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兽恋-b小调旧时光-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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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这么纯洁地聊过天了。”
我还没说话，她就说：“既然相处得这么融洽，那咱么就再干点儿别的吧。”
“别别。”我说，“大姐，别脱衣服，我真有事儿得走了。”
“那就算了。”她大度地说，“要不咱们再唱一首？”
我便又为她伴奏了一首俄罗斯民歌《卡卡林》，然后告辞。刚站起身，她忽然侧起耳朵，对我说：“听，是不是有人上楼？”
“好像是。”我侧耳听了几秒钟后说。
“你再听听，这脚步是不是特别沉重啊？上楼那人足有两百斤重吧？”
“听不出来。”
“你当然听不出来了，不过我有经验，绝对有两百斤。坏了，看来是老丫的又来了，丫就有两百斤，肚子比孕妇还大，里面全是油。你赶紧出门，出门以后别往楼下走，往楼上走，等他进了屋再下楼，下楼的时候别出声！”
10网（5）
我只好答应。她迅速而无声地为我开了门，动作娴熟，显见勤加练习。我蹿到楼上去，在震得楼梯栏杆发颤的脚步声中朝下张望。
脚步越走越近，几秒钟之后，一个扛着一袋东北大米的消瘦男人出现在楼道里。
从楼上下来，我点上一颗烟，仍然于心不甘，不想离开。抽了一会儿，忽然看到一个年轻女性从小区门里走进来，来者正是尹红。我怀疑刚才用镜子晃我的就是她，但没有开口，默默地看着她走过。不知道她是否还有兴致用链子锁照着我的脑袋来一通。听说自从那事以后，她变得沉默寡言，几乎不和人交往了。
我低头斜眼地瞥着她，她也看到了我，但一言不发，视若无睹地走过。
我又在街上闲逛了一天，饿得要晕倒了才回去。灰尘铺满了我的脸，头发也脏得发涩；在外面呆久了，车辆行人的行色匆匆之感渐渐渗入了我的心里，让我对什么都心不在焉。大概这样能让时间过去得快一点，早些等到动物般的女孩重新出现。我就是这样迷她。
走回筒子楼时天色已黑，我到地下室和张彻他们吃了一些外卖的比萨饼，然后独自上楼。
走在楼梯上，我又听到“星海”牌钢琴发出的断断续续但却极为清晰的声音。
11八十年代的钟（1）
“实话实说，”拉赫玛尼诺夫坐在琴前，单手爱抚般地按着琴键说，“在很久以前，我就弹过这部钢琴。那时你大概刚刚从一粒受精卵修炼成人形。”
“实话实说”这个词听起来很逗。我说：“我对您究竟从哪儿来、干什么、和我存在着什么关系都不知道，您居然对我说‘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确实是实话实说。”他玩儿了一个文字游戏，对我说，“你不知道的东西，只是我没告诉你而已，但我告诉过你的一定是真的。”
看来这就是所谓的“实话实说”。根据这个原则，所有在法庭上避重就轻的犯罪分子都是老实人。那么看来时空穿行、魔手和拉赫玛尼诺夫的身份也是真的了。
他继续对我说：“与其说我是被俄罗斯音乐唤来，倒不如说是被这架琴的琴声唤来。这架琴为我的时空穿行提供了定位坐标。我对它太熟悉了，三十多年前，我在这架琴上学会了演奏。”
拉赫玛尼诺夫在一架中国五十年代末期生产的钢琴上学会了演奏，这倒是很有想像力的说法。不过听过他那许多匪夷所思的话，我也不得不点上烟，喝着啤酒，不置可否地听着。假如他的逻辑是真的，就算有人声称他和他奶奶乱伦生下了他爸爸，我也得相信。
房间的玻璃窗没关，纱窗之外夜凉如水。飞虫拖着长长的光晕绕着路灯飞舞，野猫追逐的响动从楼下传来。对面楼的灯光模糊不清，一切声音若有若无。和拉赫玛尼诺夫呆在一起，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世间全是虚幻，只有我、他、我们所处的方寸斗室是真实的。
