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诈骗生涯-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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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跻身于有钱人行列已经不远了。我只需要找到一种方法，从入住酒店的持卡人身上搞到详情，好施展我的腾挪功夫，化他人之金为己有。我想啊想，然后得出结论，做到这一点的最简单方法，就是问持卡人自己。想明白后，我起了床，走到前屋，关上门让爸妈听不到我打电话。
我掏出电话簿，挑选了格拉斯哥一家昂贵的酒店，从前有一次，我曾悠哉游哉从那里跑出来，而卖酒的侍者看着“哔哔”作响的刷卡机发愣。酒店接线生应了电话，我要求跟史密斯先生说话。可是酒店里没有名叫史密斯的客人。我道了歉，挂断电话。十分钟后，我请她接堪贝尔先生。接线生没有回答，略有停顿之后，响起了不同的铃声。
“喂？”
“喂，堪贝尔先生，”我不带表情地说。“这是前台的约翰。我们正处理您的信用卡，可是需要打电话获得您的授权。我刚给银行方面打过电话，他们让我跟您核对一些安全细节。”
“啊，好吧。”他听起来几乎有点尴尬。“尽管问吧。”
就这样，我的酒店电话把戏开场了。过后几年，我会改变把戏的某些方面，有时是出于事先设计，有时是出于对客人个性的反应。把戏并不总是灵光，有时候得边打边随机应变。尽管如此，…qī…shu…wang…堪贝尔先生给了我一个梦幻开头，他把自己大来俱乐部国际信用卡的详情一股脑儿全给了我。我谢了他，并祝他好好享受在酒店的其余时光，然后很快就在堪贝尔先生的账号下面以他侄子艾略特·卡斯特罗的名字订了一张卡。
这两步行动配合得天衣无缝，空中弥漫着革命气息，我打好路易·威登行李包，静候下文。一两天后信用卡送到，为我发出了上路信号。我告诉爸妈呆在伦敦可以更好地处理曼彻斯特那件事，而且在那里有可能找到某些不知名目的工作。这么快就离开迪恩真让人难受，但我向他许诺回来时一定送他一两件礼物，然后就离开了。
在伦敦我住进圣马丁酒店，在旅游网站Expedia上读到过这家酒店。该网站给这家酒店的评价非常高，声称名人雅士和一大帮社会精英都趋之若鹜。对我来说已经够好了。在前台我一边显摆自己的行李，一边问了一大堆问题，结果他们把我升级到角落里一个套间。好一套富丽堂皇的客房！从高高的条形窗户看下去，街景尽收眼底。我对这套客房如此着迷，那天晚上怎么也舍不得离开它，于是订了一大份客房送餐，还订了各色各样的饮品。
第二天，我走在摄政王街上，一副志得意满，雄心勃勃的样子。之后发生的事情，不能不归咎于此。抬头看见一个大英航空公司的招牌，我便走进店里。客人满满当当，乖乖排在绳子拦起来的一个Z字型队列中，但稍往旁边一点，又是一番景象。一个悠闲自在的金发女郞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头顶上悬挂着一条横幅，上书“仅供头等舱乘客”。
不用说，这对我就像招引公牛的一块红布。我雄纠纠走到金发女郞面前，告诉她我要订一张头等舱机票。女郞“噌”的一下从座位上跳起来，给我泡了杯茶，然后说了一大堆天气之类不着边际的话。趁她滔滔不绝时，我浏览了桌子后面墙上的一张招贴，等她终于回头问我去什么地方时，我已经胸有成竹了。
“多伦多，”我说。招贴画上，最吸引人的就数多伦多，而且更重要的是，尼亚加拉瀑布一直是地图上我的一个最爱。女郞友好得要命，同时不忘告诉我票价是四千多英镑，而我脑子正热，未加考虑就把卡递给了她。她刷卡的当儿，我眼睛四处扫了扫。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几秒钟之内我就能融入街上的购物大军。
可是并没有逃跑的必要。我从容迈出店门，眼看排队买经济舱机票的倒霉蛋投过来羡慕的目光，心里美得不行。飞机第二天才起飞，我抽空给自己置办了一大堆度假衣装，特别是暖和的毛衣和一件厚厚的滑雪外套。
