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奇-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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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人兴趣盎然，有美不胜收之感。这种写作手法，对于传统的武侠小说，确是一个大大的突破。
金庸描述武功时，还喜欢将武术的演示技巧与武打人物的内功修为写得层次分明。尤其是高手过招的情节，那种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见一山高的意境，让金庸表达得淋漓尽致，令人回味无穷。
尤为难得的是，金庸常常将佛法、道教原理，以及中国传统哲学溶入武功中去。写出了那种大地万物溶为一体高妙境界，那种凝神静虑，心如上水，头脑豁然开朗，眼前一片空明时的神奇力量，将东方理想中的天人合一的神韵抒发到了极点，教人为之心动。
更令人折服的是，金庸还深通音乐和舞蹈。小说中，瑶琴古筝，长萧铁笛无不成为武器，音乐之声也可发出武功，释放出能量，或致敌死命，或治病救人。比剑试刀，拳掌相交中，无不蕴含着优美的舞姿造型。充分体现了静中有动，柔中带刚的中国民族舞蹈和音乐的神髓，美伦美奂，实在高明。
然而，金庸作品中的武功之所以那么吸引人，也许最根本的还在于他把握住了生命的律动，体悟到了自然的节奏。他将这些以及中国人对人生的理解，对生活的热望全都倾注于那一招一式，一纵一跃之中。因而他笔下的武功才充满了灵气，充满了诗意，充满了象征。金庸自己就承认，他的武功名堂，许多都源于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灵感均来自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
变幻莫测，神奇曲折，慑人心魄，引人入胜。
金庸小说的情节布局，也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有人评价说是“合乎情理，出乎意料”，可谓一针见血。
金庸小说的开头，大抵都神秘悬疑，将读者的好奇心大大激起。例如《雪山飞狐》、《倚天屠龙记》等等，一开场，奇怪的事件一桩接一桩，令读者如置身云里雾中，方向难辨。一直追下去，才一层又一层地揭开事实真相。读进去之后，故事不断发展演绎推进，情节更加复杂离奇，矛盾叠起，悬念重生，冲突加剧，一波三折，更看得读者仿如置身其间，心不由己，欲罢不能。最终或真相大白，或悬而不决，或不了了之……看完了不是让人击掌叫绝，大呼痛快，就是教人意犹未尽，遗憾不已，总之只恨书太短。
金庸极能渲染诡谲神秘的气氛，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都能从容写来，直看得人毛骨悚然，拍案称奇，只道天下竟有这等怪事。如《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夜过浙闽交界廿八铺和误入西湖底深处身陷地牢；《连城诀》中土豪万震山午夜梦游砌墙；《飞狐外传》中程灵素带胡斐人师兄姜铁山薛鹊的铁铸圆屋，见到他用大铁锅蒸儿子姜小铁；《射雕英雄传》中江南七怪和郭靖，在塞北高峰上遇见黑风双煞和骷髅头阵；还有令金毛狮王谢逊发疯的冰火岛，布满八卦迷魂阵的桃花岛，黑木崖上东方不败的花园小屋等，情节景物的描绘，无不怪异突兀，鬼气森森，使人不寒而栗，让读者产生出一种恐怖的快感，好奇心顿增。
金庸还特别善于描写秘境绝景，使情节的发展更加不可思议，奇峰突起。如大漠风沙、巨雕恶狼、冰雪连天、茹毛饮血的戈壁荒山，柳暗花明、莲叶轻舟的江南水乡，佛法庄严的庙宇道观，枯藤老树的深山古刹，与世隔绝的桃源仙境，精悍蛮荒的异族部落，人迹罕至的雪峰冰仞，……还有那些虚无缥缈的仙山琼岛，神秘深幽的山谷地洞，再加上离奇古怪的邪教活动，以及惊人刺激的怒海群鲨，等等，等等，简直是匪夷所思，神来之笔。金庸的想象力之丰富，无人能出其右，所以总令人读得陶醉其中，叹为观止，眼界大开，非常过瘾。
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读来读去，还是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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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
他是杰出的小说家报业家，
也是极具理性精神的政治活动家。
明报董事局启事中称：
查先生与《明报》对两岸执政者一向抱持和而不流，乃至《中庸》所谓“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之态度。1973年查先生访问台湾后所撰长文《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对台湾偏安与图强之各种现象作深入生动之勾勒，传诵一时。1981年与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会见、1984年与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会见，以及1993年与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会见，其后发表之谈话记录，无不流露出知识分子关心国家民生之情操。
金庸不仅是杰出的小说家，卓越的报业大亨，也是一位极具理性精神的政治活动家。他有一套特立独行的社会观、政治观，对于时局，以及中国的前途，有着独到的看法。尽管受到不少非议，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不得不承认，金庸的理性精神和敏锐的观察见地，大体是切合实际的。
1993年3月他在张浚生的陪同下赴内地访问，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等人接见了他。金庸回港后写了一篇《北国初春有所思》长文，全面记述了此次访问的过程，以及他自己的政治立场。为了让读者直接感受金庸的政治观点，欣赏他的政论文笔，摘录其中的片断如下：
中国民航的班机从启德机场起飞后，俯视下方美丽的香港海山与高楼大厦，思潮起伏。
我想起最近因港督彭定康提出政改建议而引起的剧烈争议，香港人的忧心不安。彭定康先生建议的主要内容，以及香港社会上的辩论争执，在五年前的1988年，事实上曾经大同小异的出现过。其时香港有一群人要求九七年后加快发展民主的速度，要求立法局议员全部由直接选举产生，反对功能团体的选举，反对循序渐进的发展民主，此后引致游行烧报纸，烧基本法草案……
但基本法既已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当时伦敦和香港当局都公开表示满意与接受，一切争议都已由法律条文正式解决了。为什么忽然又要将已经解决了的争议用另一种方式再提出来呢？
