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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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想象的那样！然而，我完全不满意关于灵魂不死的净化的唯灵论学说，正如不满意关于万能的精神始原不死的唯心主义学说一样。 这个学说否定了死亡的悲剧，也不面向具体的完整的个性。 只有基督教的认识面向所有的人，面向个人的形式。 在希腊人那里，上帝是不死的，而人是有死的。不死的价值开始承认归属于英雄、半神、超人，但这意味着，只有将不死归属于超人、神，而不归属于人时，才被承认。有意思的是，尼采重又恢复了古希腊人的意识，在他那里，不死的不是人，人必然走向灭亡；不死的是新的上帝，是超人，甚至那不是真正的人。 查拉图斯特拉最喜欢永恒。 尼采的辩证法是反对人的，尽管他悲壮地体验人的命运。对人来说，对存在于人之中的人的东西来说，不死、永恒的生命是否可能呢？
在柏拉图主义中，也没有人的不死，在“菲多篇”中，不死的，与其说是个人的灵魂，不如说是普遍的灵魂。 在法国的唯心主义中也是如此。 只有基督教真正地承认所有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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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所有的属人的东西的不死，除了带来罪孽的腐烂物之外，基督教在其彻底的人格主义中是统一的，人的灵魂比世界帝国更珍贵，个人的命运相对于全体的命运来说是居第一位的。 这种人格主义，比如在神智学中是没有的，神智学将个人分解为宇宙的因素，把它整合于其他的个人之中。 然而基督教并不否认死的悲剧，它承认人要经历与所有的人的脱离，这完全不是在死亡问题上的进化论的——乐观主义的观点。 我否认一个图景下的重新再现（以新方式重现）
，也就是灵魂在这个地上图景中的重新再现，因为这是与完整的个人的思想相矛盾的。 但我承认多种图景的重新再现，在其他精神图景中的重新再现，就好像它们预先存在一样。 人类最终的命运不可能仅靠在地上的短暂的生命来解决。 在传统的基督教神智学中有很可怕的方面，在这里我所临近的课题使我极为痛苦，比死亡问题还受折磨，永恒的死亡和永恒的苦难问题——可能是在人类的意识面前产生的最折磨人的问题。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允许可怕的苦难永恒存在，那么我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便失去了全部意义和全部价值，因为它们都在恐怖的征兆下度过。 而在恐怖的征兆下不可能发现真理。 我一直很奇怪，人们力图成为当选者，又想被任命为公正的裁判者。 我则宁肯成为被审判的罪人，也不想成为当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最重要的思想我已经在《论人的使命》特殊的章节中阐述了，这部书我把它列为自己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洛斯基对它评价很高。 我不想重复这些思想，仅仅说明，这些思想是从我的体验过的经验中产生的。传统的神学学说所作的将苦难客体化和构造苦难本体论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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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在我这里引起了最强烈的抗议。 我在这里看到了对人的古老的施虐本能的教条化。 在人那里有可怕的苦难的真实经验，但这仅仅是处在恶劣时代的人的道路，无力进入永恒，永恒只能是上帝的事情。 永恒苦难的存在意味着对上帝存在的有力反驳，是无神的最有力的论据。 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上的恶与痛苦、苦难证明这个世界的缺陷和非最后性，证明了另一个世界和上帝的存在之不可避免。 在这个世界里没有苦难则导致证明这个世界是最终的。 不过，苦难仅仅是人走向另一个世界，走向超验世界的道路，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认为苦难是意识产生的唯一缘由。 意识是和苦难联系在一起的，尼采在战胜苦难的胜利中看到了英雄主义，胜利并不期待着奖赏，人的道路就是这样的，意识的辛酸道路就是这样的。根据我在所有的思想之前的直觉，我不怀疑永生不死，死亡对我来说，是“非我”比“我”更快地消逝，是痛苦的断裂、分手、忍受孤独生活（“上帝，上帝，你为什么抛弃我？”）
