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文集-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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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问及：“您去哪儿？”他回答说：“我要走进艰险，走进冷酷，带回坚强、无情的歌。”寻觅“坚强、无情的歌”，这本身没有错，这里唯一的问题是：这些歌难道正如泰戈尔所坚持的那样，都须用散文诗或散文来写吗？用散文来写歌，这个美好而难以实现的事却被泰戈尔实现了，而且并非是在他的鼎盛期实现的②。在第24首散文诗中，他用瀑布的形象来表达他的胸臆，他说他的诗歌像百折不挠的瀑布，时宽时窄；事实上，他的诗歌与其说是瀑布，还不如说是蜿蜒曲折的溪流。在第25首散文诗中，他发现他所有早期的作品都是高高在上的、贵族式的，它们像皇宫闺房里的庭园（泰戈尔语），幽幽深深，普通人民难以观赏；在高高的宫墙外面，耸立着一棵魁伟的桉树和几株金篮树，它们在晴空下欢欣鼓舞；他发现了其中的意蕴，并且决定把“温室和花盆里的诗歌”移植到他所谓的田野上，那儿它便能在韵律的森林里舒展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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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种倾向贯穿在全部散文诗中，直到最后。
②菩达迪瓦·波斯对泰戈尔的散文诗极为赞赏，在这一点上他远远超过了其他的批评家，他称“散文之歌”是泰戈尔创造性才能的又一表现。
然而，虽然诗人作出种种辩护，虽然他决定移植诗歌，但他好像难以把握自己，诗人的整个尝试，正因为这种举棋不定而受到损害，最终偃旗息鼓。这些带有情绪性和目的性的纷乱的辩护词，以及诗人对新的手法的热衷都是些表面现象，问题的实质在于诗歌的艺术内容正在发生变化；一个新的目的不时地表露出来，可是，诗人的辩护性倾向却模糊了诗歌以及这种变化的实质，诗人没有必要对自己的变化作出逻辑上的关注。总之，诗歌没有必要与逻辑上的陈述发生关系。通常，变化是悄然而至的，或者说是诗歌自身发展的一个部分。用诗进行辩论——这种次等的哲理诗，并非是泰戈尔所擅长的。诗人引入了这种人为的逻辑，其结果仅仅是孕育出了几首不能令人信服的诗作。当泰戈尔忘记为自己进行辩护时，他为自己的辩护才是最雄辩的。
人们感到泰戈尔是在一个相当疲倦的时期采用了散文诗这种形式，在这个时期，他的灵感日趋枯竭；而且在新的经验或观念的压力下，他还来不及找到一种更为合适的表达方法。然而，泰戈尔并没有竭尽全力使散文诗的形式臻于完善，诗人让许多杂乱的东西进入了诗歌之中。我们还记得在前面所引用的斯里库马·巴奈奇（SrikumarBanerji）博士的观点，他认为在这时期的作品中，泰戈尔似乎不怎么关心把素材放到适当的形式之中。（《边沿集》极其尖锐而且成功地讽刺了所有关于散文诗的喧闹！）泰戈尔，以及其他所有的人所提出的倡导散文的论点，听起来都是支离破碎的。泰戈尔的热情的评论者们，在泰戈尔对散文诗的热情中洞见了衰弱的症状，这并非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这些散文诗也圆满地完成了某些目的，比如，它们使得泰戈尔对自己的作品作出了杰出的评论，这种做法对他来说可是第一次。至少，这些散文诗表示了诗人对自己的早期手法日益不满。这种新的手法，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其他方法不可能企及的“静物”作品，这些作品具有既亲切又超然的风味。正是由于他对散文的执着，才使得他竭力去维护散文。泰戈尔前所未有地意识到，他过去的艺术并非属于人民，现在他希望唱出人民那悲伤而无语的曲子，正是基于这一点，他才以为散文是唯一的出路——诗人的错误也正在这里。泰戈尔对口语的利用是令人惊讶的，但是，他利用的口语是经过多年的文化沉淀而来的口语，其精深微妙是穷人们难以理解的，虽然他眼下希望成为穷人们的喉舌。他还大胆地从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中吸取养分，比如鲍勒人①的艺术传统。然而泰戈尔对这些传统的吸收似乎都是法乎其上的。就使用左派的措词而言，泰戈尔也没有“贬低”自己。虽然他自己不断追求，但他还是不可能变得普通起来，不可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诗人或者无产阶级诗人。他的言语和情感与他们不一样，这也许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他他们那样生活过。有些局限，最好还是接受，而不该与之搏斗。从许多方面来说，泰戈尔的散文诗其实是一条死胡同，后来他从这条胡同中出来了。散文诗的尝试以希望开始，以叹息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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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非象牙海岸地区的一个民族，以木刻艺术著称。——译者注。
无可否认，从许多方面来看，这种诗歌比诗人以前的作品要朴实得多。然而，我们可以料想，这是一种艰难的朴实，这是一种极其精美的朴实；现在，这种朴实甚至干脆否定了韵文的“镣铐”，这种诗看上去不像诗歌（它也不在乎）。泰戈尔散文诗中那外在的朴实风格，像他过去写的东西一样有人工的痕迹，诗人所选择的有些题材，虽然来自日常生活，但这些题材的处理却留下了他自己的个性。从散文来理解诗，那么需要读者受过一定的训练。不管这些散文诗对诗人还起了其他什么作用，它们却没有使他成为一个人民的诗人。
