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年代-第29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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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该报又于11月15日，以社论形式发表的沈朵山、孙星如二人来稿——《新国家建设之谋划》（续）一文说：“仆等之愚，以谓今日满汉相持，其向背足为中外所重者，当推袁世凯。……为今之计，惟有联合已告独立各省，公举夙负名望之人为代表，造袁往请，更宜乘袁氏未北行之前，倍道而行，如袁行至北庭则事又多一周折矣。且今日无论袁之人格与共和政府相容与否，顾彼为名誉计，一时必自感受。吾中华民国能纳袁氏则可杜外人干涉，速满族之灭亡，免生灵之涂炭，目前之至计最要法著也。”
这篇文章从其内容看，是写于袁世凯尚未到北京之前。袁是11月13日到北京的，此文写作的最晚日期当在10日左右。《民立报》和《神州日报》，当时都是革命党人在上海所掌握的报纸，在从10月28日到11月10日左右，不到两周的时间内竟然发表了这么多鼓吹争取袁世凯做第一任大总统的言论，这就说明了当时在革命党人中确实存在着一种认为争取袁世凯反正、举袁为总统对革命最为有利的心理状态。
李想和孙中山抢着把报纸看完，冷汗刷刷的流下来。
李想血管都快气爆炸了，偏又找不到反驳的话，袁世凯都已经被中外报纸吹成民心所向的一代伟人了。这也从侧面应证了李想一句话：英雄就是靠吹出来的！
李想花巨资成立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外报界巨头战斗，也只是吹出一个革命传奇英雄李大帅，这个英雄还常被别的报纸冠以疯子之名，它还无力扭转中华大地吹起的推“袁”风潮！
第三百二十章 舌战惜阴堂（二）
赵凤昌看到李想和孙中山都沉默了，不由想起李想那句已经传唱上海滩家喻户晓的诗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辜名学霸王”，那肯放过乘胜追击的机会，不禁欣然笑道：“其实今日满汉相持，其向背为中外所重者，当推袁世凯，袁世凯为汉人，袁世凯之资格，宜于汉族总统。而且外国舆论主张举袁世凯为总统，举袁世凯可以杜外人干涉。又有举袁世凯可以速满族之灭亡，免生灵之涂炭。”
孙中山深深看着赵凤昌，露出思索的表情。
李想心叫不好，孙中山显然对推“袁”还在考虑阶段，对于国内局势不太了解，对于历史会是怎样的走向更是不知道，很容易受到赵凤昌的蛊惑，若孙中山给让位给袁世凯，谁来号召北伐将革命进行到底？李想吗？他还真没有这样的号召力。
李想忍不住瞪着赵凤昌道：“袁世凯有操莽之遗风，他在汲汲收揽兵权，欲其身享无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实，吾人决不能以无数鲜血，亿兆无量之牺牲，而供袁一人坐享之利，为富贵之资。”
赵凤昌冷笑道：“袁世凯就算是二皇帝，是活曹操，但只要他肯推翻满廷，他为什么就不可以做大总统？”
李想怎会对他客气，瞪着他微笑道：“推翻满廷，革命就算成功了？驱除鞑掳，中华就能恢复了？”
赵凤昌显是曾对这问题下过一番研究，嘲弄道：“今日中国落后不是满廷一手造成的？反满难道不是同盟会的革命方针？”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一再宣传只要袁世凯反正即举为大总统，难道他们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毫无认识么？当时革命党人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认识？应该说，这既有历史的亦有现实的根源；既有认识问题，也有力量对比问题。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是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理论准备十分不足的情况下走上革命道路的。自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他们所宣传的内容，主要不外民族的危亡和“排满”革命两个方面。他们认为，严重的亡国灭种危机，是清朝的反动卖国造成的。清廷为什么会放手卖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一个“异族”的朝廷，所以对汉族祖先艰苦创业留下来的家财才毫不吝惜地大量出卖。清廷不仅放手卖国，而且对内实行残酷的封建专制统治和种族的歧视政策。因此，要挽救民族的危亡，革除封建统治，就必须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提出了“排满”革命的口号，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这一口号，实质上包含着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对内反对封建压迫和种族歧视内容的战斗口号。因此，它能够迅速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对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个口号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没有把所包含的内容明确地表达出来。
李想绝非理论家，革命所包含的内容更加无法明确地表达出来，不过这时势成骑虎，只能硬撑下去道：“中国的革命是既要进行反对本国封建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又要反对外部的帝国主义侵略以维护民族独立的民族革命。数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是封建专制的历史；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又凭借坚船利炮，把中国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专制的深渊无法自拔。今天我们的革命推翻了满廷这个旧的封建专制，但是又推出袁世凯这个新的封建专制，这根本就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专制的性质嘛，还谈什么共和？为了这场革命，为了自由、民主、独立和统一，我们同志流了那么多的血，做出那么多的牺牲，又算个什么？”
李想这番不算高明的理论，在二十一世纪可说人尽皆知，但对这时代的人来说，却是非常新颖震撼，使得孙中山、胡汉民等同盟会党人立时对他刮目相看。
孙中山和胡汉民都在心里做着反思：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叁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亟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所谓‘民国共和’则仅取得从来未有之名词而已。至其实质如何都非所向。
武昌起义后，不仅很多一般的革命党人，以为只要清帝退位，共和政府成立，汉人做了大总统，就算是革命成功了，就连孙中山、黄兴这样的革命领袖亦不能例外。