，但它并不决定个人的命运问题，对我来说，所有这些都和时间的基本哲学问题相关，这个问题我在《我与客体世界》这本书中写得最多，时间问题，对时间的与众不同的见解，是世界末日论的历史哲学的基础，我坚决相信，上帝的审判和人类的审判是不相似的，这是被告自己的审判，他很愚昧，对世界的幻影感到害怕，在审判之后，他将被世界改造一新。
G对历史哲学问题我一直有特别的兴趣，人们甚至经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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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历史哲学家，在这方面我仍处于俄罗斯思想的传统之中（俄罗斯思想一直是历史哲学的思想）。
我深入历史的课题，读了很多历史书，在这些历史书面前我一直经受着道德上的痛苦。 到此为止历史对我是有罪的，在历史中的一切都是不成功的，但同时历史有自己的意义，历史的意义在其界限之外，并以其终点为前提。 历史有意义，因为它有终结，没有终结的历史是没有意义的，无终点的前进是无意义的。 因此真正的历史哲学是世界末日论的历史哲学，是在终结的世界中对历史过程的认识，在这种认识中有内省的因素，有个人的末日论，个人的启示，同时也有历史的末日论，历史的启示。我一直在想，两种末日论自身有着不断的联系，历史的命运和历史的终结容纳着我的命运和我的终结。 在这里我看到极深刻的形而上学问题。 存在着历史、历史过程和个人、个人命运的冲突，对这种冲突的感受是我基本的感受。 我属于那种反对历史过程的人。因为历史过程扼杀个人，看不到个人，也不为了个人而产生。 历史应当终结，因为在它的界限以内不能解决个人问题。 历史哲学的主题的一个方面就是如此。 然而还有另一方面，我不仅体验着个人与历史的悲剧性的冲突，同时，我体验历史就如同体验着个人的命运一样，我出自内心地爱护整个世界、全人类、所有的文化。 全部世界历史与我一起产生，我——微观宇宙。 因此我有双重历史感：历史于我是格格不入的和敌视的；历史又是我的历史，历史与我同在。 我想，这就是世界末日论的两重性。 历史是精神的外倾性，是精神的客体化；历史是精神的内在命运的要素。 精神的外倾性是精神的内在命运，精神则正是自我疏远的。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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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终结是这种外倾性和客体化的终结，是内在的交还。 然而我们又将历史的终点客体化，并在历史时间中想象它自身。这是时间的悖论，它形成了启示录解释中的最大困难。 在历史的时间中不可能思考历史的终点，它只可能根据历史时间的那个方面去思考。 历史的终结不是历史事件，时间的终点不是事件，时间的终点不是时间中的事件。 世界的终结不是在未来中产产的，因为未来是我们不连贯的时间的部分。 世界的终结是时间的终结，时间主要不在将来，时间是世界凋落的标志。 世界的终结是对宇宙的和历史的时间的克服，是客体化的时间的克服，它是在存在主义的时间中产生的。 终结永远是很近的，我们体验到它的震荡，我们对终结最大的突进是在我们生活的和历史的灾难性的片刻，在战争与革命中，在创造的狂喜中，也在对死亡的接近中。 在我们个人的和我们历史的生活和终结中不存在历史的时间，没有精确的计量。 这完全是存在的另一种结构，我们在这里接触到康德二律背反中的那个结构问题。 世界和历史的终结不可能在未来，也就是我们的时间中产生。 同时，世界和历史的末日又不可能仅仅是彼岸的。 它不能完全根据历史的一个方面，它同时既根据这方面，又根据那方面，对于我们的思想来说，它是矛盾，这种矛盾可以消解，但不是靠思想自身。 思想，当它不能掌握精神的整体时，便有客体化和外倾化的倾向，这就产生矛盾，当终结融合于存在主义的主体性之中时，矛盾即被克服。 因此，“这个世界”和“另一世界”
，地上的生活和“死后的”生活之间的本体论矛盾同样是虚假的。“另一种”
世界是我们进入另一种推理方式，进入另一种质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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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是安详的，是我们存在的改观，是对我们时间上的凋落的胜利。当讲授“进步的必然性”
