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大明-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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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检再次想到了“南迁”，单独召见驸马都尉巩永固（光宗之女——安乐公主的丈夫），向这位皇亲国戚征询救急对策。巩永固极力鼓动皇帝“南迁”，如果困守京师，是坐以待毙。
不久，李明睿公开上疏，建议“南迁”。他说：如果皇帝“南迁”，京营兵可以护驾，沿途还可以招募数十万士兵。山东的一些王府可以驻跸，凤阳的中都建筑也可以驻跸，南京有史可法、刘孔昭可以寄托大事，建立中兴大业。北京可以委托给魏藻德、方岳贡等内阁辅臣，辅导太子，料理善后事宜。
朱由检把他的奏疏交给内阁议论。内阁首辅陈演反对“南迁”，示意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严厉谴责李明睿的“邪说”，声色俱厉地扬言：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
李明睿不服，极力为“南迁”声辩，援引宋室“南迁”后，国祚延续一百五十年的先例，反复论证，只有“南迁”才可以有中兴的希望。
朱由检对光时亨的意见很是反感，当面训斥他是出于“朋党”的意气用事，下达圣旨：“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态度虽然十分坚决，但是大臣们都缄口不言。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是支持李明睿的，他写给皇帝的秘密奏疏，提出折中方案，派遣太子“南迁”，把南京作为陪都，留下一条退路，维系民众的希望。朱由检看了他的奏疏，赞叹不已，兴奋得绕着宫殿踱步，把奏折揉烂了还不放手。立即召见内阁首辅陈演，对他说：李邦华说得对！陈演是坚决反对“南迁”的，故意向外透露了这个消息，并且鼓动言官猛烈抨击“南迁”的主张。
朱由检感受到“南迁”的压力，立场发生微妙的变化，他再次召见内阁辅臣时，作出了和他的本意大相径庭的决定：死守北京。他的理由是：如果朕一人单独而去，宗庙社稷怎么办？陵寝怎么办？京师百万生灵怎么办？国君与社稷同生死，是道义的正统。
阁臣们建议，让太子“南迁”，延续国祚。
朱由检反驳道：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且无济于事，太子这样的哥儿孩子家，做得了什么事？先生们乘早研究战守的对策，其他的话不必再讲了。
朱由检在“南迁”问题上，前后判若两人，实在是身不由己，关键在于内阁首辅陈演坚决反对。陈演也有压力，不得不乞求辞职。朱由检在罢免他的前一天，对陈演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对这位辅政大臣的消极辅政，显得无可奈何。所谓“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的事，就是“南迁”。继任的内阁首辅魏藻德，更加老奸巨猾，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对“南迁”不置可否。当巩永固、项煜提议“南迁”时，他都在场，始终一言不发，用沉默来表示委婉的否定。使得朱由检感到孤立无援，在龙椅上耸身舒足，仰天长叹。
周皇后为此感叹不已，她是江南人，倾向于“南迁”，由于无法成行，遗憾地说：可惜政府没有有力的支持者。一语道破其中的奥秘。
明朝灭亡以后，遗老遗少们提起这段往事，无不唏嘘感叹。计六奇《明季北略》谈到“南迁得失如何”，感慨系之。他说：当李自成由陕西进入山西，势如破竹，只有“南迁”这一对策，或许可以稍微拖延岁月。而光时亨以为是“邪说”，致使“南迁”不成，天下百姓恨之入骨。他还说：先帝以身殉国后，假如光时亨也能够殉国，虽然不能够救赎他的“陷君”之罪，或许可以还他一个清白，但是他竟然躬身投降李自成。这种卑劣的表现，即使碎尸万段也不能谢先帝于地下。由此可见，反对“南迁”的人鼓吹“守国”，其实是企图借此孤注一掷，来为自己沽名钓誉，而并非忠君。相反的，主张“南迁”的李邦华却以身殉国，证明了“南迁”之议，出发点是为了挽救危机，而不是为了躲避死亡。
计六奇的评论精彩之极，对光时亨的抨击，对李邦华的赞誉，是无可非议的。无怪乎当时有人怀疑，光时亨反对“南迁”，是接受了李自成的“密旨”，充当内奸，理由是，李自成进入北京后，他率先投降，不免令人怀疑。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谈到“南迁”不成时，有这样一段透辟的分析：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拥有了他们最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手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反清复明阵营也因此少了一批立志收复失地，光复北方家园的北方人。崇祯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
