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抗战悍将-第1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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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军政当局和人民群众纷纷举行隆重悼念活动，军政要员及各界名流纷纷赋诗题词，以志哀思。甚至有的沦陷区人民得知消息后，也冒着生命危险暗中举行追悼仪式。举国上下形成一股颂扬张将军，痛斥投降派的声浪。
张上将是一方面的统帅，他的殉国，影响之大决非他人可比。张上将的抗战，远起喜峰口，十年回溯，令人深佩他的卓越超群，迨主津政，忍辱侍时，张上将殆又为人之所不能为。抗战既起，张上将奋起当先，所向无敌，而临沂一役，更成为台儿庄大捷之序幕，他的英勇坚毅，足为全国军人的楷模。而感人最深的，是他的殉国一役。每读张上将于渡河前亲致前线将领及冯将军的两封遗书，深觉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一个军人，战死沙场，可谓死得其所，本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但张将军之死却有着其非同寻常之处：他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以上将集团军总司令身份为国捐躯的惟一一人，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反法西斯阵营50余国战死沙场的最高将领。因此，张将军之死是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大事件，此其一。其二，张将军的死，决非仓促成仁或遭不测，而是怀着我死则国生之壮志，抱定为国家民族尽忠的久决之心，力战不退，以身殉国的，这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军人武德的最高表现。他的死，使中华民族在危急存亡之秋痛失一员大将，这无疑是一个重大损失；但另一方面，他的死却有着比生更加伟大的意义－－－他的死，为中国人民树立了一个忠勇奋斗的榜样，坚定了中国人民的信心；他的死，震动了那些自私自利、贪生怕死、动摇妥协之徒，促使他们忏悔省悟，改过自新；他的死，更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昭示了中国人、中国军人的庄严人格，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和誓死救国的坚强决心。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是他们用奋斗和牺牲支撑起民族精神的大厦。他们在民族危难之际所表现的不屈不挠、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是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对于维系民族的生存，推动民族的历史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张将军之所以能够成为民族英雄，在于他能经得起生与死的最严峻的考验，并把个人的生死与民族的存亡合为一流，与亿万人民的命运融为一体。到了这步境地，他便能够超越一己的利害，敞开宽大的胸怀，变得忠勇、谦恭、坚忍、无私，便能够在国家忧患、民族不幸的关头挺身而出，担当重任，誓死奋斗，为国捐躯。
中山先生曾说：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树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张将军以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实践了中山先生的遗训。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将军虽然死去，但他的气节和精神，已经超越了他的生命和他所处的时代，而汇入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浩荡长河之中。