、“进步的规律”时，那就是进行着人的创造行为的虚幻的客体化，在这种客体化中，自由消失在必然性之中。必然的历史进步的规律是没有的，这与人的自由是矛盾的，并且要以虚假的客观目的论为前提。人们在客体化的时间中思考必然的进步，只有在存在主义的图景中才能发现人的创造的自由。不过，“在历史中存在必然的进步”的教导同样是错误的。 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同样是决定论形式，同样是和自由对立的。 历史按其上升路线来说既不是进步也不是退步，而是悲惨的斗争，在斗争中表现出善与恶，暴露出矛盾，正是由于此它走向末日，也正是因此，历史应由历史的时间转入存在主义的时间。 对凋落的时间的胜利是记忆的胜利，正如从时间中的永恒出发的能量一样。 但记忆同样被僵化的和客体化的能力所掌握，那时，记忆就代替了改革的力量，而为惰性的力量所完成。 我们的存在是由矛盾形成的，我一直比所有的人更强地感觉到矛盾。 末日论是矛盾的，末日论的思想是从被同一律所统治的领域中脱离出来的。最紧张的思想是激动的，其中渗透了超验的感觉，并且不服从同一性原则，对我来说，关于时间的思想是深刻的矛盾，未来的可以轻易地变成过去的，过去的也很容易变成未来的。 时间对我永远是真正的痛苦，我急于战胜时间，使它服从我，我狂妄地急于走向终点，这个终点不是终点——死亡，而是终点——永恒，是超验的时间，我一直努力走向另一种世界，与“这个”世界异己的世界，它的“异己”对我来说不是异己，而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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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人士和文化人士不喜欢世界末日论意识，其根据是：它导致消极性，导致对伟大历史任务的否定。 但这种看法只能应用于那种世界末日论意识，即存在于禁欲主义的僧侣生活中的世界末日论意识，或者在索洛维约夫的《反基督者的故事》中，或者在列昂季耶夫那里找到自己表现的世界末日论意识。 应该说，启示录思潮大多采取了颓废的消极性形式和否定创造使命的形式。 这种思潮处于索洛维约夫的生命末日的控制之下，对我又是完全格格不入，我认为要与它进行战斗。 人们很轻易地在体验濒死状态，在与自己的感受、依恋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历史时代的结束之基础上讲述进入世界末日，那种意识形态的基础是无能、沮丧与恐惧。但是，从沮丧与恐惧中任何积极的东西也不可能产生。 与我接近的不是索洛维约夫，也不是列文齐叶夫，而是费多罗夫和他的与战胜死亡相关的人的积极性的意识，我认为这是基督教史上最高的意识。我认为费多罗夫的哲学是完全不令人满意的，它带着自然主义的印记，然而他的道德意识特别地高。 费多罗夫的天才在于，（可能是）首次作了对启示录的积极的理解，并认为世界的终点依赖于人的积极性。 启示录的预言是有条件的，而不是宿命论的，走上基督教“共同事业”道路的人们是可能避免世界的毁灭、可怕的审判和永恒的定罪的。 费多罗夫热情地传播普遍的拯救，在这点上他比许多神秘主义的基督教徒（他们用正统观念去看待神秘性）
要高明许多。我已经在《创造的意义》中，以与费多罗夫完全不同的不依赖于他的另一种方式，阐述了我关于创造——积极的认识启示录的思想。 耶稣的第二次降临在力量与声誉上都依赖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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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行为，人愿意准备第二次降临，应当积极地迎接他。 在希望中消极地等待和沮丧地等待可怕的末日来临，不能为耶稣第二次降临作好准备，准备的只能是可怕的审判。 把上帝和神人——基督了解为审判官和惩办者，只是人的状态、人的愚昧和局限性的体现，而不是关于上帝和神人——基督的真理。 转向真正的创造状态，便从这种被贬低了的人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不能把启示录了解为天命、天意、历史的终结，世界的末日不是天命，末日是神—人的事业，没有人的自由是不可能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