说得多好啊！不过崇祯的“自我牺牲”决定，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举，其中饱含多少辛酸，他未必知道。
鞭长莫及的“勤王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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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左良玉－－－为了上榜
更新时间：2009…9…24 17：09：23 本章字数：1359
左良玉
左良玉（1599～1645）明末大将。字昆山。今临清人。幼时父母双亡，由其叔抚养，他身材高大魁梧，力大过人，乡邻都称之为红脸大汉。虽未曾上学，但聪颖过人，自幼习学武艺，尤善弓射，娴熟左右开弓。从军后更有用武之地，加上他多智多谋，很快晋升为辽东车右营都司。明崇祯元年（1628年），宁远兵变时被撤职，后又复官至游击。在曹文诏援玉田、丰润等四城时，因作战有功，加上士兵又都拥戴他，所以，在隶属昌平督治侍郎侯询部下时，由侯恂推荐为副将。后因陕西、河南、河北一带的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明王朝调兵遣将镇压农民起义，左良玉被调往镇压农**动的前线。在陕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屡次交战中各有胜负，督军杨嗣昌荐左良玉有大将之才，遂拜“平贼”将军。
明崇祯九年（1636年）左良玉与张献忠、李自成、高迎祥领导的农民军在河南偃师一带交锋中胜少败多，巡抚杨绳武弹劾左良玉兵强而败，属“避贼”所致，责令其戴罪自赎。
明崇祯十年（1637年）安庆告急，左良玉当时正在南阳与农民军作战，河南监军太监力促左良玉入山“围剿”农民军，左良玉拥兵不动，崇祯遂派熊文灿至安庆，请左良玉至安庆。可左良玉对熊文灿漠然置之，擅去郧县攻打张献忠。崇祯十二年（1639年）又与张献忠交锋，左良玉大败。因此，以“轻进”致败而贬三秩
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督军杨嗣昌荐左良玉有“大将之才，兵亦可用”，拜为“平贼”将军后，在川陕交界的平利一带与张献忠遭遇，农民军受挫严重，献忠妻妾被捕，16农民军首要人物被害，左良玉因此加“太子少保”。杨嗣昌虽拜左良玉为“平贼”将军，但总觉得此人傲不可用．除督师约束左良玉外，又暗许贺人龙指日可取代左良玉之职，就在贺人龙跃跃欲试急于取代友良玉的时候，左良玉在玛瑙山与农民军交锋中，胜农民军，杨嗣昌对贺人龙说：任命之事后议。贺人龙因此怀恨在心。并将此事告诉立良玉。左良玉记恨在心，就在川陕一战中，杨嗣昌命令左良玉堵截农民军，左良玉袖手旁观，杨嗣昌九檄左良玉，左良玉仍置之不理。由于左良玉观战不至，张献忠从容出川攻打襄阳，农民军大胜，杨嗣昌一气之下汤水不进而亡。崇祯十四年（1641年）又将左良玉削职戴罪立功自赎。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侯恂为督师发帑五十万犒赏左良玉所属部下，左良玉与李自成会战于朱仙镇，左良玉大败，损失惨重，退至襄阳。开封再战，左良玉不敢前去迎战。李自成遂攻打襄阳，左良玉渐病，撤兵至武昌，左良玉向楚王要兵员、要粮饷，均没得到补给，遂掠夺武昌包括漕粮盐舶。
清顺治二年（1645年），南明弘光政权于南京成立，马士英执政，与东林党人互相倾轧，左良玉袒护东林党人，以清君侧之名向南京进军．讨伐马士英，在途中安庆病逝。
左良玉治下的军纪
据《三垣笔记&；#8226；下&；#8226；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强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能流油一地。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将她们拉到船上抢走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亲或父亲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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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张献忠
