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奇-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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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所做的事、所提出的主张到底对多数人有利还是有害，其中含有主观的判断。
民主最终对大多数人有利。这个判断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但到底急进发展好，还是循序渐进的发展好，那就有不同意见。欧美政要将“民主”与“急进发展民主”之间划上等号，我并不同意。
不论是主张急进还是主张稳健，只要出发点真是为中国、为香港、为香港人谋幸福，意见不同没有什么大不了，尽可心平气和讨论、商谈，不必相互仇视敌对。如果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不顾香港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那么不论口号和言论多么动听，都是不值得尊重的。虽然个人动机如何，旁人难以妄加猜测，但假之以时日，一个人的真面目终究会显露。
值得欣喜的是，中国自上至下，真正在改革开放。中国过去教条太多，毫不开放，需要大大开放。香港社会本来充分开放，多数居民满意于现状，害怕九七后有太大改变，那么就不应求变，而应努力求不变。
保守有其稳健和保持传统的一面，急进有其进取与加速进步的一面。这两股力量，在任何社会中都是经常存在的，所以英国有保守党、工党，美国有共和、民主两党，法国有右派与左派政党。香港人在讨论政治之时，似乎应当持一种容纳异见的心态，不妨坚持己见，但对别人的不同主张，也应考虑一下其中的优点。中共过去缺点甚多，但他显然已知今是而昨非，我们就应支持他们的改革开放，不要拿十五年前的情况来衡量今日的中共。
这篇《北国初春有所思》无疑是具有相当说服力的。比之于那些哗众取宠的口号式理论，金庸的主张显得朴实，切乎于民生，这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的，而不是为了自己出风头。金庸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责任感，同时又多了许多理性与宽容。
金庸的政论也常常受到争议，但他有“力排众议”，“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持己见的精神，绝不向所谓的“多数”或“权贵”屈服。
香港一些所谓的民主派以僵化的眼光看待中共政府，又毫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横加指责金庸支持邓小平的改革路线，说成是“见风使舵”。金庸自己这样辩解：
“我办报的主张有八个字——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前者是说各种意见可以发表，尽管报纸有本身立场，但应该尊重别人的不同意见，这是民主社会的基本精神。‘无欲则刚’当然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欲望，而是说不可以有不正当的欲望，利用报纸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如果想求别人一些好处，或面对政权想讨一些生意机会，便算是有不正当欲望，在处理上便不可以刚强。
办报当然有欲望，一是希望读者多，二是广告多。但坚持上述两个原则，肯定可以达到目标。我们不是无原则的批评，例如共产党不可以说它一无是处，要是它做什么也是错的话，这个政权两三天已垮台了，不会发展至今。它也有合理的地方，不可单凭一己偏见反对它。我们只是秉持实事求是，公正客观的原则办事。
我们对四人帮反对很厉害，……邓小平复出，我相信他只希望中国富强，国家安定……我们支持他的政策。
确实，“文革”时的“共产党”与邓小平时代的“共产党”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共产党自身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探索以求自新。金庸支持现今中共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显示了他的理性与务实，至于别人议论，又何足道哉。正如他的一首旧诗所言：
