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血色战旗-第2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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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离开徐州以后又马不停蹄地飞往武汉，继续对中**队进行考察，然后把对中日两军的对比结论以及战争前景判断写出书面报告呈交各自政府。
西方观察家认为，日本军队的战斗力尚不足以威胁西方大国在亚洲的利益，中**队虽然落后，但是他们人数众多吃苦耐劳，必将极大地消耗日本军队。西方人对这场亚洲人之间的战争持有的普遍观点是：幅员广大的国土将成为蒋介石政府抗战的有力武器，日本人占领中国全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长此以往，中国和日本必将互相消耗两败俱伤，日本人的胃口将被中国这头巨大猎物撑破，除非中国人自己选择投降。
结论是，适当增加对华援助，牵制日本人的扩张野心；同时继续卖给日本人军火，推行“亚洲人打亚洲人”的国际战略方针。
昭和十三年初，徐州会战打响前夕，日本内阁召开会议研究对华战略。与此前有所不同的是，原本不轻易露面的天皇裕仁决定亲自主持会议，由此开创大本营御前会议的先河。此后凡是有关“圣战”进程和内政外交的重大决策都须提交御前会议讨论，并由天皇本人亲自裁决。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君主立宪制同欧洲宪政有着本质区别，欧洲皇室是名义上的皇位制，即仅具象征意义而没有实权，比如英国宪法明确规定，最高权力归议会，即使高贵的英国女皇也无权干政。然而日本宪法则规定，天皇不仅是国体象征，还是陆海空三军统帅，握有战争终裁权。换句话说，日本天皇并非虚设，他的个人意志对于国家命运具有决定性作用，历史证明，正是由于天皇的全力支持才加速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步伐，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以及偷袭珍珠港、出兵东南亚无一不是得到天皇的亲自御批。
因此从任何意义上说，日本人所谓“议会制民主国家”不过徒有其名而已，究其实质仍是封建帝王的皇权统治。
此时欧洲上空战云密布，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中国战场并未如日本人期待那样“三个月解决战斗”，而是呈现出一种缓慢持久的胶着态势。天皇对此深感焦虑不安。大臣被告知，高贵的陛下常常为战事所忧夜不能寐，令众臣诚惶诚恐深感自责。当然这个被日本国民顶礼膜拜的“天照大神”当然是为日本怎样才能尽快实现侵略野心而忧心忡忡。
在部分内阁大臣看来，战争迅速扩大的后果已经超过战争最初的设想，因为战争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认为，解决支那问题的要领不是全面占领，而是逐步分化，中国版图实在太大，日本吞并中国无异于蛇吞象，因此对中国实施每一次军事打击的目的都不是表面占领一一占领是徒劳的，而是肢解。
通过反复肢解把中国分割成若干个互相独立并由日本控制的宗主国，以实现“大东亚共荣”的长远目的，就像日本吞并台湾、朝鲜和中国东北那样。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耐心，也许几十年，也许几代人，为此他们提出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应加强与蒋介石政府秘密谈判，迫使对方接受“华北自治”等多项苛刻条件。
但是日本将军却没有耐性。
军人的舞台在战场上，他们等不了几十年，甚至连几年也等不及，他们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因为明日的辉煌和功勋将不属于今天的军人。日本人世世代代渴望拓展疆域，垂涎东海对面的广袤大陆，这是大和民族野心勃勃的东方**。
以陆、海军大臣为首的日本将领坚决反对和谈，他们极力渲染说，中国这头古老的大象已经病人膏育，只需一记重锤就能将它送进坟基。随着中国首都南京被占领，日本将军的野心空前膨胀，仿佛“王道乐土”的美梦马上就要实现一样。既然前方将士浴血苦战高歌猛进，后方国民一致拥戴“圣战”，内阁有什么理由瞻前顾后裹足不前呢？将军们发出威胁，如果内阁企图实施谈判，军队首脑将集体辞职。
