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刀锋-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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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成章案件发生在1912年1月14日凌晨2时许，比袁世凯主使凶手在1913年3月20日狙击革命党人宋教仁还要早一年两个月零六天，在民国政治史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同时这一事件对今后的中国政坛也有着极为深远影响，对蒋介石的政治生涯更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在中国的辛亥革命史上，蒋介石原本是默默无闻，无论政治还是军事方面都无大建树的小卒。而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却使得他的名字头一次写进了历史。
关于蒋介石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的案件，一向是国民党当局讳莫如深、严禁谈论的史实，是“国统区”史学家们的“禁区”。所以，几十年来，凡有关陶成章生平事迹的史料，在“国统区”以至今日的台湾岛上是一律横遭封锁、湮没，偶或出现，也必遭歪曲和篡改的。鉴于溯往知今，就让我们一同来探究这一历史案件的始末原委。
一
陶成章（1877—1912）字焕卿，浙江绍兴人。他是清末著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倡导者、革命家，是光复会领袖之一，著有《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和《浙案记略》等书，他的活动对辛亥革命成功有着很大的贡献。
陶成章早年曾受到良好的旧学教育，15岁便在家乡设馆任塾师，这一时期，他开始接触一些新学书籍，思想逐渐转变。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激发了他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意识，与“推翻君主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民主主义思想逐渐合拍。1902年，陶成章赴日本留学。1903年，“拒俄运动”爆发。留日学生组织“军国民教育会”，陶成章结识该会会员龚宝栓、魏兰等人，参与商议革命活动。1904年，陶成章归国，遂积极奔走革命，联络会党，策划举事。他经常以麻绳束腰，脚穿芒鞋，奔走于浙江各地“每日步行一百一十里，不辞劳瘁”。杭州离他家仅一水之隔，他却“四至杭州而不归”。有一次抵杭时已是腊月二十六，魏兰劝他回家过年，他答：“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
经《杭州白话报》主笔孙翼中的介绍，陶成章结识了当时尚在狱中的白布会领袖汉振声。二人相谈甚欢，汉振声为陶成章写了几封介绍信和十几张名片，便于他前往各地与会党联系。陶成章每到一处，既联络会党、散发各种革命报刊，同时也做社会调查，对当地会党、兵营、贫富户、地理、财政等各个方面加以了解。活动颇有成效，“由是浙东之革命书籍，遂以遍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二社会矣”。1904年10月，陶成章和蔡元培、龚宝栓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蔡元培为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以入会誓词“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16字为宗旨。年底，陶成章赴日本，在东京成立了光复会分部，许寿裳和鲁迅就是在这时加入光复会的。
光复会成员积极地宣扬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提出朦胧的社会经济改革要求，但各自的思想成分很纷杂。不过，“在各种成分中，反对满洲贵族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建立共和政治的宣传，仍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光复会成立后，徐锡麟、秋瑾等先后加入，革命形势有了迅速发展。1905年秋，陶成章和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借以召集江南各府会党成员到校，进行军事训练。秋瑾后来在该校发展了600多名会友，陶成章则奔走于浙、皖、闽各地，联络革命志士。后来由秋瑾组织成立了光复军，推举陶成章为五省大都督，计划起义。1907年夏，徐锡麟在安庆击杀巡抚恩铭，壮烈牺牲。不久后，秋瑾响应起义，不料事败，也从容就义。辛亥老人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浙江、安徽倡言革命，屡次起义，前仆后继，可歌可泣，都是光复会所领导的。”