回到酒店，我收拾好行李，然后躺在浴缸里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另一只手握着一杯香槟酒。我告诉她即将进行的旅行，她好一阵默不作声，然后叹息几声，但我把它说成一次工作机会，让她心里能抱一丝希望。她问我会不会去看尼亚加拉瀑布，我说会的。
爬出浴缸，一个念头涌上心来。除了一两百英镑外，我只有一张能用的信用卡。想到这一点，我拿了几张酒店信笺、一只笔，坐到电话机旁。等到上床时，纸上已经记下了整整五套信用卡信息，以备紧急情况之需。好小子，何其幸运，何其幸运啊！
第二部分
第五章 加拿大特工（1）
在我瞒天过海，盗用一张又一张信用卡的过程中，有许多时刻让我觉得心血没白费。购物、晚上外出找乐子、酒店房间、餐馆美食，不一而足。但最棒的还是要算坐飞机头等舱。您也许对此不屑：不就是一次空中旅行吗，不，绝不是如此简单，从来不是。
头等舱能勾起我的儿时回忆，让我想起第一次乘飞机去智利，小小脚步蹒跚在飞机过道上的情景。当我自己加入头等舱行列时，方知当初的美好憧憬没有被辜负。我不仅摇身一变跻身有钱有闲阶层，拉开了跟普通英国老百姓的距离，而且这种身份无时无刻不得到认可。
在多伦多航班柜台换登机牌时，我所在的队列寥寥数人，旁边则是一条条长龙，看着那边人头攒动的拥挤情景，无法不感觉到这种明显的地位差异，不断膨胀的喜悦感让我飘然欲仙。那些芸芸众生，有一家老小，有年轻夫妇，甚至还有一些生意人。一条清晰明了的界线不期然把我和他们分开，不但我明白，他们也清楚这一点，只不过故意假装无视我这个衣着华贵的年轻人，不乐意看到我倚在柜台上与服务人员谈笑风生的样子罢了，且不提柜台职员平素拉得长长的脸，此刻正灿若桃花。
我目空一切穿过候机楼，向头等舱休息室款款而行，一路上将头等舱机票捏在手上，假装是不经意间露出来的。头等舱休息室很像酒店大堂，到处是皮质沙发、静静闪烁的电视屏幕、一排排免费吧室。我给自己调了一杯饮料，拣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看飞机起落。不过，我很快便将目光转向了周围的人们。
一些上年纪的生意人身穿细条纹衬衣和羊绒衫，有的对着电话叽哩咕噜，有些把头埋进报纸。我对他们不感兴趣。拉家带口的几家人也引不起我的兴趣，他们四肢伸展仰在沙发上，体味着耗资一万英镑集体订票换来的自信。吸引我的是其他一些人，他们年龄不大，穿着随意。他们从哪儿弄来的钱？好奇心搅得我直心痒痒，差点上前问个究竟，好不容易才按捺住自己。
上得飞机，一位毕恭毕敬的女乘务员将我领到左边。我在一个宽大无比的座位上落座，乘务员取走我的外套——我只是稍感不安——然后拿着一些名牌化妆品和香槟酒回来。她递给我一份菜单，告诉我随时可以点随便什么东西，然后又折回来提醒一番。那时，面对如此周到细致的服务，我的惊讶之色大概都写在脸上了吧。现在想想，自己对周遭环境表现出那么明显的兴奋，她说不定觉得我挺土冒儿的。
到达多伦多，我一下子意识到在选择旅游着装时犯了个严重错误。我走下飞机，俨然一个全副武装的珠穆朗玛峰攀登者，而这里阴凉处的气温都有二十一、二度。我脱下所有能不穿的外衣，上了出租车。在驰往市区的路上，我让司机摇下所有窗户。
在希思罗机场侯机时，我曾给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的希尔顿酒店打了个电话，自称一家英国公司员工，帮艾略特•；卡斯特罗预定一间客房，并告诉他们卡斯特罗会用大来俱乐部国际卡支付相关费用。事先打电话是出于两个目的：一来让其预留客房，二来提前赢取信任。我的想法是，一旦卡有问题，预先提供的细节多半会让他们往我的客房打电话，而不会上来就找银行。
抵达希尔顿时，趁着航程和香槟壮胆，我让他们把所有花费全从卡里刷掉。其实这样做并无必要，但卡顺利刷过，因此我自信可以无忧无虑逍遥七天了。
