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奇-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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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王世瑜在《明报》打工，职位是信差。他办事勤快、机灵，深得金庸欢心，便升为校对，后又升为助理编辑、编辑，一直做到《华人夜报》的总编辑。升职之快，一时无二。
但由于王世瑜与查夫人在编辑风格上产生矛盾，因而离开《明报》，进入《新报》，并创立《新夜报》。
王世瑜在《新夜报》上不停地制造新闻，欲贬低金庸。当时有人劝金庸告他，金庸却没有那样做，只是笑笑说：“小孩子嘛，总是这样的。”不放在心上。
王世瑜后来自办《今夜报》，赚了钱，便把报社卖掉，全家移民加拿大。
金庸一听王世瑜不办报了，立刻邀请他回来主持《明报晚报》，并任《财经日报》社长。
金庸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见，可谓侠骨柔肠，豪侠风度。宽容，一向是金庸笔下人物最大的特点之一。金庸认为，这是中国民族性中很重要的因素，也正体现了他的人格精神和处世原则。
在一般人心目中，金庸是一个威严而神秘的人。
他中等个子，国字脸，不苟言笑，初认识的会以为他不太好接近。
据说，他的管理手段虚虚实实，莫测高深。
他在社长办公室办公，很少在编辑部走动和与职员交谈，日间也不常回报社。敢于与查良镛面谈的高级职员不多，大家都觉得他深不可测。
然而，金庸的属下，曾长期在《明报》服务的王世瑜说他“深懂用人之道，懂得放手让下属办事，三十多年来我从未见过他辞退一名员工，或骂过一名下属，但公司内的同事对他均很尊敬。”
在报馆中，所有人都不称金庸为“查社长”，而称为查先生，连他自己打电话回报馆，也自称查先生。查先生不发脾气，但是他国字面型，在认真工作时，有不怒而威的效果。报馆同事，自然个个对他尊敬。这种尊敬，不仅是老板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对金庸这位有高超见识，有那么好的作品问世的文化人的尊敬。
金庸不擅辞令，讲话很慢，似乎每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有时，别人问得急了，他便会涨红脸，讷讷的，半晌说不出话来。
大概因为口才不太好，他喜欢以笔代口。他对于下属有什么指示或意见，经常用“写条子”的方式。以笔来管理一切，以笔来交际，这倒颇具有作家的风范。
有一次，倪匡、亦舒兄妹向金庸“抗议”，要求增加稿费。金庸总是左推右挡，以太极卸劲招术化去倪氏兄妹刚猛凌厉的攻势。
倪匡在一次宴会上，借着酒劲，大声疾呼，要求加稿费。他说：“查良镛，你赚了这么多钱，应该加稿费了吧！”
金庸笑笑说：“好好，我加！”总算摆平了倪匡。
后来，真的加了稿费，是5％。倪匡大为不满，打电话去骂，金庸讲不过他，于是便说：“好了好了，倪匡，不要吵了，给你写信。”
一听写信，倪匡几乎昏了过去，大叹：“我命休矣！”
金庸的口才敌不过倪匡，但讲到写信评理，倪匡绝不是对手。倪匡怕写信，他是一字千金，认为写信白写没钱收，只有傻瓜才做。
但金庸就是有点傻气，独独喜欢写信。倪匡说：“我从来不曾见过一个人像查良镛那么喜欢写信的。”
过了两天，查先生的信到了，拆开看，附列十几条条文，不是申诉报馆开销大，就是经济不景，唯有节约，最后例必是吾兄要加稿费，势必引起连锁反应。意即若你加，人家也要加，这笔开销不轻。直把倪匡看得心酸难熬，最后惟有弃械投降，不提加稿费了。
这只是作家沈西城笔下的趣事一桩。千万不要以为金庸是个吝啬的人。其实，金庸并不吝啬，他只是保持了文化人的习性，深谙节省之道，绝不富而后骄，乱花钱。他是应用则用，对朋友，倒是相当慷慨。这一点，倪匡的体会亦应当最深。
倪匡有什么困难，金庸都会帮忙。有时倪匡等钱用，金庸便会预支版税。倪匡支版税，并不是小数目，通常都过十万，金庸从来没有皱过眉头，顶多以带点劝告的口吻对倪匡说：“钱不要乱用呀！”
