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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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专门成立了生日庆典处，慈禧要将六十寿诞搞成一个全国性的大型活动，以颐和园为中心举行盛大典礼，从紫禁城到颐和园分设六十处景点，建造各种形式的龙棚、经坛、戏台、牌楼和亭座，每处预算耗银四万两。正当庆典紧锣密鼓地准备之时，没想到向来就不放在眼里的岛国日本也来凑热闹，竟敢跑上门来与堂堂的大清帝国叫板。慈禧怒不可遏，洋人一直欺负咱们因为实在打不过人家就算了，可一个小小日本也想占便宜，岂非不自量力挨揙欠揍吗？慈禧一气之下，就想好好地教训教训日本这龟孙子养的，“不准有示弱语”。清廷积弊，没想到军队也积弱得不堪一击，无论是海战还是陆战，频频传来的消息除了失利，就是失败。眼看胜利无望，如若继续下去，战事旷日持久，必将影响六大庆典。慈禧心中，个人寿诞比国家战争更为重要，是满清朝廷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其实，日人开战，正是觑准了慈禧的要害与软肋：“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果不其然，慈禧一旦发现战争影响庆典的“苗头”，态度急转，由主战很快变为主和。为此，常有史家扼腕叹息，如果不是慈禧太后的六旬庆典从中作梗“捣蛋”，上下一心，集全国人力、物力、财力与日决一死战，鹿死谁手，还真难逆料。于是，战争的结局及此后的东亚势力格局，或许就此全面改写。
中日之战的失败耻辱彻底震醒了国人沉睡的迷梦，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振臂一呼，一场学习、仿效西方的戊戌维新变法以前所未有的激进姿态亮相于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历史舞台。于维新变法这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没有当时已经“退居二线”的慈禧首肯，半步都不可能前行。但她于改革变法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凡所实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还是因为权力，已经亲政的光绪帝基于急于求成的良好心愿，不顾一切地违反慈禧订立的二品以上官员由她任免的权力游戏规则，罢免了阻挠改革的属一二品大员的礼部六堂官，任命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在军机章京行走，参与新政事家”。此后，光绪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慈禧的权力挑战。他请开懋勤殿以架空军机处，改变过去的施政体制，另立一个由维新派人士控制的新的权力机构，以达到架空慈禧的目的。他准备聘用富有经验的外国政治家作顾问参与变法，召见日本前首相、明治维新元老伊藤博文。守旧派对此一片恐慌，认为“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慈禧认为光绪的改革步子走得太快太远，一些事情做得出格过头，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就发布了二十七道重要诏书，最为关键的是，触及了她的地位，挑战她的实权，危及她的利益。慈禧先是冷眼旁观，“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然后将光绪身边的得力干将撤职，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一点点地束缚他的手脚，最后决定重新“出山”，训政收权。慈禧虽为女人，却有着稳、准、狠的铁腕手段与凌厉风格，由她一手培养起来的光绪皇帝根本就不是她的对手，而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一班书生与她相比也非同一重量级别的“选手”。于是，慈禧一出手，光绪的权力立时被收回，维新派不是被抓就是出逃，顿时分崩离解。仅仅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就此中途夭折，所有已经推行和即将推行的变法措施全部“冻结”终止。