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张将军耗尽心血，勤恳工作，为国家练就10余万抗战劲旅，培养了数千名抗战的中坚干部；他身经百战，拼死杀敌，率部歼灭日本军队不下6万人，悍卫了祖国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成为一代抗日名将。
张将军生于忧患，长于忧患，死于忧患。他在忧患中奋斗了一生，竭尽了全力，最终却未能看到胜利的一天，这是多么遗憾的事！但他的奋斗没有白费，他的努力加速了胜利的到来。他为国家、民族付出了一切，也得到了很多，这就是良心的安慰和后人的敬仰。他以血汗和生命的代价实践了自己的誓言：活要活得像个样子，死要死得像个样子！他的一生，没有愧对国家民族，没有愧对祖宗后代，没有愧对长官朋友，更没有愧对军人的称号。他的战功可夸，他的品行可嘉，他的气节可颂。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能达到如此境界的人，为数并不多。
文学家郁达夫先生说得好：“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是多么精辟的真知灼见！
当张将军殉国的消息传到新20军军部的时候，刘建业一下子就昏了过去。
“全军所有人员，全体佩戴黑纱，向张总司令志哀。”被救醒过来以后，刘建业颤抖着嘴唇，向部下下达了命令。
当运载张将军灵柩的船只溯江而上，经过三峡的时候，刘建业率领早已等候在江边的军部人员和部队大小指挥官，在江边向将军英灵下跪，致以中国人最高的三拜九叩大礼，同时，炮兵鸣放礼炮，士兵向空中鸣枪致敬。
“大哥，愿你在天之灵佑我中华，永葆河山。”在向将军洒酒致祭的时候，刘建业默默地说着。
另一方面，日军第13、第39师团在宜城东北地区反扑得逞后再度乘机北上，与集结在枣阳地区的第3师团会合，大举反击。第五战区部队猝不及防，向白河以西转移。日军跟踪追击。21日，第3师团进至邓县，第13师团进至老河口以东，第39师团进至樊城。同日凌晨，第39师团在偷渡白河时遭西岸中国军队猛烈射击，联队长神崎哲次郎等300多人毙命。当日晚，第11军下令各师团停止追击，襄河以东枣阳地区作战至此结束。
日军第11军在汉水（襄河）以东作战中损失严重，作战时间20多天，超过预想时间一倍以上，官兵十分疲惫。停止追击后，迅速收缩部队，至枣阳附近进行休整，但并未立即撤回原防。园部和一郎准备放弃第二阶段在汉水以西宜昌地区作战的计划。但是，他又担心失掉权威，他和幕僚们经过激烈争论，多数指挥官认为：如放弃原计划而反转，就意味着第一阶段作战遭到了挫折和失败，将会失掉该军统帅的权威和天皇的信任，因而不必顾虑部队的疲劳和减员，继续执行第二阶段作战计划。
5月25日，第11军下达了准备西渡汉水进攻宜昌的命令，以6个汽车中队紧急调运1000多吨军需品到前线，于5月30日完成了作战准备。日军第11军的上级“中国派遣军”又从第13军第22师团抽调3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兵大队编组成松井支队加强给第11军。
5月31日19时30分，第39师团开始进行炮火准备，向汉水西岸炮轰一个半小时，然后从宜城以北的王集强渡汉水。同日24时，第3师团在襄阳东南也开始渡河。两师团均未受到强烈抵抗，于拂晓前渡河完毕。6月1日，日军第3师团轻易地攻占了襄阳。6月3日，两个师团并列南下，进攻远安和荆门一线。第11军命令第40师团留置大洪山进行“扫荡”，保障后方，另以小川支队和仓桥支队担任流动兵站的警戒。
中国方面估计日军不会进攻宜昌，即使其有一部向襄河以西进攻，也只是佯动，因而在第一阶段作战时将担任河西守备的第33集团军和江防军主力大部调往河东，以致河西兵力空虚，根本没有研究在河西作战的计划，不仅远安、南漳等县没有设防，宜昌的防御兵力也很少。中国江防军纵深的几线防御阵地，都是正面向东。日军从襄阳南下，从左翼横插守军第二线和第三线阵地，构成很大的威胁。当阳和荆门以北的几个县城，是不设防的后方城镇。防守宜昌和当阳一带的两个军又被调走，宜昌几乎成为一座空城。与江防军左翼相邻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河西部队，由于总司令张将军阵亡而受到影响，虽然奋力抵抗日军的进攻，仍然没能守住阵地，退往湖北省西北部的山地。及至发现日军西渡汉水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6月1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第五战区部队区分为左、右两兵团。左兵团（襄河以东）由战区司令长官李上将指挥第2、第22、第31集团军和第68军，攻击襄花路、京钟路及汉宜路日军后方，断其补给联络，并以有力部队向襄阳、宜城间攻击渡河日军，策应右兵团作战；右兵团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部长指挥第33、第29集团军和江防军，以确保宜昌为主要任务，两个兵团从西北向西南，从侧背攻击渡襄河进犯的日军，打算将他们压迫到襄河与湖沼地带加以歼灭，以确保宜昌和襄樊。同时，军事委员会还决定第75、第94军火速从汉水以东赶回汉水以西归还江防军建制，正在四川整训的第18军紧急船运到宜昌担任守备。