在倪匡的笔下，金庸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金庸本性极活泼，是老幼咸宜的朋友，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为了不使朋友败兴，可以唱时代曲《你不要走》来挽留朋友。
金庸的头极大，笔者有三个大头的朋友：金庸、张彻、古龙。这三个大头的朋友，头都大得异乎常人，事业上也各有成就。和这三个大头朋友在一起，常有一种极度安全感：就是天塌下来，也有他们顶着！
十余年前，金庸嗜玩“沙蟹”，“蟹技”段数甚高。查府之中，朋辈齐聚，通宵达旦，筹码大都集中在他面前。笔者赌品甚差，有一次输急了，拍桌而去。回家之后，兀生气，金庸立时打电话来，当哄小孩一样哄，令笔者为之汗颜。又有一次也是输急了，说输的钱本是准备买相机的，金庸立时以名牌相机一具见赠。其对朋友大抵类比，堪称一流朋友。
金庸在年轻时曾学过芭蕾舞，对古典音乐的造诣极高，随便拣一张古典音乐唱片放出来唱上片刻，便能说出这是什么音乐。
金庸十分喜欢驾车，更喜欢驾跑车。最早，用过凯旋牌小跑车，后来，换了保时捷。保时捷跑车性能之佳，世界知名，到了金庸手中，平均驾驶时速略为提高，大约是三十里。曾有人问金庸：“你驾跑车超不超车？”金庸答：“当然超车，逢电车，必超车！”其性格中的“稳”字，由此可见。
金庸不嗜酒，号称“从未醉过”。根本喝得少，当然不会醉。他吸烟、戒烟，次数极多，如今一样大吸特吸，并且相信了中年人不能戒烟的理论。
金庸也略藏书画。如今书房中所悬的，有史可法的书法残片；曾在他处看到过不知是真是假的仇英《文姬归汉图》；也曾见过四幅极大的（超过五公尺长）齐白石精品、吴昌硕的大件等等。
金庸也集过邮，不过他集的是花花绿绿的纸片而已。
金庸对吃并不讲究，穿亦然，衣料自然是最好的，但款式我行我素，不受潮流影响。
金庸的武侠小说，偶尔写到围棋，显示出作者十分熟悉棋艺。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金庸，也确实喜欢围棋，不过段位不高，司马长风曾戏称他为“棋坛闻人”。五十年代时，他与梁羽生同事，下班后经常在一起下棋。他还拜过一些著名的围棋手为师。1987年，陈祖德被邀请住入查府，一住就是几个月。据说他在太平山上的房子是轻易不接待客人的，可见他对围棋的喜欢。
聂卫平也作过他的老师，当然也去过太平山上的房于。1993年3月金庸赴京访问，丁关根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他，特地请了聂卫平作陪。在宴会中，丁关根问聂卫平：“你有几个围棋弟子？”聂卫平答：“最好的弟子是马晓春，但真正拜过师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关根说：“你怎么叫徒弟查先生？”聂卫平回答：“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说，他的年纪又比我大得多，我们是两头大。”丁关根又问：“查先生的围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聂卫平沉吟半晌，才说：“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众人大笑。
但金庸自言，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他的围棋也决非第一。
金庸的文化人品性根深蒂固，对于知识，永远怀着热情与好奇。他在中年后迷恋佛学，大约是想探寻生存的究竟。他购置了大量的佛学书籍，并且为了能够直接阅读佛经，他开始学习世界上最复杂的文字——梵文。
他一直自认英文程度不高，拼命自习，简直到了苦读的地步。从青年时代开始，金庸每天都要挤出若干小时读书，绝不松懈。所以，“成如容易却艰辛”这句话，是万万不错的。金庸的成功，丝毫没有侥幸的成分。
金庸性格认真，写作也是如此，一字一句，反复推敲，速度较慢。但是，这只是相比倪匡、古龙这样的作家而言，以一般的标准说，金庸仍然算得上快手。尤其是，他的武侠小说都是在一边办《明报》，一边写社论时写出来的，若非天才，谁能做到？恐怕许多天才也只能自愧弗如。
金庸构思一部新作时，有时会请来几位朋友征求意见，让他们每人拟出一个他们自认为最佳、最完善的结局。然而，金庸并不会采纳其中的任何一个，他恰恰是要避免别人能够想到的结局，而另外独辟蹊径，与众不同。
