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青春-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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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让他改，他就不拍，你怎么办？”
“我另找人拍。”
小敏，事情到这时候千万天真不得了，有了这个合同，他其实完全可以不要你这个剧本，他自己当编剧，只要在片头上加一行字幕，说明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就算是合法了。说穿了，现在不是你要不要他的问题，而是他要不要你的问题，你千万别跟他们闹翻了，倒霉的是你。刘敏，我一直认为这部片子是否能上对你特别重要，中央都说让知识分子自我改善，你再不改善改善自己的处境，难怪女儿不认你！”
女儿，说到女儿我已无一语，只能向隅而泣。
肖琳被这泪水弄得迟疑了，她走近我揽过我的肩，用力搂了一下，叹气说，“你可以再考虑考虑。”
晚饭凉在桌上，谁也无心再动杯著。肖琳要赴个约会，行色匆匆地走了。我独自收拾桌面，独自坐在电视机前。新闻联播里全是工农业大好形势，先进经验、模范人物，或是什么地方的什么庆典，载歌载舞，粉墨登场。夏末之夜，习习凉风送来附近街上夜市的喧哗，邻居的录音机也放得很响，我弄不清是爵士是摇滚还是什么别的新潮。在音乐的砰然撞击中，夹带着男欢女笑。我知道这就是北京，这就是大城市。世界多么热闹，究竟是我自己老了，还是这个世界老了？是不是这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才老气横秋，才与这其乐陶陶的夏末之夜格格不入？
从电视台的天气预报上看，我教书育人的那片山区此时正下着雨。那是个多雨的山区，烟一样的雨总把山岗洗得浓绿，那浓绿总执拗地显示着自然和生命的原色，总与孩子们的歌声笑声和谐一律。孩子们之间也总勾心斗角，但毕竟青春少年，连勾心斗角也总那么天真单纯。
也许我不该来北京，这暑期我本应该和往年一样呆在山里，我似乎已经属于了那片天地。如果不是多年来毛京的灵魂不断地袭扰和笼罩，我可能会放弃对女儿的苦苦寻找，也不会写出这个剧本，把终生的思念与感叹，用一纸合同，用六百块钱，卖给一个本来不相为谋的陌生人。
楼上录音机的音乐无休止地撞击着四壁，在千篇一律的节奏中，我忽然发觉有客来访，正在严肃地敲击着我的房门。我拉开房门满腹狐疑，“请问您找谁？”“我就找你。”不速而来的是一位老者，从他保养得很白净的气色上，几乎看不出年寿几许，只是眼神里流露出的一种异常明显的疲惫，使人觉出一丝苍老。
“我没认错吧，你就是刘敏同志。”“是的，我也没认错您，可现在该怎么称呼您？”
老者尴尬地移开目光，环视着屋子，不请自坐。和那位导演一样，他也选中了那张竹皮圈椅。
“天下真小，”老者顾左右而言它，“你父兄还在么？”
我抱肩站在他面前，无动于衷地答道：“父亲病死了，哥哥还在牢里。”
“粉碎四人帮以后进去的？是按什么罪，文革中打砸抢？”
“没错。”
“你呢，听说你一直在山里，离群索居？”
“没错。”
“唉，应该说，你也是受害者，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那时候你哥哥，你们家，何等风云一时啊。”
“与我何干？”
“是的，那时你很年轻，干了错事，也有时代和历史的责任，现在落到这样的处境，我能理解。”
“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
“那你呢，你来北京，去找小津，难道还要对她这种单纯的女孩子翻扯那些谁也不愿再提起的往事吗？”
“我是母亲，只想母女相认，过分吗？”
“你应当尊重历史，这么多年了，你丝毫没有承担养育她的责任，已经没有资格再做她的母亲了。为了这孩子的前途与名声，你也不应该再找上门来。”