拉赫玛尼诺夫拿起我的烟盒，抽出一颗烟，掐去过滤嘴点着。动作优雅，修长有力的手灵巧得像电影一般。喷出一口浓郁的烟雾，他向我讲了第二则传记。传记的主人公仍然是他，只不过是“另一次时空穿行”中的他，在那次穿行中，他没有以“本来面目”出现，而是以一个婴儿的身份重新活过，匆匆走完了一个忧郁的人的一生。也就是说，那一次他没有在深夜不速造访某人的房间，而是直奔了一个女人的子宫。这听起来倒像是通常所谓的“投胎转世”。无论如何，本着“实话实说”的原则，他说了，我只能表示相信。
方骚出生于1960年春季。推算起来，他的父母在1959年冬季还有兴致制造他，实在是一则奇闻。那年月，北京城里什么味道都有，就是没有粮食的味道，人民恨不得变成冬眠的熊，一觉睡死，总比饿死舒服一些。方骚的生父方予之是一个著名剧团的作曲家，他在饥荒之年的勃起只能解释为艺术的力量。按照弗洛伊德的解释，艺术家都是一些性欲狂，就算饿死也要搞。
但根据方予之先生的回忆，他在1959年冬季确乎没有干过那事儿，不仅没有干过，就连把裤裆里那个多余的玩意割下来炖了吃的念头都起过。他的太太，也即方骚的生母是一个漂亮的舞蹈演员，在演出结束后总能获得和司局级干部握手的机会，而且经常被人家抓着手不放。因此后来风起过一种传闻，说方骚实则是哪位老干部的庶出。在八十年代初全民倒钢材的年月，不少人异想天开地怂恿他到某某部委去认亲，“弄两张条子”。
对于方骚的身世，还有一则传闻，认为他是在某国专家的援助下生产出来的。原因是方骚浓眉大眼，鼻梁高耸。但对于这两种说法，方予之先生自信地予以否定。诚然他老婆是个漂亮的舞蹈演员，诚然她经常被领导抓手，诚然乐团曾常驻着两个外国专家，也诚然，专家和领导和他老婆很有可能合作过，给他带过绿帽子，但是无论如何方骚确乎是他的儿子。
原因很简单：方骚是1958年种下的种。1958年的情形和1959年相比，可谓冰火两重天。1958年吃饭不花钱，想吃多少吃多少，剧团的演员被要求每顿饭必须吃半斤肥肉。“要像苏联功勋演员一样肥。”这是领导的指示。在这个政策下，方予之先生哼哼着《胡桃夹子》的旋律，乐此不疲，直到他太太的肚子陡见轮廓，也直到全国的粮食被一口气吃光了。
11八十年代的钟（2）
而一个1958年就怀上的胎儿，直到1960年才出生，实在够拖泥带水的。这个问题也实在够生物学家推敲一阵的：所谓猫三狗四，猪五羊六，即使是人，十个月也足矣，何以拖到两年呢？我们知道，即使是海里三十米长的蓝鲸，也仅需一年半。比两年再长一些，就是哪吒了。依据科学的解释是：方予之太太的身体具有罕见的自我调节功能，当她怀孕期间缺乏营养时，就会自动暂停妊娠，把胎儿保存在腹内，停止发育，等到到营养补充上再接着生。在此机能的作用下，方骚在子宫里当了一年的钉子户。
1960年春天，方予之的太太又有任务，到一所机关慰问老干部。她那挺了两年的肚子立即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一位老干部热泪盈眶：“再饿也不能饿着孕妇！”
老干部说此话时，操的是不知天南地北的外地口音，故而听起来非常有人情味。这句话像魔法一样给方予之太太变来了白面和粉条。子宫里重新开工，把方骚装配完成。
1960年春，被耽误了一年之久的方骚呱呱落地。从出生的一瞬间开始，方予之就听出来，他的这个儿子不同常人。方骚哭出的第一声正是标准音“la”。就像每首乐曲演奏之前都要以这个音为基准调琴一样，方骚在标准音的伴奏中开始了一生。
无疑，这个方骚就是拉赫马尼诺夫。对于那次出生的经历，拉赫玛尼诺夫评价道：“真是把我给吓死了，差点儿给闷死在肚子里。我通过时空穿行进入了那女人的子宫，谁想到死活着不了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耗了一年。”
“真是，就是飞机晚点也不能一耽误一年。”我只能这样说道。
拉赫马尼诺夫继续讲道，自从上次出生开始，方骚就被方予之先生誉为奇才。他在少年时展露的音乐天赋堪比传说中的莫扎特。年仅五岁，就可以弹出柴可夫斯基《四季》的段落，而且在钢琴上信手胡弹出来的旋律竟与拉赫马尼诺夫的小品如出一辙。这让方予之先生惊叹不已，他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但无一例外地向地痞流氓的前途迅猛发展。方予之先生是我国第一代俄罗斯音乐专家，曾经到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留过学。和我一样，他只爱东欧音乐，并几乎痴迷，这也是拉赫马尼诺夫为何选择他太太子宫的原因。