正是由于革命党人过分强调满汉对立，简单地宣传“排满”，这就使他们不仅没有把汉族的官僚和军阀当作革命对象，反而把他们当作可以争取的同胞兄弟。所谓“论地位则为仇雠”，“论情谊则为兄弟”。只要他们站到“反满”的行列中来，即可“离仇雠之地位而复为兄弟”。这种长期而反复的宣传，在革命党人和一般的民众中自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武昌起义后，许多人继续强调满汉矛盾，接受甚至拥戴清朝的督抚宣布独立，正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结果。“举袁”方针的提出，自然与这种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袁世凯既为汉人，只要他站到“反满”的行列中来，他就可以“离仇雠之地位而复为兄弟”。从这一点来讲，提出只要袁反正即可举为大总统，不仅不足为怪，而且也是合乎逻辑的。
赵凤昌显然未想过这问题，一时语塞。
汪精卫虽是同盟会人物，但一来大家同是推“袁”人，知道这时候不能沉默了，再沉默下去孙中山估计上任大总统之后立刻撕毁和议，举旗北伐。他说道：“在兄弟看来，尽管袁世凯有欲其身享无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实的反动野心，但他在共和制度之下，将会受到限制，不可能为所欲为，搞专制独裁。”
李想呆了一呆，暗忖自己总不能向他们解释袁世凯后来逼走唐绍仪，暗杀宋教仁，解散国会，最后宣告称帝……像汪精卫这样不少革命党人虽已看出了袁世凯的反动本质，但却没有从根本上反对袁如反正即举为总统的这个方针，就是他们把共和制度看得太理想了。
从南京派来欢迎孙中山的安徽代表王竹怀是个秀才，在李想发呆的时候好不容易找到这个插话的机会，立刻说道：“当日亦颇惑于共和二字，以为共和之国，国即政府，政府即国民，绝无相冲突之虞。故对于选黎元洪为都督也，视黎元洪虽无用，然鄂军政府，非都督之私有，乃国民所公有，监督之，扶持之，虽为黎元洪未始不能坐镇，于是亦随众人附和而赞同之。及后对于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也，虽知袁氏之为人反复，然亦自解慰曰：如许头颅生命购来之共和，终不致任袁氏破坏之。政府者国民之政府，决不致为袁氏所把持，于是亦坐视众人赞同之。洎乎今日袁氏、黎氏之罪状，日不绝书于报纸。惊武昌之杀气，叹燕京之妖氛，设使当日有见及此者，窃知我国民虽肝脑涂地，亦不愿革命之事如此草草了结，贻后无穷之祸也。”
安徽代表王竹怀秀才的这一段话很生动地表现出许多革命党人对共和的幻想，也反映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幼稚。毛主席就说过，这是幼稚病，得治！
赵凤昌算是缓过神，笑道：“今日吾国民之心理，其希望革命之成功者，固已占其多数，中心之惴惴莫释者，只惟外人之干涉是虑。”接着向李想冷哼道：“李帅以为呢？”
促使革命党人形成借袁世凯的力量推翻清廷以建民国最为有利的心理，并确定袁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因素，则为害怕革命战争的延长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他们看到帝国主义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认为举袁可以“杜外人之干涉”，迅速地成立他们渴望已久的民主共和国。
一部辛亥革命史，就是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出发点的。可是，由于领导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的软弱，又看不到能够抗拒帝国主义的力量，他们不但不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相反的，十分害怕帝国主义的干涉。他们小心翼翼地力图避免革命损害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权益。早在同盟会成立后的《对外宣言》中，就明确宣布承认清朝政府与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偿款外债照旧承认”，“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武昌起义后，各省军政府严格执行了《对外宣言》中所规定的各项承诺。
李想想到这里，变得更加沉默。众人包括孙中山在内，均以为他词穷，赵凤昌和汪精卫更是露出轻蔑之色。
李想心中苦笑，自己又不是雄辩家，也不是理论家。
广西马君武不屑地看了李想一眼，道：“克强也常说：此时民军已肃清十余行省，所未下者才二三省耳。北京不早日戡定，恐招外人干涉。”他又说道：“东南人民希望项城之心，无非欲早日恢复完全土地，免生外人意外之干涉。”
他们害怕革命会因帝国主义的干涉而遭受到太平天国那样的失败。这种害怕列强干涉的心理，不仅在一般的革命党人中存在着，即使革命的领袖也同样存在着。
当然，是袁世凯而不是其他的汉族大官僚为革命党人所拥戴，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袁为“中外所重”。黄兴在给袁世凯和汪精卫信中所说的“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项城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并非全是客套话，而确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人的看法。当时在人们心目中的袁世凯的形象，并非他后来成为窃国大盗的形象，而是一个在清廷中开明的颇有作为的汉族的封疆大吏的形象。这与袁世凯在清末积极推行“新政”，支持立宪，主张成立责任内阁，欺骗了不少人，在上层社会特别在立宪派人中有相当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黄兴在给袁世凯的信中所说的“以明公个人言之，满廷之内政、外交，稍有起色者，皆明公之力”，当系指此而言。革命党之所以“举袁”，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武昌起义后，他迅速地攫取了清廷的军政大权，只要他赞成共和，即可迫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体。所谓如袁世凯“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正明白地道出了革命党人拥袁的用意所在。
汪精卫见李想已经毫无反辩能力，更是趾高气扬，得意放言道：“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尚未进行干涉，一则是因为战乱之为日浅也，久乱则干涉继之矣；再则是列强利害相权，尚在观望，步调未齐，计划未整，一旦权利均衡，终议判决，则棼然并起矣。夫干涉事绝非可预为宣告克日而进者……一旦干涉提出而军国之步调乱矣。时假令为和平之干涉，提出尚有踌躇计划之余地，倘使若三国还辽之役，强制服从悬一标的，继以兵力出师与提案并进，当应以如何之方策斯则国人所当日夕思维不容漠置不容自讳者也。夫欲免列强之干涉，莫利于速期革命之成功，欲使革命成功莫急于破旧政府之中央机关……”
至于怎样才能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