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抗战悍将-第4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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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重大，片仓立即通知石原、竹下、新井、中野等参谋到关东军三宅光治参谋长官邸集合。他顾不上还穿着和服，匆忙扎上一条裤裙便跑向三宅官邸。
三宅光治少将急急地看了电报，立即给本庄繁司令官挂电话，接电话的副官并不惊讶，不紧不慢地说：“本庄司令官巡视辽阳刚刚，回来，正在洗澡。”三宅参谋长请求本庄司令官速往司令部，令参谋们也速往。
参谋们走出三宅参谋长的官邸。片仓和武元在官邸前的柳树下停住脚步，并叫住了走在前面的中野和新井。
“喂！”新井首先挑起了话题：“我认为这件事有些可疑，你们怎么看？”四个参谋都是刚出茅庐的年轻人，数新井少佐的资格老一点。他一挑起话题，几个人就议论开了。
“前几天花谷喝醉了酒，曾向我夸口说：‘如果发生什么事件，可以在两天内占领南满洲让你们看看’。莫非就是指的这件事？”片仓所指的花谷，名叫花谷正，是在奉天的日本特务机关成员。
“板垣和石原很可疑。板垣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少将来满为理由，昨天急忙从辽阳返回奉天。石原呢，刚才那样紧张的时刻，我们几个都穿着和服，只有他一个人严严整整地穿着军装。”
中野和武田谈了对疑问的感触，认为“他们是想背着我们抢头功。”
“要打就打嘛，为什么事前不告诉我们？上回炸死张作霖，板垣和石原也是这样偷偷摸摸的！”
他们陷入了沉默，向漆黑山峦前的一栋砖瓦结构的两层楼房走去。
事隔十五年后，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头发梳得干净整洁，戴着眼镜，看上去年轻精干的中国检察官倪征燠，用高亢的英G向坐在被告席上的板垣征四郎发问：“你可承认爆发‘九；一八’事变之前曾持有作战计划”
板垣征四郎：“所谓的作战计划，有必要向您说明一下。”中国检察官倪征燠：“我不想听说明，我只要你回答‘是’，或‘不是’作战计划由作战主任负责，是根据参谋本部的指令制定的，就是说在理解上级意图的情况下编制的。我没有直接参与。”
中国检察官：“但是你的供词中说在没有中央的承诺下编制成了这一作战计划，而现在却说是根据中央的训令制成。难道你不感到矛盾的吗？”
板垣：“我想熟读供词就会明白了。在此再说明一下，在供词中提到关东军尽管多次向中央要求增加兵力、提供新式武器，但都没有被采纳，于是关东军方面只好以现有的兵力和装备制定出自己的计划。这就是供词的正确理解。”
板垣不能自圆其说，便以蛮横的态度反驳中国检察官的质问。倪征燠怒火中烧，当场出示了当时日本内阁的币原外相于1931年9月发给日本驻满洲总领事的电报：
“最近关东军板垣大佐等，在贵地拥有相当可观的资金、操纵‘国粹会’和其他中国浪人进行种种策动，据言‘发本月中旬为期限，断然实行具体行动’云云。需部署取缔其一伙浪人的策动。”
读完电文，问其有无此事，板垣只好使出耍横拨赖的无招之招：“其电报内容实属无稽之谈。据我回忆那是在沈阳事件之后的事情，参谋长三宅少将给我看过了，按他的话来说不值得一提，只是去总领事处开开玩笑而已……”身材矮小的板垣站在被告席上不断地搓手，托眼镜，青白的脸微微胀红，显得烦躁不安。
事情正如片仓参谋们在那天晚上猜测的那样，法庭掌握了大量的证据，表明板垣一手策划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1928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阴谋炸死了东北奉军大帅张作霖，企图先唆使东北奉军宣布独立，然后再借机吞并东北，但心怀杀父之仇的张少帅却在稳固了个人地位以后挂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旗，使日本的图谋受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便开始了新的阴谋。1929年7月至l931年7月，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垣伙同另一个高级参谋石原莞尔，先后组织了四次“参谋旅行”．