“您这次找我来，为什么不用上一次的那种方式，从我女朋友的子宫里钻出来呢？”我说，“那样比较能让人接受，不至于吓人一跳。而且我保证，肯定不把您刮下来。”
“你是说你那个走失的女伴？”拉赫马尼诺夫严肃地说：“我绝对不可能由她的子宫出生。用比较专业的话说，我和她之间不兼容。”
我追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拉赫马尼诺夫本着“实话实说”的原则不予回答。
但除了方予之先生，其他人基本上将方骚视为轻度白痴。他目光呆滞，沉默寡言，手还会不自觉地挠着裤裆，好像阴部瘙痒患者。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个客人，方予之陪客聊天，方骚像被福尔马林泡过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看着电扇流口水。他的样子实在让客人很不痛快，只能别过头去不看他。但枯坐了一下午之后，方骚忽然叫了起来：“我有一个发现。”
方予之说：“什么发现？”
方骚指着电扇说：“你看电扇，本来是三个叶子，转起来之后就变成一个大叶子了。”
整整一个下午就发现了这个。客人无言以对，方予之则惊呼道：“我儿子还是哲学家。”
没过几年，惟一欣赏方骚的人死于非命。方予之先生跳楼身亡，原因是所有研究国外音乐的作曲家都被批判，就连俄罗斯学派也不能幸免。方予之先生被叫去交待柴可夫斯基的生活作风问题，他还以为指的是与梅克夫人的关系，但领导深沉地说：
“不，柴可夫斯基是个鸡奸犯。”
很自然，方予之先生也被作为隐藏在我党内部的鸡奸犯揪了出来。尽管生有三子，但这不妨碍鸡奸这一业余爱好。从柴可夫斯基引申到方予之，这也是一次时空穿行。剧院里贴满了黄色大字报，诸如“柴可夫斯基偶发龙阳兴”、“论方予之的反动肛门”之类。在此情况下，方予之选择了自杀。在自杀的方式中，他选择了跳楼。任何想自杀的人都不会在选择自杀方式上卡壳，只有黑哥是个例外。
11八十年代的钟（3）
方予之死于1972年十月的一个凉爽的夜晚，时年五十二岁。当时正是夜里十点，剧团大院基本空无一人，夜空中还残留着夏末的气息，蝙蝠飞来飞去，为填饱肚子做着最后一搏。方予之先生独自一人来到剧团琴房，爬上顶层。琴房是五十年代建造的苏式建筑，一共只有四层，第四层上有一个格外大的钢琴室，并开有阳台。方予之摸黑走了进去，月光之下，屋里影影绰绰。他弹奏了一段拉赫马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之后，打开阳台门，从栏杆上翻了下去。
现在想想，从四层楼上跳下去摔死确实是强人所难。但没办法，那时候想找一座高一点的楼实在不容易。条件有限啊。美国1929年也有很多破产的资本家跳楼，但是人家跳的都是摩天大楼，保证能把人摔成一摊鼻涕，毫无生还的希望。可见资本主义还是有一些优越性的。
方予之当时就很倒霉，他在空中滑行片刻，飞越了钢琴房、弦乐房、管乐房和传达室，像一记有气无力的定音鼓一样摔倒了地上。着地几秒钟之后，他发现自己还有意识，心想：“坏了，力道不够。”
此时的方予之断了五根肋骨、一条腿骨、一条臂骨，此外还有两处内脏出血和多处软组织挫伤，中度脑震荡自然也不可避免，不过还不影响他思考。血从他的皮肤表面以及腹腔内部滚滚而出。
方予之浑身剧痛，头昏脑涨，四肢无力，叫喊不出。他心想：不行，自杀还未遂，这种下场最惨了，搞得生不如死那是一定的。于是他发挥了有条件要自杀，没有条件也要自杀的精神，奋力又向台阶爬去。
一条土狗路过，响亮地叫了起来。这让方予之更加心急如焚：快快快，再不抓紧，一会儿来人了可就全泡汤了。想到全身瘫痪、失尿失禁地接受批判的可能性，他浑身又有了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