第一章 陶成章遇刺案始末（2）
徐锡麟及秋瑾案发后，清政府下令通缉陶成章，陶因此潜赴南洋，继续其革命宣传活动。1908年春，陶成章到东京接受编辑《民报》。1908年秋，陶成章自日本再赴南洋，拟筹款在江浙一带举行武装起义。在筹款问题上，陶与孙中山先生发生分歧。陶成章请孙中山协助向华侨募捐，但孙中山以为把起义重点放在华南地区并不妥当而未予支持。由此与同盟会产生隔阂，陶成章负气不再用同盟会名义进行活动，而改以“光复会”名头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他同李梁和等人联名发表了《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攻击孙中山侵吞华侨巨款，后又到东京要求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恰在这时，章太炎也发表了一篇攻击孙中山的文章，于是，他们相互呼应，联手诋毁孙中山先生。这一由筹款活动而引发的策略上的分歧，再加上章炳麟对孙中山的不满，导致了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裂。这期间，吴稚晖从中挑拨离间，更扩大革命党内部的裂隙。1910年2月，章炳麟和陶成章在日本东京成立光复会总会，章任正会长，陶为副会长，他们大力发展党务，“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对于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嫌隙，辛亥老人沈瓞民认为：
“光复会自始至终，从领导人陶成章起，深入各地，打进基层，实行武装革命，从不少懈。而同盟会虽也重视武装革命，但领导人居国外时间多，宣传也多于力行。光复会对这点意见较深，两者分歧点在此。”
不过事实上，陶成章和孙中山之间的这种分歧和裂痕属于革命党内部“一些非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政治原则上并非势不两立”，因此光复会分裂出去后，仍然坚持革命，继续反清，革命性质并未发生变化。光复会与同盟会仍属同一阵营，在革命的大方向上是与同盟会保持一致的。因此，辛亥革命之际，光复会与同盟会合作共进，同举起义大旗。在推翻满清的革命过程中，光复会志士的牺牲是无比惨重的，沈瓞民曾回忆说：
“光复会坚持由‘鼓吹’而走向‘力行’，就是重视武装革命，自癸卯至辛亥之间，没有一年，没有一月，不在进行武装革命。清朝统治集团残酷镇压，同志被杀的、被密拿、通缉的、起义就难的，前后不下5000人。时隔50载，姓名湮没无闻，比比皆是。”
二
陈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陈其美年少时因家道中落，15岁时辍学，到当地的一家当铺当学徒，使其长兄及三弟能上学。他怀有抱负，对当铺生活感到厌烦，而当铺外的天地，风云激荡。陈启美从上海来的报纸上，“洞悉世界大势与中国国情”，他“驰书亲友，痛言清廷失政，须人民自图振作，20年后当能重振国威，洗雪国耻”。1902年，陈其美的三弟从日本回中国，讲述日本富强的情况，陈其美受启发，决定不故步自封在当铺终生。1903年，陈其美只身到上海，在同康泰丝栈任佐理会计为生，同时结识各方人物。1906年春，陈其美得到了在湖南长沙任新军统带的弟弟陈其采的资助，赴日本留学。先是进入东京的警监学校，学习警察法律，一年后改入东斌学堂，学习军事学。这两所学校都是由孙中山暗中资助，由日人寺尾亨博士出面创办，暗中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后来陈其美认识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并在当地认识蒋介石，二人后来更结拜为异姓兄弟。