秘密到长春、哈尔滨、海拉尔、山海关和锦州等地侦察地形．刺探军事情报，暗中研究制定侵占东北的作战方案。板垣估计，当时张少帅约有25万东北军，其中约有2万精锐在沈阳附近，并拥有飞机、战车和军工厂。而关东军仅有1万零9百人在沈阳附近。板垣与石原等人于是密谋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先占领沈阳，进而占领“满蒙”。为此板垣在东北和日本积极进行军事准备和宣传煽动的活动，悄悄布置兵力，占据了东北军营区对面的所有战略要地。根据侦察到的情况，板垣认为攻击沈阳必须用大炮，便与陆军中央机构商议，从日本国内调运来两门口径24cm的榴弹炮。大炮用客船从神户起运，到大连上岸时，为掩人耳目，参加搬运的关东军士兵都装扮成当地的码头工人，说装炮身的木箱是一个什么大官的棺材。为了安装和隐藏大炮，事先挖了一个直径约5米的深坑，说是挖游泳池；还制作了一间l0米见方、高7米的马口铁棚屋，工程于午夜12点至凌晨3点秘密进行，限三天完工，由于繁重和酷暑，不少人得了夜盲症。
1931年6月中旬，日军参谋本部秘密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确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原则。板垣和石原在7月组织的最后一次“参谋旅行”中，与日本驻沈阳的特务机关密商了具体方案，决定于9月28日在柳条湖附近炸毁一段“南满”铁路，诬称为中国军队所炸，以此为借口突袭张少帅的部队。正当准备就绪即将行动时，消息走漏传到东京，日本军部考虑到国内外形势尚不成熟，要板垣等人“再隐忍一年”，并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前往沈阳制止关东军擅自行动。板垣得知后，决定提前动手。
17日，板垣随本庄司令官到辽阳巡视。l8日下午，本庄回旅顺关东军司令部，板垣于早晨到沈阳。他再一次周密检查了炸柳条湖铁路的准备工作，然后前往本溪湖迎接建川。在一同回沈阳的途中，建川有足够的时间与板垣交谈，但他并没有制止肇事的意思，实际上他在暗中怂恿板垣行动，对事件能够成功深信不疑。
到沈阳后，板垣把建川领到日本人开的“菊文”酒馆，找来艺妓陪他饮酒取乐。板垣和建川默契配合，把沈阳和东京这两个齿轮的啮合错开，让沈阳转快一个齿。板垣没有参加酒宴，他连忙赶往策划阴谋的沈阳特务机关坐镇指挥。
当晚l0时18分左右，关东军岛本大队工兵中尉河本末守等人，用一枚骑兵用的小型炸弹在距东北军兵营约800米处炸毁了一段铁轨，又在现场摆了三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几乎与此同时，24cm榴弹炮巨大的轰击声震撼了沈阳全城。日本领事馆代理总领事森岛守人赶到特务机关，板垣对他说：中国正规军的军人炸毁了南满铁路，严重侵犯了日本权利，日本应采取坚决措施，动用军队，为此已向军队下了命令。森岛试图说服板垣不要匆忙行事。
板垣平素莆白色的脸此莉变得像一块生铁。他握着军刀的刀把，大声地申斥道：“不要干涉统帅权！”
特务花谷有恃无恐，刷地拔出军刀，把刀尖顶着森岛的衣领狂吼：“谁敢干涉就杀了他！”
板垣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命令早已在暗中做好准备的关东军向东北军猛攻，迅速占领了东北军的北大营。同时猛烈炮击兵工厂、空军司令部、飞机场及大学等处。次日晨日军攻占了整个沈阳市。
“九；一八”事变就这样爆发了。
由于张少帅在众位东北军老将的劝说下，出于保存实力的私心，下令东北驻军对日军的进攻不许抵抗，留守东北的东北军部队忍辱含悲撤往关内。“军官流涕，士兵痛哭，悲号之声，闻于遐迩”，东北大地飘摇下沉，红高粱的黑土地燃烧着散发出浓甜灼烫的血腥气息。不出四个月，东三省沦陷。
面对大量的事实材料，板垣尽管有时流露出渺茫的表情，但他不是能言善辩地对抗质问，就是以略带日本东北的口音说“不知道”，蛮横地予以否认，态度极为顽固。当他的律师山田提出的13件文字证据都被驳回时，他依然不动声色地书写记录，悄悄地递给他的律师。他的一个证人对此评价道：“这也是一种方式，即所谓作为一个军人想到的就是死。”