“你错了，我，还有她父亲，我们一生去留清白，无愧于后代。有愧的应该是你，你怎么能和孩子父女相称，你难道不怕你早殁的儿子在九泉之下那双没有瞑闭的眼睛吗？你没觉得他在看着你吗？回答我，别沉默！”
“……十八年了，我替毛京养了这孩子十八年，我们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养父女的关系，我以女儿待她，有何不可！我倒要问，引诱我儿子下水，又把他迫害致死的是谁？是你和你那个造反派的哥哥，你们弄得我家破人亡，这是谁也忘不了的历史！现在我把这笔帐算在林彪四人帮头上，我向前看，不提了，对子孙后代也不提了，难道你反倒不愿让人忘了你？”
“我只想母女相认，孩子应当知道自己的身世，应当知道她父母并没给她耻辱。”
“你要真心爱她，就离开她，她今年要被选送到国外学习去了，突然冒出你这样一个不清不白的社会关系，怎么能没有麻烦。要是影响了她的事业，她会恨你一生！当然，我知道你这些年在乡下，挣钱少，我可以给你些帮助。我也是靠工资生活的人，不是富翁，但只要你以后别再来纠缠，我可以一次性的给你些生活补贴，而且可以给你保密。”
“原来是这样。可惜我并没有什么东西不能见人，不清不白的恰恰是你，你违背人伦，让孙女喊你爸爸，你拿钱想保住的，就是这秘密！”
“你这个……堕落的女人！”
“堕落的是你，你们堕落得已经没有人味了！”
“谩骂是没有用的，告诉你，我革命一辈子了，风风雨雨都见过，你是不会得逞的。”
“好，好，看在你儿子的分上，别逼我和你打官司，国家有法律在，你敢不敢打官司！”
“笑话，不要说我现在还穿着军装，组织上还让我负责很多工作，就是彻底回家养老了，我也不会跟你这种女人去打什么官司！”
毛成放，毛京这位已是花甲之年的父亲，真如军人般果断地站起，板着脸向门外走去。
“等一等，”我心慌意乱地喊住他，尽管我一直以为母女骨肉，天然血缘，任何人不能割断，可此时竟忽然感到一种失败的绝望，“看在毛京的分上，求求你，把真情告诉孩子吧，让她自己决定…··”
“不劳提醒，我当然要告诉她，现在她已经知道了你和你的一家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她不愿再见到你。自古忠臣出逆子，就算我没有毛京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可小津是无辜的，她的经历很单纯，她没有必要再为自己的出身背上包袱，我也不允许任何人把过去的不幸和什么烂七八糟的东西再塞给她，我养了她十八年，我有权利这样做。”
毛成放直直地看着我，哆咬着一言不发，他猛地拉开房门，愤然跨出屋子。楼道里似乎有些异样，我们不约而同看见昏黄的楼灯下，肖琳佝倭的身子和苍白的脸，我听到她有气无力地呼唤着我，呼唤着我的小名，那微弱的求援的呼唤刹那间唤出我无数久已忘却的体验……
第九章
直到黄昏降临医院里才安静下来，看病的和探视的瞬息间退潮般地离去，走廊里空空如也。夕阳残照从墙上慢慢消退，留给人无尽的凄惶与倦意。
肖琳的儿女在黄昏前已经赶到，拎着大包小包的补养品，一左一右倚偎着床上的母亲。人到此时不能不感到生儿育女的好处，而在这之前医生们都把我当成肖琳的亲属，要填表要交钱要签字全要我负责。肖琳得的是急性阑尾炎，尽管她那副急急风的性格得这病不算稀奇，但她年龄已过不惑得这病又令人稀奇。麻药还未打，那位慈眉善眼的护士长把我叫到一旁。
“这病不大，”护土长说，“可也算是急病，手术早做比晚做强。所以呢我们得和你商量，今儿我们科的麻醉师一个请了假去换煤气本儿，再不换就过期了；另一个约了人盖小厨房也没来，可咱们救死扶伤怎么也不能把病人给耽误了，所以我们现从别的科借了两个下了班的麻醉师，这俩人的加班费可就得你们家属出了，因为人家是自愿业余帮忙的。每人二十块，一共四十块，您看您要是没意见呢，咱们今儿就把手术做了。”
我说：“我出。”
护土长说：“好。另外我们这地规定麻醉师每天每人补助一瓶酸奶，恐怕这个也得您负责一下，我看也别麻烦现去买了，给他们钱得了。一两块钱的事儿。”
我说：“行。”
如此这般，手术于是做了。