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就这样无可挽回地失败了，而另一个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袁世凯却由此脱颖而出。维新派领袖看准了小站练兵成功、拥有七千多名新建陆军的袁世凯，决定用其对付守旧派，光绪下旨将他破格提拔为正二品级别的候补侍郎。一天深夜，谭嗣同在康有为等人的推举下拜访袁世凯，出示光绪密诏，命他诛杀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带兵包围颐和园控制慈禧。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袁世凯口头应允，而暗地里却出卖光绪，投靠慈禧太后。然而，这又是一段显得扑朔迷离的历史，近来据专家根据大量文档、史实考证，袁世凯在没有卖身投靠之前，慈禧就已行动，将光绪从养心殿移居瀛台控制起来。袁世凯在慈禧已然警觉、荣禄预作防范的情况下，以驻防天津的区区七千兵力攻取北京围困颐和园捕杀太后，无疑以卵击石，对率兵举事不得不慎之又慎。夹在名正言顺的皇帝与执掌实权的太后之间，也真让袁世凯左右为难、举棋不定。其实，就当时的情形而言，袁世凯除了遵旨率兵举事惨遭失败、出卖光绪投靠慈禧这两条路外，还有第三种方案可供选择，那就是两边都不得罪，装聋作哑，没事似的像过去的老样子继续“埋头苦干”，光绪不会供出袁世凯，谭嗣同等维新派领袖肯定也不会出卖他。事实也正是如此，哪怕面对慈禧的严厉审问与呵斥，光绪帝一直都没有承认所谓的密诏之事，这也成了戊戌政变中一桩无法考证的悬案。
然而，袁世凯最终选择了背叛光绪。其实他走的是一着险棋，皇帝是名正言顺的主子，出卖光绪，一切利害关系姑且不论，仅在道德层面，便将自己变成了一名小人。时至今日，所有档案材料都已解密，各种史实相互证明，袁世凯的主动告密，的确发生在戊戌政变之后。然而，正是他的告密——“围园劫后说”使得慈禧咬牙切齿，怒不可遏，她一辈子都在耍弄别人，没想到由她一手扶植、培养的光绪帝却胆敢向她发难，且欲置她于死地。政变由此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慈禧的目的不再仅仅局限于收权主政，而是变本加厉地严惩不贷、否定一切。她立即下令处死捕获的戊戌六君子，缉捕康有为、梁启超等在逃的新党中坚人物，将移居瀛台的光绪帝囚禁起来，将侍奉光绪的二十多名太监不是处死就是从军，无一幸免。做完这一切，慈禧犹不解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准备将光绪帝废掉。
令慈禧没有想到的是，西方列强对此积极干预，表示出前所未有的强硬。他们对光绪的戊戌变法主动开放学习西方抱有好感，担心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回复到四十年前排斥外国势力的时代”。当慈禧对外大肆宣传光绪帝病重准备取而代之时，在华公使很快觉察出隐藏其后的阴谋，英国公使坚持要派一名外国医生为皇帝诊病以判真伪。于是，她想直接废掉光绪的计划不得不有所收敛与妥协，便退后一步，暂缓废帝，先立大阿哥（即皇长子）。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慈禧一改清廷自雍正皇帝开始就已不立太子的成例，正式宣布“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她先是举办了一场宴会，邀请各国公使参加，趁公使夫人们玩得高兴的时候提出欲立大阿哥的想法，夫人们竟置若罔闻地集体沉默，没有一人表态。尔后，她又遍邀各国公使出席册封大阿哥仪式，结果没有一人到场，慈禧不禁恼羞成怒。
在慈禧看来，这些远道而来的洋人，不知为什么总是与她过不去地时时作梗。她想好好举行寿诞大庆，每次都让外人闹得不愉快；她发动政变，洋人不给她好脸色；她要抓捕康有为，洋人出面保护；她要废除不知图报、不听使唤、冲动狂妄的政敌光绪，洋人反对；她示意妥协了，退后一步只立大阿哥，洋人依然抵制；还有，那些基督教徒跑到中国，提倡与中国传统悖逆的一夫一妻制，鼓动百姓入教闹事，根本不把大清帝国的法律习俗放在眼里；而英、法、德、俄等西方列强更是在大清帝国的版图上各自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巧取豪夺……由个人恩怨到家恨国仇，它们纷纷攘攘地汇聚慈禧心头，一股强烈的复仇欲望无法克制：“外国人已经成为中国的祸根，但愿有什么方法能让他们永远离开中国，那我将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恰在这时，义和团运动如野火般在华北大地熊熊燃烧，他们焚毁外国教堂，杀死洋人教民，打出了“扶清灭洋”、“助清灭洋”的旗号。