全世界都注视着香港，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之后，决不能在政治制度上立即急速大改，以致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准降低。
民主制度循序渐进的发展，经济可确保繁荣兴旺。全面直选的到来迟得十年，决不至于拖垮经济。香港数年内还经受不起南韩那样的街头流血，台湾那样的立法会议内的殴打武斗。
19日下午三时半，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会见。
张浚生先生陪我走进会客厅时，江总书记到厅门口迎客相见。厅内已到的有政治局委员、中共宣传部部长丁关根、港澳办主任鲁平、新闻办主任曾建徽、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
江总书记先说：“查先生是久仰了，今日初次相见，我们十分欢迎。你的小说在内地有很多读者，许多领导人也很爱看。我没有仔细读过，但翻阅过，知道你的小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传统、人情风俗等等。”
我谦逊一番后说：“这次来北京，人大、政协正在开会，各位都很忙碌，前来打扰，很过意不去。”
江总书记说：“查先生来，我们总是欢迎的，很有兴趣和你谈谈，交换意见。人大、政协的会开得很好，很顺利。你是1924年生的，还是江浙口音，乡音未改哪，鬓毛却也未衰。你比我大两岁。”他转口问丁关根，丁是1929年生，江苏无锡人，鲁平是上海人，周南是山东人，都比江泽民小一岁，曾建徽小两岁。江泽民说：“我们年纪都差不多，也都是在胜利前后和解放前上的大学，都经历过民族和国家的艰危困苦，有许多思想情感是共通的。我读你的政论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鸣。”
他指着茶几上的一本《明报月刊》一月号，说：
“比方说你这篇文章中谈到民主的发展，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国自大宪章开始到妇女有选举权，足足经过了七百年之久。这一点我很同意。英国人本来是尊重传统、喜欢切合实际而循序渐进的民族。他们到现在还有上议院，所有贵族议员全部是皇室任命的，并非民选。彭定康先生怎么到香港来忽然搞这么一套。你这篇文章的英文翻译我也看过了。”他指指《明报月刊》旁边放着的几页英文复印本，有几行底下划着红线，相信是他阅读时表示同意的。
他问起一般香港人对于中英争议的看法。我说工商界人士大都不赞成彭督的政改方案，一般职工和青年学生则支持，目前双方的人数大概差不多，也或许低薪人士和青年支彭的人数略多。（按：此为三月中旬的情况，其后数次民意调查，均显示支彭者人数有所下降。）一般而论，普通香港市民对于争执的内容实在并不明白，大家只希望中英谈判合作，香港社会稳定繁荣，平稳过渡，不希望突然有急剧的改变。所以鲁平主任在记者招待会中肯定宣告中国不会提早收回香港，所谓“另起炉灶”乃是完全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办事，香港股市立即大升。这可以充分反映了香港工商界的观点。
此后有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谈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和英国的政治局势。我总的印象是，江泽民并没有太激烈的主张和言辞，但对原则和外交立场十分坚持，表示没有退让半步的可能。他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决不会对外国人的无理压力弯腰。”他说：“任何外交上的磋商谈判，双方当然可能各自作出合理的让步，以换取对方的让步，由此达成协议。但协议既然成立，就决不容许食言反悔，言而无信。就算是面对有组织的西方国家强大压力，我们也决不会屈服。中国自解放以来，从来没有不遵守国际条约、协议的记录。中英联合声明我们必定严格遵守，基本法的规定要切实执行，和外国达成的谅解和协议必须照办。”
他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这句话是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说的。他有民族气节。他是浙江人，你们浙江文人很多，宋朝的大诗人陆游也是浙江人。他的诗词我想有三个方面，‘红酥手，黄滕酒’的‘钗头凤’是爱情方面的；许多田园和抒怀诗词是恬淡洒脱方面的；后世人最重视的是他的爱国诗，尤其是‘死去原知万事空’那一首，几乎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知道、不赞赏的。”
他说：“我是学电机工程的，丁关根同志也是学科技的，我们都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我不搞文艺，但喜爱文艺，关根同志也是。”
此后他和我谈了一些中外文艺作品。
他最近借了俄国一部电影的录像带来看，是根据托尔斯泰小说《复活》拍摄的，他说这表现了旧俄时代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
托尔斯泰的另一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他说，那可说是俄国的《红楼梦》，通过家庭生活来反映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束缚。
莎士比亚的戏剧Timon of Athens（《雅典的狄蒙》），他觉得剧中主角狄蒙斥骂雅典人崇拜金钱、生活腐化、朝三暮四、品格卑鄙的部分十分淋漓痛快。我想他特别提到莎士比亚这部比较次要的剧作，当是其中含有强烈的政治内容，以及当时雅典人“一切向钱看”的心态淹没了高贵情操，这种危险的精神状态值得注意。
他关于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我回到香港后查阅鲁迅《且介亭杂文》，这句话出于《中国人失掉自信为了吗？》一文，作于1934年9月。该文的最后三段是：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我一向主张香港尽可能现状不变，因为这最安全，对大多数人有利。但我也从来不怪责基于向往西方民主的制度而要求在本地急速推进民主发展的人士，甚至也不反对为了出人头地、争取名利地位而要求政制大变之人。名利地位是极大多数人都想争取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此，我持一种道德判断的观点：如果所作所为对大多数人有利而自己同时得到名利，那是上策；如果对大多数人无损而自己有利，那可以接受；但如为了达到自私的目的而去做损害大多数人的事，那是不道德的。
至于所做的事、所提出的主张到底对多数人有利还是有害，其中含有主观的判断。
民主最终对大多数人有利。这个判断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但到底急进发展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