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武士情人-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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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饭桌上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富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我毫无反应，假装没有听见，我心里是很不愿意的，那种疼痛感我至今都难以忘怀。母亲是很高兴的，她想回伦敦，不过父亲说必须先去一趟纽约州，他还有些事要办。

伦敦和纽约都不能让我高兴，因为我心里装着另一个地方。可是我不能和父亲争执，他的做法我完全可以理解。我的不自爱已经使我们家在横滨已经难以立足了，母亲需要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长期借住在朋友的豪宅里终究不是久远之计。

母亲还未痊愈，她离不开我，我不能抛下她。我只能偷偷地恳求父亲让我再去一趟京都，我保证说：“我只是想和他道个别，立刻就会回来，求求你。”当然，换来的是他厉声的驳斥，随即摔门出去，几天都不和我说话了。

而父亲真的就向领事馆提请了辞呈。等待批复的日子漫长而寂寥，我没有一个晚上能睡得好觉。玛格丽特的影子无处不在，我甚至还能在夜半时分听见三味线的声音从她自杀的那间房间里绕出来，紧紧地缠住了我的手脚。惊醒时，我还能清晰地记起睡梦中忆起的她教过我的一句俳句：“有人不爱子，花不为伊开。”她说，可以把这句俳句作为回赠送给那个人。

那个人让我等他，他和玛格丽特一样有着决绝无畏的性格。1866年的春末依旧冷冽，我抱着枕头，躲在床角，瑟瑟发抖。

我住的房间在二楼，有一个单独的露台。倚靠在白石的栏杆边，伸出手可以摸到梨花树的树冠。我很喜欢坐在露台上吹风，看看月亮，这比呆在房间里要舒服很多。庭院里还种着东方的梧桐树，树干是一种顺滑的翠绿，充满欣欣向荣的生气，截然不同于我在欧洲常见的法国梧桐呈现出的灰白色、片片剥落的颓废美感。对欧洲的记忆是在十六岁以前了。而我十六岁的时候还未曾尝试过这种思念蚀骨的滋味，还不曾长时间地等待着有人踏着月色叩开我的窗子，那是因为我还没有过情人。我不曾想过有一天我会为一个乌发红唇的东方少年牵肠挂肚。

我想见他。每夜都为此辗转反侧。

有一个月亮很圆很大的晚上，我在院子里陪母亲散步。树上的梨花已经开得沉甸甸的了，我听见“扑梭”的响声，还有枝干暗哑的低吟。走到树下抬头看，一只猫头鹰瞪着黄褐色的眼睛，站立在树梢上，一动不动，姿态十分骄傲。

我心里一动，双手合十，虔诚地闭目向它祷告。等我睁开眼，像从未出现似地，树梢空空落落，全无踪影，只有不断飘落下来的梨花花瓣。真香。

我和母亲解释说，日本人把猫头鹰视为“福鸟”，据说可以带来幸福。母亲不明所以地摇摇头，没有说话。

实际上，我想起了男孩和他的猫头鹰老公公。也许那会是男孩童年时遇到的那一只，虽然猫头鹰寿命不过几年而已，可我宁可相信如此，就像我认定我还会再和他见面一样。

幽居的整个期间，除了偶尔会让佣人去采购生活必需品外，我们一家子几乎与世隔绝，直到基德敏斯特男爵的来访。

他还是一成不变的温雅从容，米色的茄克穿在他身上格外精神。那个时候穿着茄克外出的贵族还是少数，基德敏斯特男爵说，他喜欢这种简单的着装更甚于繁冗的燕礼服。

他是来道别的，身后跟着已经改名为汤米的日本小男孩弥之助。维维安把小男孩托付给了基德敏斯特男爵先生，他将带着这个小男孩回到伦敦，承诺会让他接受良好的西式教育。

弥之助还记得我，他看着我，泪水溢满了眼眶，大概又回忆起了那个血腥的晚上。那个夜晚令他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而我心怀愧疚，因为我爱的那个少年正是造成这一切的刽子手之一。我把这种歉意表达给基德敏斯特男爵先生，他安慰我说：“他们都是在做自己觉得正确的事，无论是武士还是汤米的父亲，选择的道路不同而已。”

他主动和我说起了维维安，目光清澈，言语诚挚，他说他很爱她，可是她不属于任何人。维维安的那些风流韵事，我想他一直很清楚，他同样以博爱的声名来作为回应，这点让我无法赞同。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爱的方式，只能说，灵与肉对他们来说是分开的，而我恰恰偏执地认为爱的职责之一是毫无保留的忠诚。