肖琳的病床是她在医院里的一个熟人给办下来的。病区早已人满为患。按照肖琳开的条子，我好不容易才在泌尿科找到了这个大夫。她女儿学钢琴是肖琳帮忙找的老师，收费便宜，因为那钢琴老师赖以致富的钢琴是肖琳托人买的，也便宜。女大夫很卖力地为肖琳挤出了一张病床。
虽说是小手术，毕竟年约半百的人了，病榻上的肖琳看上去有些虚弱。她与我自小熟近，但依然拉住我的胳膊千恩万谢：“刘敏，我活了五十岁第一次动手术，可把我紧张坏了，多亏有你在，这下我更忘不了你了，这些年朋友多得数不过来，可最后还是几个年轻时的老伙伴能真心帮人。”她眼圈红了，神色郑重地给我写了个人久地址，叠了一下才塞在我的手心里，“找找这个人吧，是个不错的律师，他小孩就近入托的事我帮过忙。你要真决心和电影厂打官司就去找他，你告诉他是我让你去的，他能帮你打赢这官司，我知道你占着理。这条子你用完就撕掉算了，和别人也不用说我认识这个律师，因为我和孙导演也是朋友，我也知道他不容易，他们搞艺术的也得用钱过日子。不然也干不出这种伤斯文的事体。你也得有思想准备，一打官司电影就别想再拍了。这种事，打官司的结果就是不了了之，无非是自己出出气。”
肖琳你说的一点不错，打官司无非出气而已。我也毫不怀疑能打赢这场官司，无论是对那位导演还是对那位“养父”，我都将胜诉！然而胜诉了又怎样呢？难道就能把一个伪造的毛京换成一个真实的毛京？难道就会有母女相认，共叙天伦的幸福？
不，不会有的。
既然拯救人类灵魂的艺术家在拯救人类灵魂之前要先不择手段地讲定价钱，既然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在救死扶伤时要以二十块钱和一瓶酸奶为前提，既然这一切现在已是那样普遍那样合理那样天经地义，难道还有必要再去争论堕落的含义吗？如果说我的堕落是人的原罪，那么他们的堕落，是不是人的异化？原罪是人固有的，异化却已失去人的本义。
医院楼前的广场被晚霞照射着，使人墓然振奋。我不知该怎样描述这个黄昏，金色？安详？深沉？都是，抑或都不是？不过这确是一个令人清醒的黄昏，房屋、树木、行人，都那么清晰明了，似乎一天嘈杂，此时才渐入清静。也像人的生命，一生搏斗，如潮头拍岸，不能自己，暮年时才把一切看清。
晚风徐来，已有秋意，告诉人暑期将尽，山里学校的老钟又该鸣响了。我把肖琳给我的律师的地址慢慢展开，一点点耐心地撕碎，向微凉的秋风洒去，纸的残片在夕阳下飘飘扬扬，就像祭奠亡灵时洒向空中的金箔，辉煌无比。我觉得这片金箔忽然把我和过去，和过去的亲人毛京，拉得很近，很近，很近，不由双眼湿润。
曾经有一片黄昏属于我吗，曾经有一次约会属于我吗，曾经有一个亲吻属于我吗，曾经有一句誓言属于我吗？
都没有了，似乎只留下养育了毛京也养育了我的毛家集。永远属于我的，只有这片多雨的山区。我确信毛京的亡灵，也将飘向那里。
第十章
都爱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却很少有人想到行行都有“职业病”，更不容易想到：自己也有“职业病”。要不是葛建元的“窝赃案”，徐五四也许还得“当局者迷”下去。警察就是专和犯罪打交道的职业，不知不觉地，眼睛总爱往那些能够认定犯罪的证据上盯，而对犯罪的管定证据则一向不怎么感兴趣。这当然仅仅是一种心理而已，然而流风所及，以至于对证据的厚此薄彼越来越“合法化”，几乎在刑警队里形成了一种固有的偏见，徐五四觉得，这就是“病”！看看于英雄那副愁眉苦脸的德行吧，从早上他们一起上了火车到现在，一路上就没露过一丝笑模样。他老是认定到清河农后的这趟差事全算白跑，却从不前反过来想一想，假使他们蹲在大京城圈子里不出来，又怎么能这么有把握地确认葛建元并没有犯那个窝赃罪呢？说到底，还是偏见作怪。
当然，他也完全知道于英雄的那点顾虑：“你想想嘛，队里人手这么紧，郑媛的案子又正在要劲儿的节骨眼儿上，凌队长还肯叫咱们俩这么老远跑到清河农场来取马有利的口供，明摆着，那就是专候佳音了。回头要是按你的说法汇报，他不窜火儿才怪呢，好嘛，这不等于白浪费三天功夫？”
于英雄愁眉苦脸也好，夸张地叹气也好，徐五四就是硬着耳朵根子不神他那根弦，他得照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