第二天，我满怀激情开始观赏之旅，坐车沿伊丽莎白女王公路向尼亚加拉大瀑布驰去。此时的我心情异常兴奋，仿佛回到了儿时。我在那里呆了几个钟头，先是在观光平台上随处溜达，然后进了一家餐厅，从那里可以放眼观赏一层层水瀑。周围有许多游客在歇息，我真想知道他们怎么看待置身于他们之中的这位孤身游客。在“瀑顶餐厅”品了一会儿香槟，我便跳进出租车，大声告诉司机回多伦多的希尔顿酒店。
那一周，我在多伦多夏日的街头上四处游逛，每每意识到离家有多么远，心就怦怦跳。我喜欢买东西时用外国钱币付款的感觉，而当一个本地人听出我的苏格兰口音时，我欣喜若狂。那种感觉美妙异常，回程的一天来临时，我都不想走了。
我穿上西装，决定最后劫掠几家商场，捞取一些纪念品。像往常一样，在离开房间前，我把护照塞进上衣口袋。在早期的酒店生活中，我已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万一护照被清洁工看到，发现上面的名字与订房人姓名不符，那就惨了。一两个钟头后我满载而归，从容走进酒店，决定试试多呆几天。
我的头等舱机票可以毫无麻烦地改签，唯有酒店可能是个问题。我与一位前台女招待员已建立了不错的关系，她就这个城市的夜生活给过我一些建议。看到今天刚好她当班，我挺高兴。
她神情漠然，好像根本不认识我。但在她撇开我望向别处时，脖子上却显露出一丝紧张痕迹。我走近前台，她涨红了脸，猛一转身走进后面的工作间，留下空无一人的台子。遭到冷落的我直奔电梯而去，觉得情况似乎不妙。
在走廊上，我故意放慢脚步。快到客房门口时，突然传来模糊不清的声音。我停下脚步，屏息敛气侧耳细听，从门后发出的对讲机嚓嚓声湮没了所有声响。我撒手转身就跑，购物袋尚未跌落到地板上，我人已经沿走廊朝备用楼梯奔出几米远。
背后传来房门打开的声音，随后是叫喊声，不过我已经跑远了。我双臂张开搭在扶栏上，飞速沿楼梯下滑。快到楼梯底部时，我使尽浑身力气跃过一扇门，里面是厨房，我步子丝毫未减，厨师们肯定被突如其来的情景惊得目瞪口呆。穿过满屋的腾腾热气，我跑到外边。
一条小巷。一端是墙，我慌忙折回到另一端，然后融入午后的人流中。我依旧惊慌失措地横冲直撞，不觉间早已汗流浃背，引来许多人惊异好奇的目光，于是我转身拐到一条安静些的路上。一辆孤零零的汽车朝我慢慢驶来，我本能地伸出一只手冲上前去。
车晃晃悠悠停下来，我疾步跑到驾驶窗前。里面是一位老者，我舒了一口气，然后拿出钱包在他面前一晃。
“加拿大特工！”我大叫，随即跳入后座。“快走！”
他惊得几乎僵住了，然后转向我，一副充分配合的表情。
“哇，特工啊，好，咱去哪儿？”
“机场，”我边说边在后座上低下身子，不让人从车窗外看到。“开车吧。”
接下来二十分钟的情景完全可以用“怪异”两个字来形容。前座是一位和善、爱国的加拿大人，尽其胆量所及高速驶向多伦多皮尔森国际机场。后排是一位苏格兰诈骗犯，几乎脚上头下地楔在座位上，汗流浃背，偶尔念念有词，用加拿大口音为司机加油。
这可事关国家安全，我从车腹中朝他大喊。我记下了车牌号，我叫道，并会因他对国家的贡献而请求有关部门嘉奖。不过，他或许可以把车开慢些，我边试着把身子掉过来好系安全带边补充道。我们并不想惹来太多注意。
“咱是个退伍军人，”他嚷回来，“能帮上忙是咱的荣幸。”
车子已驶到城外，我在后座挺直身子，贪婪地呼吸着空气，尽力缓和笼罩心头几乎要将我吞噬掉的恐惧感。
“要不要把你送到机场警署？”
“不，”我喊道，“不用，主出口就行，谢谢。”
“没问题，先生。”
我在镜子里窥查到他的表情，那是警觉中夹杂着兴奋。到达机场后，我向他再三道谢，然后惴惴不安侧身进入大楼。我完全地、彻底地吓坏了。机场通常是一名外国罪犯最有可能选择的逃生地，再则，他们此刻一定已发现我的护照不在房间。他们随时可能找到我，我现在就必须离开。
下一班飞机前往芝加哥。我想或许他们会只盯住欧洲航班。忽然一个激灵，新的问题来了：拿什么付款？我掏出大来俱乐部卡，可这张卡肯定已被冻结，不能再冒险使用。除此之外，我身上仅剩一百美元现金和大约同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