这种强烈的排外狂潮与慈禧报复洋人、发泄积怨的心理情绪正相契合。可她毕竟与洋人打了几十年交道，深知他们的“功夫”与厉害，不敢轻举妄动。而传得神乎其神的义和团法术——水火不惧、刀枪不入犹如添加的氧气与燃料，使得慈禧心中几近黯淡的复仇火苗唿啦啦地上窜不已。为谨慎行事，慈禧派遣刑部尚书赵舒翘到京畿一带、大学士刚毅赴保定查探虚实。两人经过一番实地调查后发现，所谓的拳民都是一些市井无赖，实不堪用。返京途中，两人不期而遇，免不了一番商量揣摩，觉得慈禧让他们外调暗访的真实意图，就是加以利用，以雪洋人逼迫过甚的心头之恨。遂决定隐瞒真相，投其所好。于是，两人上呈的结果如出一辙，都说义民忠于朝廷，没有他心，民气可用。慈禧闻言，自是高兴得眉开眼笑，觉得长期积淤心中的大仇小仇，终于可以发泄报复了。对此，蒋廷黼在《中国近代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利用‘民心’或‘民气’对外，是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载漪、刚毅、徐桐传统的法宝。”
1900年6月16日，慈禧吩咐召开有光绪皇帝在座，王公大臣、六部九卿一百多人参加的御前会议，讨论向洋人开战复仇的重大国策。因反对者众多，殿廷辩论激烈，一时和战不决。第二天，御前会议继续举行。就在这关键的节骨眼上，一封所谓的洋人四条照会传到慈禧手中，其中一条便是勒令太后归政。权利是慈禧的最后一道底线，是可忍，孰不可忍？她决定豁出去了拼死一搏，不由得情绪激昂地高声叫道：“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群臣慑于慈禧淫威，只得纷纷磕头道：“臣等愿效死力。”这时，慈禧想了想，又为自己开脱道：“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6月22日、24日，又连续开了两次御前会议，宣战之事形成决议。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帝名义，向西方列强十一国正式发布宣战诏书。
狂热的“文革”时期，江青不知是有意寻找，还是无意见到，总之是读了当年慈禧发布的这篇情绪激昂、义正词严的宣战诏书，不由得心悦诚服地叹道：“太后至少有宣战勇气！”其实，诏书刚一颁布，慈禧就意识到自己犯下大错，后悔不已。又一时无以更改，只好暗中嘱意缓攻使馆，尽可能地留有转圜余地。
事后考证，所谓的洋人四条照会纯系伪造，一种说法，是江苏粮道罗嘉杰得到消息密告荣禄，荣禄立即密报慈禧；另一说法，照会由端郡王载漪在大沽炮台失陷当日伪造，经荣禄进呈，因为洋人的百般阻挠使得策立溥儁为大阿哥、承续皇帝大统成为泡影，作为父亲的载漪便假慈禧之手，以报洋人一箭之仇。
慈禧一辈子在皇宫生活了五十多个春秋，独断乾纲，两次成功地发动宫廷政变，以个人喜好与家族利益两立皇储，三次垂帘听政，其政治生涯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1853年…1861年，在权力的漩涡中挣扎浮沉，终于脱颖而出；1861年…1874年，执掌实权，重用汉人，整顿吏治，使得清廷渡过危机，出现了所谓的同治中兴；1874年…1898年，排斥异己，控制光绪，不择手段地巩固个人实权，置个人享乐于民族国家利益之上；1898年…1908年，发动戊戌政变，废除变法诏令，经过八国联军的武力干预与仓皇出逃之后，慈禧突然间变得开明起来，重启被她否定过的维新变法之门，施行更加开放的改革措施。然而时不我待，清廷已多次弃却改革变法、繁荣图强的大好时机，“清末新政”作为气息奄奄状态下的一抹亮点，怎么也改变不了满清王朝衰朽覆亡的命运与结局。
慈禧作为一个统治了近代中国长达四十七年之久的实际统治者，我们进行分析、研究、描述时，应将其性别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女人的生理、心理特征在许多方面有别于男人，加之中国几千年歧视女性的深厚传统，“雌鸡司晨，国之大难”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女人执政，比男人遇到的阻力更大，承担的风险更多，受到的非议更甚。中国古代临朝太后不少，人们熟知的就有汉高祖皇后吕雉、东汉章帝皇后窦氏、西晋惠帝皇后贾南风、唐高宗皇后武曌、辽朝景帝皇后萧太后、清初真正的开国之主孝庄太后等，但执掌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