1908年，陈其美回中国，在上海、杭州等地加入青帮，在浙京津等地联络会党支持革命。1909年夏，他想要策动浙江起义，但因被告密未成，后来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宣传革命。陈其美人称其有“四捷”：口齿、主意、行动、手段。性格豪迈侠气，做事勇敢果断，在上海受到了帮会团体、商团士绅和同盟会三方势力的拥护与支持。经过三年的苦心经营，陈其美终于在上海站稳脚跟，打开了局面，从缄默无闻一跃成为蜚声沪上的革命党人。应该说，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陈其美在上海，形成了以中部同盟会为核心，以资产阶级势力作依托，利用会党为工具，这样一个适合上海特殊环境的政治格局；制定了以上海为中心，联络邻省，谋长江中下游的革命胜利，从而影响全国的革命方略……这些活动，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高潮，作了有组织的准备。孙中山曾说：“溯陈君之生平，光复以前，奔走革命……其间慷慨持义，秘密勇进，数濒危殆，凡旧同志类能称述”。1911年7月陈其美参加了谭人凤、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被推为庶务部长，参加了光复上海的行动。
第一章 陶成章遇刺案始末（3）
如前所述，光复会与同盟会的革命成员，虽然在革命策略和做法上有所分歧，但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出后，双方便即刻展开合作。陶成章立即归国，在沪杭一带共谋举事。光复上海一役，便是两个会党合力的成果。
武昌军政府派光复会李燮和（柱中）为总司令，带领敢死队来到上海。李燮和随陶成章一同会晤了陈其美，双方约定11月5日举事，不料陈其美私下又召集亲信另行集会，说：“今日武昌为首义之区，南北两京尚在清廷之手，各省自听命于武昌。而武昌起义者，又均系光复会人。长江广带，本为光复会势力所弥漫，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今观武昌军政府，令李燮和以总司令名义来沪，协助光复，其居心可知，况李燮和又为陶成章之亲信者。吾同志中诸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否？”
于是陈一方决定抢先发动。陈其美带了几十个人，除少数同盟会员之外，其余多数是上海帮会的人，他们闯进制造局，企图抢夺头功。不料陈其美未及开战便被擒住。李燮和闻讯，即刻率领光复军赴援，攻下制造局，救出了被捆在厕所边的陈其美。“起义人士一面寻出被绑的其美，护送回家，一面推燮和充临时司令，主持一切。”光复军攻下制造局后，占领了弹药库，上海遂告光复。
应该说在光复上海之役中，光复会的李燮和在资望和战功都高于陈其美。
当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军光复上海记》载：
“此次上海举事，总司令为李燮和，水陆各军俱响应，吴淞、高昌庙水陆巡警及炮台各军，亦皆应命。惟攻制造局时，以该局有备，未遽得手，定于夜间再行进攻。现该局张总办已乘小轮逃逸。军政府已张贴告示于该局门首，宣言已举民政总长李平书为总经理矣。”
但是，由于陈其美热衷于揽权，原先就有抢先动手以夺取都督席位的意图，因而光复上海后的第二天，上海会党邀集开会，当中有一人携手枪上台演说，称：“现在上海光复，都督一席非陈英士（陈其美之别号）先生担任不可，请列位举手拥戴；如有反对者，请尝吾弹！”说毕，将手枪往桌上一拍。本来在举行都督回忆时，陈其美一伙就将光复会排斥在外，光复会只有一人临时闻讯参加，此举一出与会者更是连李燮和的名字都不敢提了。由此，在上海青帮势力的支持下，陈其美终于如愿以偿，被推任沪军都督。李燮和则退至吴淞，设立军政分府。
陈其美在上海光复后虽然位居沪军都督，但当时的上海也是内外矛盾重重，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尤其是陈其美本人，他一向就对光复会的人有很深的成见，起义成功后，他更逐渐暴露了江湖帮会头子的种种陋习，竭力排挤上海光复会支部长李燮和，多次制造各种矛盾。这时候的陈其美已经越来越不像一个革命者，而逐渐还其帮会首领心地偏狭、短识陋见的真面目了。
陈其美自任沪军都督后，经常“在外冶游”，成天“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在龙浩池给陈其美的信上，就坦率的指陈：
“日来街谈巷议，咸闻阁下无日不在清和坊等处，非酒即和，甚至谓自中秋节以来，已连取小星四人；进出必坐极华美极昂贵之汽车；府中上下人等，凡是稍优之缺，悉数以湖州人充之，一若都督府变成湖州同乡会也。阁下身居都督，与朱少屏等一流人成群结党，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无怪有种因公务奉访者，十数日不得一遇面也……龙浩池顿首。”
陈其美不仅“成群结党，花天酒地”，还动辄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同志施以暴力。如李燮和在吴凇成立军政分府时，有一天在吴凇车站乘车前往上海，陈其美竟派人前去行刺，所幸未能杀死李，但却击毙了李的卫兵。
另一桩暴行就是非法枪决革命军参谋长陶骏葆，南京光复后，参与南京之役的陶骏葆因公抵沪访谒宋教仁和黄兴，其后前往都督府拜会陈其美。陈请他在客厅坐候，不一会儿便派卫兵将他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