尖锐的“战”、“和”对立严重妨碍天皇的判断力。
在御前会议上，文臣武将唇枪舌剑互相指责，令天皇裕仁绷紧脸缄口不语。当时有种说法是天皇陛下正在饱受一种神经系统紊乱的综合症折磨，使得君临万方的日本君主看上去精神萎靡目光呆滞，像个没有生气的木头人。当然天皇是不能随便在群臣面前发表言论的，他的声音被称作“玉音”，要被宫内大臣记录下来，当作圣旨传谕四海。直到御前会议结束，掌玺大臣宣布天皇退朝，裕仁还是未开金口，不免让文武群臣深感疲惫和失望。但是天皇临出门时却意外地说话了，陛下自勺“玉音”不是针对某人，甚至与御前会议无关，而是随口吟诵一首出自他祖父明治天皇的俳句诗：四海之内，皆兄弟。
茫茫海内，相争何为？吟毕离去，扔下那些摸不着头脑的群臣面面相觑。
据说裕仁天皇多次在御前会议上引用其祖父的俳句诗。明治天皇是裕仁心目中的崇拜偶像，他吟诵祖父的诗句就等于曲折表达自己的内心不满。内阁大臣诚惶诚恐连夜开会，最终同将军达成妥协，形成方案呈送天皇批准执行，这就是近卫内阁“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所谓政府声明，即“第一次近卫声明”
出笼经过。
该文件的发布表明文官内阁不再反对战争全面扩大和升级，而军部则向内阁保证，“徐州会战之后两大派遣军保持各自态势，以暂不扩大战面为一般方针，汉口作战可能在明年。
但是军人战车的驱动往往不以政治家意志为转移，徐州会战的炮声尚未停息，大本营“暂不扩大战面”的禁令就被华北派遣军打破了。
正当徐州激战之际，陇海铁路的出海口连云港忽然遭到日本舰队的海上进攻。
本来徐州一失，连云港便成孤城，失陷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当地守军和居民大多已经撤离。突然出现在海面上的日本舰队却排出包括航母和舰载飞机在内的强大阵势，短短几小时便宣布占领连云港，缴获大批海运物资和民用船舶，当天向大本营发出报捷电。
但是海军这个“辉煌胜利”却大大激怒了陆军。本来陆军奋战数月好容易打通津浦铁路，将孤立无援的连云港变威囊中之物，华北派遣军所以并不急于攻城，是因为在寺内总司令看来连云港就像一只锅里的鸭子，放在那里也不会飞走。不幸的是，煮熟的鸭子偏偏飞走了，偷走总司令胜利果实的不是别人，正是陆军死对头，以帝国老大自居的海军舰队。
其实此前海军已经多次制造类似越权进攻的事件，严重侵犯陆军的利益。年初华北派遣军进攻山东，海军派出舰艇抄海上近路抢占青岛，宣布将这座重要的海滨城市占为己有。此事一度引发两军冲突，险些酿成流血事件。
在古代日本，“下克上”专指地位低下的一方冒犯权贵而大逞威风，也就是造反的意思。但是进入近代，“下克上”的意义悄然演变，成为日本军人集团干涉政治和自行其是的重要精神口号和理由。
昭和五年，日本内阁决定与英、美妥协削减海军舰只。首相滨口雄幸招致军人行刺身亡。刺客被判处极刑，刑前发表慷慨激昂的爱国演说，一时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
而天皇观看根据刺客故事改编的戏剧之后，公开表示对这位“下克上”的刺客抱有好感。
滨口遇刺不久，右翼军人在东京策划武装政变，企图建立军人内阁以实现对支那（中国）全面入侵，史称“三月事件”。当局逮捕大批政变分子，奇怪的是政变者并未受到严惩，甚至免予军纪处分。原来赦免政变分子的命令来自日本皇宫，天皇裕仁成为军人“下克上”的最大保护伞。
三月事件风波尚未平息，日本陆军就在中国东北发动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事变第二天内阁驳回陆军紧急出兵的提案，确立“不扩大”方针。但是军人根本不予理睬，日本关东军、朝鲜军联合出动，不到一百天就占领了相当于日本国土两倍半的东北全境。
部分有远见的日本政治家深感危机迫近，时任首相的若规礼次郎在内阁会议上痛心疾首地说：此战一开，则日本国无宁日矣。可见得他已经预见到对华开战是一条不归路，将给岛国民族带来灭顶之灾。无奈此时的日本军人就像阿拉伯神话中那个从瓶子里放出来的魔鬼，要阻止它已经为时晚矣。
此后日本政局持续动荡，军人大行其道为所欲为，肆无忌弹地制造出一系列旨在推动法西斯军人集团上台的武装流血事件，比如“十月事件”、“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