最后，我们像朋友一样拥抱及吻别。在他离去前，我想请他帮我带信给一个人。他犹豫了一下，伤感地望着我，轻轻地说：“我亲爱的朋友，为什么要让自己像飞蛾一样不顾一切地扑向那点微弱的火光呢？那样只会让你毁灭。”

我说：“因为我爱他。”

我只爱我的少年，正如他一心一意地爱着我一样。无论如何，我必须让他知道，我守着承诺，在等待他。

第70章　第六十九章　情人的眼泪

时间进入1866年的夏天，父亲的辞呈已经得到批准，工作的交接也办好了，我们全家开始准备动身回美国。归国的日期已经定下来了，就在西历6月30日，距离那天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我的心不在焉，食欲不振，父亲是看在眼里的，他也不管我，任我终日抑郁寡欢。我挤着笑脸陪伴母亲，等到她睡着了才开始咬着宗次郎送给我的手链，偷偷地无声哭泣。我把手链当成他，也让他感受到这种刻骨铭心的痛。

父亲把我看守得牢牢的，我跟坐监狱没什么两样，哪也去不了。我不再对他乞求，因为我已经找到了通往外界的办法。

帮佣的女人名叫杰西卡，来自田纳西，嫁过几任丈夫，最后一任丈夫是个船员。她跟着他来到日本，却最终被那人抛弃。她个性豪迈，喜欢喝点酒，做事十分麻利，最重要的是，她很需要钱来养活她的两个女儿。我和她相处很愉快，也暗地里塞了一些钱给她，请她帮我带信。我从基德敏斯特男爵那里得知汉斯•；史蒂芬孙先生要回京都的事。我只能把希望都押在他身上。

杰西卡吻了吻我的脸颊，说已经亲手交给对方了。其实她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信是用日文写的，汉斯就算看不懂，也会明白我的意思。

算算时间，不出意外的话，信应该送到宗次郎手里了。可是他一直没有来找我，我甚至得不到关于他的任何信息。日子在焦躁和悲哀的期盼中流逝。那段时间，空气出奇地闷热，压抑到让人想要发脾气，明明每天都清扫的屋子里居然跑出了很多蟑螂，我和杰西卡奋力地拍打它们，免得吓到我神经衰弱的母亲。不知道谁家的狗没日没夜地狂吠，打破了周围的宁静。我养成撕纸的怪癖，将一张纸一点点地撕成碎片，仿佛在撕裂我绝望的心。

上帝并没有眷顾我。直到登船那天的第一缕晨曦光临之际，宗次郎的身影依旧没有出现。我睁着眼睛，在黑暗里看向虚无的所在，有个声音在我耳边不断地环绕：“一定要等我。”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朝霞氤氲，到处都是瑰红色，感觉闷闷的，一点风都没有，我不停地扇扇子。大约十点左右，天气骤变，阴森森地刮起了大风，窗户和树木都摇晃得厉害。突如其来变幻的天气没有阻止父亲的脚步。轮船是下午三点开的，他坚持要早点去港口等候，一分钟也不愿意耗在这个对他来说充满不好回忆的岛国上。

结算了工资给杰西卡后，他临时雇用了一辆马车。车夫是个横滨当地的日本人，低着头，不爱说话，偶尔别过头咳嗽几声，但十分勤快地帮我们搬行李，穿过南门通大街，一直送我们到对面的港口。短短的路程里，穿过各式的欧洲建筑，可以听见车窗外有荷兰的铜管乐队演奏的声音。

下了马车，我跟在父亲和母亲身后，一步一步地走向停靠在港口的轮船。那正好是我们来时搭乘的“玛丽公主号”，一切巧合都充满戏剧性。正如我第一次从那艘船上走下来一样，我怀着特别的心情即将再一次登上它。

可是海浪滔天，卷起的白色浪花不断拍打着船身。摇摆不定的轮船起伏间吐出的泡沫在墨色的海水中翻腾，一次次漫过海滩，人们在惊声尖叫间跟着后退，隔得远远地看着海天交接之处。大海的愤怒是无止境的，连天色都被感染了一般，被连绵的乌云重重盖住，间隙中呈现出诡异的乌紫和藏青，偶有亮光疾速闪过。又咸又腥的湿气夹杂着海沙，顺着风呼啸而来，打在脸上一阵阵刺痛。