更新时间：2009…9…24 17：09：27 本章字数：13963
张献忠
张献忠字秉忠，号敬轩，明万历古三十四年（1606年）9月18日出生于陕西省定边县郝滩乡刘渠村（古称柳树涧堡），《明史》称他与李自成同年生，张献忠少时曾读过书，**后参军，供役为捕快、边兵。因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观其状貌，为之求情于总兵官王威，重打一百军棍除名，从此便流落乡间。明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积极响应王嘉胤的反明号召在米脂起义，自号八大王，一作西营八大王。次年，参加王自用联军，为三十六营之一。他英勇善战很快成为三十六营的主要首领并以能谋善战的八大王出名。王嘉胤死后，与李自成等归附高迎祥，高迎祥称闯王，张献忠、李自成号闯将，崇祯八年（1635年）参与荥阳之会，议决进取，献忠与高迎祥等共攻略东方。不久张献忠与李自成因小故开始分裂，张献忠率部攻长江流域，李自成攻黄河流域。十年（1637年），遭明军总兵官左良玉部的进攻，张献忠的起义部队严重受损，本人也受伤，政治上发生动摇。次年正月，张献忠率本部义军进驻谷城（今属湖北省谷城县）受朝庭招安授予副将。驻地王家河，易名太平镇，以示休兵。张献忠被招安，既不按原安排遣散义军，更不参加对李自成部义军的战斗，而是把守一地加强军事训练，保持自主权。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献忠因对官府**官僚无止境的索贿、敲诈、对自己的刁难、不信任已感不满，加之受到李自成的影响，五月初九采用“避实捣虚”“以走致辞敌”的有效战术，重举反明的大旗。以走制敌，转战四川境，使明军疲于奔命。十四年，大败明军于开县黄陵城，长驱出川，破襄阳，杀襄王朱翊铭，进破光州等地。明督师杨嗣昌畏罪自杀。十六年据武昌，称大西王。不久克长沙，宣布免征三年钱粮，从者愈众。崇祯十七年（1644年）8月9日攻破成都，巡府龙文光，蜀王朱至澍及其嫔妃全部自杀身亡，其他官员当了俘虏。义军进入成都号称60万大军，很快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州，县，在成都，张献忠先号称秦王，接着宣告建立大西国，改元大顺。建立健全制度，后称帝，以成都为西京，8月16日登基王位。是年冬，绝望之下，在四川进行空前的烧杀破坏；以开科取士为名，杀知识分子于青羊宫，又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军98万，遣四将军分屠各县，将亿万宝物掷入锦江，决水放流，自谓“无为后人有也”，残忍变态至极。清顺治三年（1646年12月1日），局势越来越紧张，而张却自命不凡，不以为然。10月20日，部队到达川西北充县与盐亭县交界处凤凰山坡时张献忠中箭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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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
天启末年，陕西全境灾荒不断。陕北又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和虫灾，禾苗枯焦，饿殍遍野。由于海外贸易的刺激，明朝富庶的南方大片的田亩被用于经济作物的种植，粮食产量随之下降，北方大旱则导致粮食更为匮乏，粮价开始节节攀升，与之相对应的是，明朝中央财政却因为灾荒之年税收相应减少，随着财政的进一步拮据，赈济成为空谈，而没有了赈济，农民无法生活下去，最终只有铤而走险，起来造反。陕北地区首先爆发了农民起义，并很快形成燎原之势。最初，有府谷的王嘉胤、王自用起义，他们占领了黄龙山。接着宜川王左挂、安寨高迎祥、洛川张存孟、延川王和尚、汉南王大梁等纷起响应，斗争烈火燃遍了陕西全境。不久，李自成在米脂起义后参加了高迎祥的义军。
崇祯三年（1630），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也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等起义。他自号“八大王”。由于他“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军中称为‘黄虎’”。这一队伍初属王自用，后自成一军。因他小时读过一点书，又受过军事训练，为人多智谋，果敢勇猛，很快就显示了指挥才能，他的部众成为当时以王自用为盟主的三十六营中最强劲的一个营。从此，张献忠随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