、“帝人事件”、“神兵队事件”、“十一月事件”、“相泽事件”等等。昭和七年，日本年轻军官数百人发动政变，全面袭击东京首相官邸、警视厅、日本银行、政党本部，枪杀内阁首相犬养毅。昭和十一年，驻守东京的日本近卫第一师团发动兵变，公然杀死曾任首相的内阁大臣斋藤实和高桥是清以及教育大臣渡边等多人，开创军人武力干政的先河，史称“二，二六事件”。
“下克上”一时蔚为风气。
本来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擅自行动和越权作战为军纪所不容，但是“下克上”已经像一种愈演愈烈的流行病，使得日本军队像脱缰野马不受约束自行其是。寺内总司令向东京拍发电报进行控告，同时派人向海军提出抗议，更有年轻气盛的师团长派出坦克部队开往连云港向海军示威，但是一向傲慢无礼的海军哪里把陆军放在眼里。舰队司令一声令下，军舰上的远程大炮昂起黑洞洞的炮口，舰载飞机排出密集队形从天空呼啸而过，海军陆战队筑起工事严阵以待，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一场流血内讧眼看难以避免。
东京大本营紧急派出特使前往调解，调解结果是华北派遣军退回徐州，海军维持占领，“连云港危机”暂时得以化解。事实上东京的袒护立场最终成为妨碍日本帝国走向胜利的绊脚石。
寺内总司令对大本营的偏袒态度深感愤慨，既然大本营无力约束海军，那么陆军为什么一定要成为“下克上”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呢？历史表明，这个看似同中国战局无关的“连云港事件”却将对1938年的抗战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它的直接后果是刺激华北派遣军自行其是越权行动。
尽管大本营命令“保持各自态势，暂不扩大战面”，但是野心勃勃的寺内总司令根本不打算服从命令，他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东京绝不会惩罚打胜仗的将军。幕僚支持总司令的决心，他们说；占领支那是陆军的责任，所以怎么做都不过分吧。
徐州会战接近尾声，两大日本派遣军实现胜利会师，前来增援作战的华中派遣军陆续撤回南方战区，北方战场开始呈现短暂的平静局面，一道蓄谋已久的秘密命令被下达了。下达命令的是总司令本人，他对参谋长口授电文道：
“致电土肥原贤二将军，华北派遣军命令如下……7对多数经历过东北沦陷的老百姓来说，日本奴役下的沦陷区如同一座人间地狱，中国人稍有不从即被抓进特务机关，轻则严刑拷打，重则砍头喂狼狗。而指挥东北特务机关的“奉天特务长”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职业间谍头子，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13年以陆军上尉身分来到北京“坂西公馆”，自此开始其长达数十年的特务生涯。在西方人撰写的《世界间谍史》里，土肥原被列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国际间谍之一，因为他的间谍活动已经“影响和改变了亚洲的某些历史过程”，有的西方学者则干脆将其喻为“日本的劳伦斯”。
仅“九．一八事变”之后短短几年，土肥原指挥东北特务机关就逮捕和杀害中国抗日军民达数万人之多。
土肥原是日本关东军里有名的“中国通”，他不仅能说一口道地的东北土话，熟读中国史书，熟悉中国历史风情，而且长期活跃于动荡不宁的中国北方，出入于北京、天津、沈阳的官邸豪宅，收买汉奸，培植亲日势力，搅乱政局，惟恐天下不乱。当年声名狼藉的女间谍川岛芳子就是土肥原一手培植的亲信。从辛亥革命到抗战爆发前的二十多年岁月里，大特务土肥原无孔不入地插手中国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比如挑动直皖战争，浑水摸鱼坐收渔利；插手直奉战争，扶持奉系军阀张作霖，以突然中止银行兑换来致使北洋政府纸币作废，颠覆北洋政权；但是仅仅四年之后他又亲手策划了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
土肥原还参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扶持成立伪“满洲国”，一手导演末代皇帝溥仪出逃的政治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