6月3日，中国军队第四十一军收复了襄阳，第七十七军在第二天收复了南漳和宜城。同一天夜间，日军内山英太郎第十三师团、池田支队和汉水支队，从旧口镇以南地区渡过汉水西进，与从北面南下的丰岛房太郎第三师团和村上师团遥相呼应。南北两线的守军向后撤退。
陈部长6月3日到达宜昌后，命第33集团军逐次抵抗从南漳、宜城南下的日军，依情况向荆门、仙居之线转移，对东北构成正面，与江防军协同作战；江防军以一部在汉水以西拒止从旧口以南渡河的日军，以有力部队控制于当阳附近主阵地，与第33集团军协同，待日军深入后给予侧击；命第29集团军向钟祥出击，切断日军后方交通。
双方激战至6月8日，日军池田支队突破江防军第26军的阻击，占领沙市、荆州，尔后沿宜沙公路从东南面逼近宜昌。第二十六军没有利用既设阵地逐次抵抗，而是脱离战场，致使日军长驱直入。
9日，日军第3、第39师团从东北面，第13师团从南面围攻当阳。据守当阳的部队，是土木系的基本部队第十八军的第十一师。在第十八军彭军长的亲自率领下，第十一师极力抵抗，激战到黄昏，由于部队两侧都遭到了日军优势部队的突击，部队损失很大，被迫放弃了当阳。
10日，日军向宜昌发起进攻。守军第18军两天前才到达宜昌，仓促部署防御，以第18师守城，其余部队配置在城外。日军以3个师团的兵力连续攻击，以战车部队突进，以上百架飞机疯狂扫射。守军兵力单薄，不敌日军的猛烈攻势。战至6月12日16时，日军攻占宜昌，第18军撤往附近山区。
日军对占领宜昌后是否要予以确保，事先并没有明确规定。按照武汉会战后，日军大本营所确定的一般方针，每次作战，即使是经大本营批准的超越作战控制区域的作战，也只是给中国军队一次沉重打击，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并不是要扩大占领区。因此，第11军在占领宜昌的当天就指示各师团：“已达到此次作战目的，现决定立即整理部队，准备尔后之机动。”随后又命令各部队摧毁宜昌的军事设施，将无法携带的缴获物资予以销毁或抛进长江，准备返回。6月15日22时，正式下达了撤回汉水东岸的命令，规定第3、第39师团先行撤到当阳、荆门一线，占领阵地，防止中国军队截击和袭击，掩护第13师团撤退后再依次交替回撤。第13师团撤出宜昌的时间从16日午夜开始。这样，日军占领宜昌4天以后又陆续撤出。第13师团排在最后，于6月17日凌晨1时开始回撤，当天上午7时撤到宜昌以东约10公里的土门垭。中国军队则乘日军撤退时，沿途予以反击。第18军尾追第13师团，于17日晨收复宜昌。
在第11军发出撤退命令的前后，日本方面从前线司令官们到大本营，对是否要确保占领宜昌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当时，纳粹德国正向西欧大举进攻。凑巧的是，恰在6月12日日军占领宜昌的同一天，德军占领巴黎，世界形势正发生着剧烈动荡。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军政当局更迫切希望尽快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腾出手来参与世界范围的角逐。日军统帅部和“中国派遣军”中的许多人主张：确保对宜昌的占领，可给重庆国民政府以更大的威胁，有利于推进政治谋略，从而也就有利于及早解决中国问题，战略价值极大。这种主张终于占了上风，并得到天皇的认可。于是，日军参谋本部于6月16日发出了暂时确保宜昌的命令，期限暂定为1个月。这一命令经过“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11军转达到各师团的时候，走在最后的第13师团已撤出宜昌52公里，于是第13师团在第3师团一部配合下，调转头来再次向宜昌突进，冲破中国军队的阻击，于6月17日下午重新占领宜昌。
7月1日，日军大本营为弥补第11军扩大占领区后兵力之不足，将驻在黑龙江省佳木斯的第4师团从关东军序列中调出，列入第11军，并于7月13日下达了长期确保宜昌的命令，将武汉方面的作战地区规定为安庆、信阳、宜昌、岳阳、南昌之间。第11军命令第13师团占领宜昌，第4师团驻防安陆，独立混成第18旅团担任当阳东西一带警戒，其余部队均返回原防地。
中国军队在日军重占宜昌后继续对宜昌日军及其后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