南来白手少年行，
立业香江乐太平。
旦夕毁誉何足道，
百年成败事非轻。
聆君国土宣精辟，
策我庸弩竭愚诚。
风雨同舟当协力，
敢辞犯难惜微名？”
………………………………………………
退出江湖
他的权力欲很淡，
向往着且自逍遥没人管的生涯。
金庸曾说：“我写社评，那是写真，写小说，那是写美，而佛学，是揭示善的。真善美，才是一个完整的精神追求。”
金庸是一个通人，他洞察了人生的千奇百怪，喜怒哀乐。他能够在创作最辉煌的时刻，悄然隐退，宣布不再写武侠。早在八十年代中期，他又说要从《明报》退休。1991年底，金庸作出了一个惊人决定：出售自己拥有的《明报》部分股权，出让《明报》控制权。
其实，金庸出售《明报》的念头早就有了。1985年，他曾与世界著名的报业大王，澳大利亚人墨多克有过接洽，当时，墨氏愿出十一亿港元，由自己名下的香港老牌英文报社《南华早报》全盘收购《明报》。后来，此事因故告终。此后，一直有报业集团同《明报》洽谈收购合并之事。
终于，在1991年12月11日，金庸与香港智才集团董事会联合宣布，智才收购《明报》的计划初步实现。
1994年1月1日，金庸完全退隐。1993年底，明报董事局发表如下启事：
明报集团于1992年2月改组，进一步发展多元化业务。1993年4月1日起，董事局主席查良镛先生要求改任集团名誉主席，逐步实现查先生分阶段退休之心愿，并推荐于品海先生出任主席。今年12月初，查先生致函董事局，希望自1994年1月1日辞去名誉主席及非执行董事之职衔，静心欢度退休后旅游、颐养、讲学及著述之生活。董事局再三诚意挽留，查先生恳切表示年近七十，志在‘放下、自在’。董事局虽极感遗憾，然必须尊重查先生之心愿。
查先生1959年创办《明报》，凭其学问修养、道德勇气和从事新闻工作之经验，以“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为信条，创造出文人办报、办期刊、办出版社而成功之历史。纵观《明报》三十四年间走过之路程，反映出查先生对人类世界、对中华民族及中国文化宝爱之情，亦流露出其谦谦儒者之大胸怀。
这篇启事不仅宣布了一代报业大亨查良镛退隐的消息，而且对他所创办的明报事业作了精要的回顾与中肯的评价，充满着明报同人对于金庸的敬爱之情。
金庸在明报集团保留了25％左右的股权，他计划分批出售到1996年底。为什么这样？他回答：
“我不可以在市场一次过抛出，这会压下股价，对公司不起，对我自己，对智才都是不好的。这样的安排和政治绝对无关。我的住宅正在翻新重建，花费不少，如果我对九七不乐观的话，就肯定不会重建我的旧房子了，花一大笔重建费用就很蠢了。”
显然，《明报》已投入了别的门派。这样一来，金大侠势必成了孤家寡人，这是否意味着大侠一手创建的，威震江湖、垂名数十年的大门派，如他笔下裘千仞的铁掌帮一般，从此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
大丈夫行事，俱具本色。故能撰武侠，能描绘江湖，能创建《明报》，能封笔归隐，也能卖出《明报》。
金庸深情地说：“《明报》是我毕生的事业与名誉，是我对社会、对朋友、对同事的责任。”
那么，他又为何卖出《明报》？且听他自己的解释。
一是自己年事已高，要趁早为报纸做个安排。1986年《明报》创办三十周年时，他已宣布不再担任社长一职，每星期只到报社一两次。“我精力渐渐衰退，如再继续掌管大权，企业和报纸会老化的。”金庸说：“应趁我头脑还很清楚的时候，做个长期的筹划，要使报纸、周刊和月刊的生命比我个人的生命长得多。”不难看出，这是年老的智者发自肺腑之言。
二是答应牛津大学的圣安东尼学院，做教授级的名誉院士并讲学。1992年底牛津大学接纳金庸为访问学者，这使金庸大为高兴。他说他在中学时就梦想去牛津或剑桥读书，没想到这个愿望在晚年实现了，且是去讲学！尽管金庸一再对人说去英国既非移民，也非为此才出售《明报》，但人们从中也能看出一些联系来。
三是为《明报》引进资金和管理的活力。《明报》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得冒许多投资上的风险，金庸是稳健的人，自不会像韦小宝那样以押宝为乐。《明报》的买主于品海也一再称：“金庸是文化人，不愿看到《明报》担风险。”在改组《明报》时，金庸力主把智才的南海纺织公司纳入到《明报》名下，以此来缓解《明报》的压力。
四是追求“无官一身轻”。在谈到失去《明报》控制权时，金庸说：“我的权力欲很淡泊，我觉得且自逍遥没人管是人生的一大乐事。”金庸还进一步对这潇洒的人生观做出解释：“我最佩服的便是范蠡和张良，功成身退，飘然而去。我所写的武侠小说中的男主角，陈家洛、袁承志、郭靖、杨过、张无忌、令狐冲、韦小宝，都是大吵大闹一番后悄然归隐的。”