风浪太大，如此诡异的天气不适合开航，当那个穿着蓝白色制服的大胡子男人扯着嗓子宣布这个消息时，我竟如释重负地暗自感谢上帝没有完全遗弃我。我偷偷看了看父亲，他并没有露出失望的表情，轮船停开似乎早在他的预料中。

如海的人潮纷纷退去，我们跟着往回走。在堤岸的那一角，我看到一个流浪的歌者怀抱木吉他，旁若无人地边弹边唱：

“我还记得梨花落了一地

我还记得你从梨花间走了出来

那时春天的原野里阳光灿烂

我的情人啊　你站在原野的中间　对我张开了双臂”

清亮的歌声在大风天里不太合适，可是我压抑着的感情从他的歌里得到了呼应。我也只能跟着轻轻哼唱，眼泪不受控制地纷纷坠下，一颗一颗，都被吹散在六月的海风里。

“我爱你啊，我的情人。

可是我们还是分开了啊。

我要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一个人默默老去。”

海风啊，你会把断不成调的歌声连同我的眼泪，一起带到那人身边去吗？

此刻他又是在哪里啊？

我心神不宁地走路，冷不防踩到一个低坑里，踉跄了几步，正好扶着一个人的肩膀才稳住。

那人站在我前面，双手都提着我们的行李。他没有回头，低低地说：“小姐，请小心。”

我愣了愣，连忙放开手。有那么一瞬间，我从这个横滨车夫身上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青草香。我想，这是错觉吧。他头埋得很低，背有些佝偻，身躯比宗次郎更瘦。

我听见母亲对父亲说：“麦克，山手高地那种地方让日本人进进出出会不会惹非议？”

父亲回答说：“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行李多，里欧不在，我已经不在领事馆工作了，不能再随意叫领事馆的车了。”

“噢，那对蒙贝利先生可真是抱歉，让日本人踩了他家的地板。”母亲抱怨着。她似乎忘记了这个宅邸里原先的女主人也是个日本人。

我看着那个车夫，心里才真的是抱歉万分。他送我们登船，又卖力地把我们载回了山手高地，从头到尾一直默默地跟着我们提行李。

东西都放好了，我倒了杯水递给他。那个人忽然抬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目光交接中，我的心剧烈地跳动。那张蜡黄又陌生的脸上，有一双熟悉而明亮的眼睛，流动着莫名的情愫。

我无法移开我的视线，我们热烈地看着对方，像是特别的力量在澎湃，我很想伸手摸一摸那个人的脸。离他越近，那股魂牵梦萦的气息越浓郁，芳香扑鼻，仿佛漫步在春天的青草地里。

在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前，他已经迅速地转身后退到门口，正好碰上走进来的父亲。他朝我父亲鞠了个躬，以一种很郑重的姿态，有些表达可以超脱语言。我似乎读懂了他的含义，颤抖着身体，慢慢走过去。

每靠近一步，都能感觉那人的呼吸急促一分。他迫切地想要离开，却被父亲扯住了衣袖，说：“等等，还没有给你钱呢！”

他接过父亲的钱，看也不看就塞到腰带间，急急地奔出去。

我正要跟出去，父亲就喊住了我。我对他说：“回头再跟您解释。”只这么耽搁了一下，追到外面只能看到马车疾驰而去时卷起的尘土。

怎么也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就像一个人光着脚沿着黑暗中的河流摸索前进，什么都看不见，能指引你方向的，只有不远处的花香和潺潺的水声。我闭上眼睛能感觉得到，花香和水声都有了形状，随着心境不断变化，越往前越具体，再后来又逐渐模糊起来，交融在一起，变成了一个人的样子。而那个人站在离我很近的地方，用他的气味，用他的声音，让我用尽一生的时间去追寻他的身影。

就像1866年六月的最后一天，那个天气不同寻常的日子。他连个匆匆的背影都没有留给我，我不顾一切地跑出去，跑过山手教堂，跑过沉沉的气流，马车的印记消失在石川町的大街上，在纷乱的痕迹里我分辨不出哪一条是他离开的方向。我已经很久没有出来走动了，一个人慢慢地走着，风很大，沙石吹得我眼泪扑簌扑簌掉。

我就这样站在人来人往的横滨街道上掩面哭泣。雨点狠狠地打在我的身上，人们脚步匆匆急着回家，我拖着沉重的步履不知道要去哪里。我要去哪里才能见得到你呢？我亲爱的人啊。

衣服很快就湿透了，我毫无知觉地继续走着，仿佛只有走下去才能消散我当时的郁结。

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