者。唯大人努力自爱，勿以成功为念！
西方文化是弑父文化，中国文化是弑子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只见过父教子，哪里见过子教父？然而，郑成功却在精神上弑父，成了独一无二的逆子。后来，在与清廷谈判时，他屡屡说：“不知有父，久矣。”他给郑芝龙写了一封模棱两可的回信，摘要如下：
违侍膝下，八年于兹矣。但吾父既不以儿为子，儿亦不敢以子自居。坐是问候阔绝，即一字亦不相通。总由时势殊异，以致骨肉悬隔。
盖自古大义灭亲，从治命不从乱命。儿初识字，辄佩服《春秋》之义，自丙戌（南明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冬父驾入京时，儿既筹之熟，而行之决矣。
父既误于前，儿岂复再误于后乎？儿在本朝，亦既赐姓矣，称藩矣，人臣之位已极，岂复有加者乎？况儿功名之念素淡，若复作冯妇，更非本心。此可为智者道耳。不然，悬乌有之空名，蒙已然之实祸，而人心思奋，江南亦难久安也。
郑成功的选择，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看来，都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他这支大木，虽然高大，终于没有撑起明王朝的天空。历史证明了那些投降者的眼光和见识。然而，在当时和后来的漫长中国历史上，“识时务”的“俊杰”出现得太多了，这些人聪明得让人郁闷，理智得让人心灰。只有郑成功的出现，才让历史阅读者稍稍舒一口气。
第一十三节 技术差距
普罗岷西亚投降之后，郑成功大为振奋，集中全军包围了热兰遮，希望一鼓作气，一举拿下荷兰人盘踞的最后堡垒。
然而，热兰遮城却非普罗岷西亚城可比。热兰遮城内守军约一千人，是普罗岷西亚城的五倍，荷兰人绝大部分军用物资都囤积于此，城高墙厚，守备完善。城四隅向外突出，置炮二十尊；南北各置巨炮十尊。荷军火炮密集，射程远，封锁了周围每条道路，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接近，都会受到堡上炮火的轰击。
五月二十六，郑成功决定冒死进攻，他调集了所能征集到的全部二十八门大炮，在清晨时分出其不意，向台湾城猛轰，瞬间摧毁台湾城大部胸墙，城上毫无防备的荷军多被击伤。
然而郑军的二十八门大炮仅给荷兰人带来了片刻的惊慌。揆一在《被忽视的福摩萨》中回忆说，荷兰人对炮战还是抱有充分的信心。“我方战士立刻跑到城堡的胸墙上，打算用真正荷兰人的气概来回答中国人的清晨礼炮。”
荷军长官“用有经验的眼睛一看，马上看出敌方大炮的弱点，全无掩蔽，容易受到攻击；同时又看到，敌人正因炮轰成功而兴高采烈，希望在城墙上打开一个缺口，许多人都跑到防御工事外面来回走动，轻率地暴露了目标”。
于是，荷军指挥官命令所有炮火作好准备。“等到时机已到，他便下令从上下左右各个方向，同时向没有掩蔽的中国兵开火。果然战绩卓著，第一次攻击，就使敌人死伤遍野”，“如以俘虏或逃兵间所流传的说法为准，敌人足足死了一千人，伤者无数”。
荷兰人掌握的数字是准确的。梅也在日记中说：“今天从清晨到整个上午，我们听见在大员有强烈的炮声。不久，也看到那炮战的结果，有很多受伤的中国人被带来赤嵌（今台南市一带），所有的房子和角落都挤满了人，我们的五个医生整天为他们包扎，几乎没有时间停下来吃口饭……听说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人，受伤的多达七八百。”
因为轻敌，郑成功付出了登台以来最大的代价。看来，荷兰人的“红夷大炮”不是浪得虚名。武器技术差距的巨大鸿沟，不是仅仅靠勇气就可以填平。
吃此一堑，郑成功痛定思痛，决定改取长围久困、且耕且战的方针。郑军在所有通向城堡的街道都筑起防栅，并挖了一条很宽的壕沟，围困荷军。
八个月之久的围困开始了。
第一十四节 东方唯一的一次胜利
漫长的包围使荷兰人逐渐失去了斗志。
十二月十六日，一批荷兰守兵偷偷出城，向郑军投降。他们不仅详细讲述了热兰遮城内的情况，还建议郑成功先攻占城边小山头上的乌特利支圆堡，然后居高临下，一举可攻破热兰遮。
郑成功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在南明永历十六年（公元1662年）一月，再次调集二十八门巨炮、无数的弹药和数千名士兵，利用挖壕战术，不顾荷兰人顽强的火力抵抗，在经历了重大牺牲后，终于在二十五的晚上占领了这个有利的制高点。
荷兰人经此一役，已经走投无路。乌特勒支堡失陷当晚，“热兰遮城里面的守军彻夜发射大炮、迫击炮、步枪和投射手榴弹，城堡里面就像着火一样”。东印度公司战事评议会也彻夜开会，商讨是拼死出击还是继续抵抗。
经过理智的权衡，荷兰人最终决定向郑成功投降。
二月初一，双方开始谈判，在二月十日达成了一共十八条条款的协议，荷方同意将热兰遮城城堡交给国姓爷。二月十二，荷兰人撤出了热兰遮城。
幸运地在战争中活下来的梅和其他荷兰人，一起乘船离开了台湾岛。在船上，他看到“国姓爷亲率几个武装士兵，从已经毁坏的乌特勒支碉堡，向角城的后方骑马下来，进入热兰遮城堡里面”。
梅伤心地说：“就这样，热兰遮城堡和整个福摩萨岛丧失了，使我们的国民在这东印度地区蒙受不小的羞辱，也使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