金庸有金庸的幽默。他曾对一个女孩说，她的“美丽增长率最高”。女孩子听后大喜，但沉思良久，恍然大悟：“原来是说我小时候难看啊！”
倪匡说金庸这个人很怪，求他不行，要引他上钩。
蔡澜一直在电影界混，一日突发奇想，想到《明报》弄个专栏玩一玩，找到倪匡。
倪匡面露难色：“这个很难，你还是叫我请你吃饭，这比较容易办。”
蔡澜问为什么，倪匡解释：“查良锒当他那张《明报》是性命是宝贝，尤其是那个副刊，一直以来，都死抱着不放。蔡诗人炎培不过是副刊校对，故此有个蔡校书之誉。你要写《明报》副刊，真是难过登天。”
蔡澜死不甘心：“倪大哥，你不帮我，普天下恐怕也没人帮得了我也！”
倪匡最怕哀求，当下便说：“让我想想办法，不过，你别太急。”犹豫了一下又说：“期诸三月，必有所成！”
接下来的几天，凡是有金庸的场合，倪匡必谈蔡澜。起初，金庸并不在意，过了一星期，终于忍不住问：“倪匡，蔡澜是谁？”
倪匡一听，心下大喜，鱼儿上钩了，嘴上连忙说：“哎哟！蔡澜你也不认得，文章写得这么好的人，你居然不认得，你怎能说是写稿佬？快点去买张《东方》看看吧！”
过了三天，倪匡又见到金庸。
金庸主动说：“你说得对，蔡澜写得不错，有多大年纪？”
“四十左右吧！”
“这么年轻文章就写得这么好，难得难得！”
“还不止呢！”倪匡跟着就把蔡澜精于棋诗书的事，一一告诉了金庸。
“哗！真是英雄出少年，什么时候给我介绍一下！”
“他很忙，我替你约约看。”倪匡吊金庸胃口。
又过了三天，倪匡对金庸说，蔡澜约好了。金庸盛装赴会，一见蔡澜，态度诚恳得出人意表，令蔡澜不知所措。
三人欣然就座，天南地北的谈，至中席，金庸推了推倪匡，轻声说：“我想请蔡先生替《明报》写点东西，不知道蔡先生有没有时间？”
倪匡一听，皱了皱眉头，结结巴巴地说：“这个……这个嘛！”
金庸又推了他一把，倪匡这才勉强说了。蔡澜一听，欣喜若狂，因为距他求倪匡向金庸说项前后仅两个星期而已！
与金庸相熟的人，都说他很有人情味，很重感情。对倪匡好，不用说了，就是对其他人，也非常的好。
王司马就是一个例子。金庸很欣赏王司马的漫画，自己的武侠小说修订重版时，指明要王司马为他设计封面和插画。
王司马因患病去世，金庸闻讯，不禁流下眼泪。王司马的殓葬费，全由金庸支付。出殡那天，他赶去扶灵，神情懊丧，就像死去的是自己的儿子一样。
《明报周刊》总编雷坡在台湾荣民医院养病的时候，无暇再兼顾周刊的编务，但金庸照发他的工资。
后来雷坡返港，金庸恳请他再任总编，同时了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健康，不限制他的上班时间，另外还给他大幅加薪。
对于人才，对于朋友，金庸从不吝啬。对于社会公益，对于文化事业，金庸也出手大方。有一次，他将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亲自捐赠给香港大学，港大校长过支票时，开了句玩笑，说金庸写漏个“零”字。金庸却当了真，立即又送去九百万。
多年来，金庸名下各种各样的捐赠，实在不计其数。
金庸“闯荡江湖”数十年，认识的人自不会少，而他人品高洁，才高八斗，又侠义心肠，胸怀宽厚，朋友自然也多。且看他们心目中的金庸又是何等样人。
名作家倪匡年轻时人称“小捣蛋鬼”，老了自然便成“大捣蛋鬼”。他性格直率，敢怒敢骂，有时候不免“胡作非为”，与金庸的性格完全不同。但他们相交相知三十多年，是一对要好的朋友。金庸称倪匡为“匡兄”，倪匡称金庸为“老查”。
倪匡佩服金庸，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金庸以前，没有这样好看的小说，金庸以后也不会有这样好看的小说。他一连写了四本《我看金庸小说》，开启了金学研究之先河。
倪匡既是名作家，又是金庸的好朋友，他笔下的金庸就多了几分生动和真实。想要了解金庸，不能不读倪匡的文章。在此特辑录几段倪匡记述他俩之间友谊的妙论，以飨读者。
坊间有流言：金庸小说，有不少是倪匡代写的。听到这种流言，倪匡乐不可支，认为真正太看得起倪匡了。他说，他若能写得出金庸小说的十分之一，已是死而无憾。
但这些说法自何而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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