看来，金大侠的归隐之志，绝非儿戏。
金庸对《明报》的买方作过精心的挑选。他不愿意收购《明报》的企业纯从生意出发，而不是对新闻事业有一种献身精神和责任感。他曾先后与十一家机构进行了洽谈，著名的有墨多克名下的《南华早报》、麦克斯韦尔的《镜报》集团、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集团和日本的《东京时报》集团等，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智才集团。除了不忍把《明报》卖给外国人外，也还因为智才集团的首脑于品海个人具有良好的条件。
于品海当年不到四十岁，生于香港，1976年赴加拿大读大学，1979年返港，曾在《明报》名下的《财经日报》做过翻译和编辑。1985年他成立智才公司，自成一派。
于品海承认：“金庸领导下的《明报》，在香港的江湖地位是数一数二的。”他明确表示：“我可以肯定的说，我们不会干预《明报》的编辑方针。”谈及金庸在《明报》的地位，于品海说：“我虽然也做过新闻，但与一个做了几十年的人相较，我拍马也追不上。”又说：“我们希望他能继续处理报社工作，特别是处理编辑和采访部门的政策。”
短期内，金庸对于《明报》大约还有影响。
然而，卖出《明报》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它反映了金庸这位“武林盟主”和“报业大侠”晚年的心境和际遇，也反映了他一生的理想和追求。
金庸自称已垂垂老矣。“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七十岁时的金庸仍能去英国讲学，仍能北上京城与中共高级领导人畅谈中国前途，仍能写社论，仍能每年出版一本英文的时事评论集，是老矣？金庸显然宝刀未老，如《射雕英雄传》中的周伯通，晚年的功夫更胜早年。
作为《明报》创办人，亲手卖出《明报》，心情不免有一份苍凉之感，金庸回答记者说：
“舍不得。我刚翻看明报的旧照片，眼泪都流出来了，有些旧同事已经去世了，真是舍不得。对于《明报》的旧同事，我有很深的感情。于品海先生加入的时候，我很明确的向他表示过，‘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这八个字仍然适用于以后的《明报》办社方针。《明报》的商誉就是《明报》最大的资产，《明报》的编辑方针是绝对不能变的。于先生是很聪明的人，不会这样做，是可以信任的。你们知道最清楚了，于先生并没有干预《明报》的编辑方针。事实上，《明报》不但销量创下了创办三十四年来的记录，广告创了记录，股价也创了记录，我还有什么不满意呢？退休完全是年纪问题，如果我是和于先生年纪一样大的话，就绝对不会退下，给我十倍价钱也不会出售《明报》股权。”
退休后，金庸要做什么？会去什么地方？
他说有两方面的打算，一是写历史小说，二是做一些研究工作。
历史小说，他会取材春秋时期的吴越及汉唐时代的史实。汉唐是中国最伟大的时期，春秋战国则是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那时的历史人物慷慨豪迈，激扬文字，思想开放。金庸的心中仍系着中国人的根。
牛津大学的St．Anthony（圣安东尼学院）和Maugdalen（摩丹伦学院）分别颁授他名誉院士和访问学者荣衔。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的荣誉，并于1994年四五月间邀请他讲学，主要是关于中国历史与小说。温哥华的British Columbia University（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也聘请他为兼职教授，他有时也去那儿讲课。
金庸做人，写小说，写文章，处处透露出学者风范。或许，他的骨子里就是一位学者。在宁静的黄昏岁月，他会不会奉献给读者几部沉甸甸的学术著作，尤其是他会不会将多年的佛经研读心得形成文字，令广大的读者分享那一份智慧与感情呢？
金庸是在杭嘉湖平原的秀丽山川与丰厚的人文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的血液中，流淌着江南文化的血脉。他多次表示，退休后希望能在杭州西湖边建一幢小屋，以满足对故乡的依恋和思念之情。
他的家乡海宁紧邻杭州，乘坐汽车仅需一小时即可抵达，而且历史上属于杭州府。金庸本人也在这座城市读过中学，当过记者。
杭州的美丽，宋代人诗人柳永有过脍炙人口的描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