审讯板垣时，先后有15个律师和证人为他出庭辩护。他的第一个证人是“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晚指挥日军的联队长岛本。他说，那天晚上他在朋友家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家后才得到事变发生的报告。我方检察官倪征燠当即打断他的话说：“你既然声称自己喝醉了，那么，一个当时的糊涂酒鬼能证明什么？又怎么能出庭作证人呢？”一下子把岛本轰了下去。板垣的辩护班子虽然准备了大量的材料，但都没有真凭实据，站不住脚，这个下马威更打击了他们的信心，而后未上场先气馁了三分。事实和罪证像铁一样确凿坚定，问题在于板垣坚持反动立场和不肯服罪的决心。l946年9月18日，他在巢鸭监狱第一次渡过事变纪念日时写下了这样的日记：
“在监狱里渡过满洲事变l5周年，真乃感慨无量。昭和6年已变为21年；老身47岁已变成62岁，深感身心老矣。
“回顾往事，除处理日常工作外，并无惊慌恐惧之事。当初日本各界不予谅解，我等虽处于四面楚歌之中，然仍在默默地完成应当完成的重任……”
在以不无自负和玩味的笔触作了一番回忆后，他还赋诗直抒胸臆，以表达他坚强的反动意志：
决死十五载，白发三千丈。意气常冲天，扩大天地间。当年志气壮，今日犹未衰。邻邦满洲3云起，王道乐土何处觅。
国际检察局对付板垣征四郎，最有力的王牌就是田中隆吉。
“那我请问你，对1928年6月4日发生在中国的‘皇姑屯’事件你清楚吗？”季南说。
田中隆吉看着他：“清楚！”
东条英机这时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身子。
季南问：“那你知道炸死张作霖的是谁吗？”
田中隆吉说：“我查过卷宗，是当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计划并实施的。”
法庭一片喧哗。
卫勃敲着法锤：“安静！请安静！”
季南看着田中隆吉：“请你说详细一点。”
“1928年6月3日，在南满铁路和京奉线交叉处，河本大佐带领他的手下，爆炸了北京开来的列车，张作霖就坐在那辆列车上。第二天，张作霖就死了。”
东条英机出现不安、愤怒的表情，他紧紧地盯着田中隆吉。
广濑一郎紧张地跟身边的辩护团在商量着。
季南继续追问：“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田中隆吉回答：“因为我对河本大佐十分了解，关系也很好。他告诉我的。”
“河本大佐还告诉你什么了？”
“他说，实施这场爆炸的是从朝鲜来到沈阳的京城工兵第二十连队的部分军官和士兵。当时，他还命令紧急集合关东军，以便和张作霖护卫部队交战，河本大佐还告诉我，当时他们所用的炸药，是日本工兵队的方型炸药，一共20个。”
法庭上出现一次又一次的骚动。
检察官又向法庭出示了一份新的证据——日本参谋本部为谋略研究所用，于1942年12月1日留下的河本大作的手记。
他在有25页格纸的手记中写道：“当时的满洲已不是从前的满洲了。与张作霖谈判，当谈到与他不利之处，他便称牙痛而溜掉，因而未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张作霖的排日气焰比华北的军阀更为浓烈。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所作为。”
“1928年5月下旬，七干关东军从旅顺移到奉天，而张作霖有三十万军队，要解决问题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我认为中国军是头目与喽罗的关系，只要干掉头目，喽罗便会一哄而散。我们同时还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实行这个计划，唯有在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点才安全。为保万无一失，我们在铁轨上装设了三个脱轨器，爆炸不成就令其脱轨，以便拔刀队来解决。当时中国方面常常偷盗满铁的器材，为防止盗用，我方在路边构筑了沙袋。我们便以火药代替沙土充于袋内等待着机会。”
“我们得悉张作霖于6月1日从北京出发，便做好了准备。张作霖乘的是蔚蓝色的钢铁车，夜间很难辨认，我们特意在预定地点装了电灯。他乘的专车在北京至天津间开得很快，而在天津至锦州间降了速度，并在锦州停了半天，所以迟至4日上午5时23分过后才抵达预定地点。适时我们躲在监视偷货物的了望塔里，用电钮点爆了火药。”河本大作不愧为搞阴谋的专家，把火药量、时间等都计算得如此精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