何为新时代，现代性的本质是什么，以及一个诗人如何才能与时代息息相通，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是棘手的，“包容性意识”（in－clusiveawareness）似乎是一个理想的答案，可是当我们试图说明这种意识时，我们会发现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泰戈尔虽然怀着迫切的社会同情心，但他希望更加接近普通人民的理想竟然会落空，这并不令人惊讶，而且这也并非完全是件坏事；与此时、现在和地方性进行调和，是违背泰戈尔的本性的。他用了两种极其具有特色的方法，来摆脱现在和具体事物的束缚，第一种方法是通过生活在记忆和回忆往事之中来实现；第二种摆脱的方法，是通过幻想和想象，到达某个理想的乐土来实现的（见《再次集》中《银叶树》第二节。）泰戈尔偏爱仙境，浪漫的事迹，以及“仙境的号角若隐若现地吹响”。泰戈尔是个“浪漫主义者”①，他后来也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不应当忘记的是，泰戈尔与《奥义书》的诗人们有着渊源上的联系，他的思想基础并非是现代主义的，这一点在他的那些成功的与平常的诗作中时时有所表现。他虽然作了种种调整，创造了新的形式（这种形式对别人的帮助远远多于对他自己的帮助），但他并没有牺牲自己最本质的东西。他是孟加拉语的伟大奠基者之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孟加拉思想的一个奠基者；把他当作一个无根的叛逆者，或者欧洲新潮诗歌的模仿者，这样的桂冠对他是不合适的。也许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不是标志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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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译本《新生集》。
拿《新居》这首小诗为例，诗中描绘了一幅唯美主义者所追求的牧歌情调的画面，这画面或许是天堂，真可谓是美妙的幻想！①然而，这画面却远离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难怪在诗歌的结尾处，诗人向幻想，这个骗人的精灵辞行。然而在诗人放弃幻想之前，他再一次试图竭力拥抱住幻想。②怀旧，你的名字是泰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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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事实上，这一切是诗人写给他儿媳的一封信的翻版。（见普拉堤玛·萨克尔的《解脱》。）
②正如欧文·巴比特评卢梭一样，“他拒绝调整自己的田园牧歌式的梦想，以适应令人不快的现实。”（《卢梭和浪漫主义》第74页。）席勒说他自己也是诞生在田园牧歌之中，对这种说法巴比特反驳道：“他有没有走出来呢？”（《论创造及其他论文》）；不知道巴比特会对泰戈尔怎么看呢？我们还记得（有点令人不快）特里阿农附近那玩具村庄里的茅草屋，“在那儿，马里·安东尼和他的侍女们扮演挤奶女工；这象征着特权阶层朦朦胧胧地向往淳朴的生活。”（爱米莉·内芙《欧洲诗歌的革命》第15页。）
其实，马俞拉基河畔现在、将来都建不成我的新居。
我从未见过马俞拉基河，从未亲耳听见它的名字。它的名字是眼皮上抹了幻觉的乌烟，用想象的目光看见的。
不过，我觉得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我恬淡的心灵
期待着辞别这里的一切，前往马俞拉基河畔。①
“哦，你的笛子发出了急切的召唤！”他在早期的一首诗里是这样写的，现在他又在老调重弹。在《再次集·短笛》一诗中，诗歌的直接背景是现代的，也许你会说这些背景太现代了；诗中对一个小职员的生活细节的描述既干练又敏锐，他惶惶不可终日，以致于没有完婚便仓皇出逃，（普鲁弗洛克有了一个孟加拉兄弟。）②他自言自语地说：“新娘未能步入洞房，但每日在我的心房进进出出。她永远在我的心间，她身裹达卡绸纱丽，眉宇间是一颗硕大的吉祥痣。”然而空虚的生活，并没有把他的生活压跨——这便是泰戈尔的笔法，通过想象，这个小职员超越了命运的捉弄，诗人添上了或者说虚构了一个意外的美丽的音符，诗人这样做不但表现了一种技法而且还显露了他的思想倾向；音乐的无形的翅膀驮来了解脱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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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本书《再次集》。
②普鲁弗洛克：T·S·艾略特的成名作《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抒情主人公；此篇论文的作者认为《短笛》中的小职员与普鲁弗洛克可以相提并论。——译者注。
小巷恶浊的空气中，常萦绕他的笛音。……顷刻之
间，小巷恍如哀绝的醉鬼呓语般的虚幻。我陡地感到，我——穷文书哈里帕特，与莫卧儿的皇帝阿格巴尔无甚区别，破伞与华盖循着凄婉的笛音一齐飞向天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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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本书《本次集》。
这是对音乐的崇高的致敬，音乐被当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良药。社会学批评家们也许会提出，这种不切实际的和解只会加深阶级之间的鸿沟，而且还会被当作一种证据，来为反动的观点服务；仅仅靠着这些超念的美味佳肴是否可能解决社会矛盾？但这是从错误的一端来看待这首诗，社会学在这儿走得太远了。我们不能说泰戈尔无力把握现实，因为他试图从理想的角度来解释他所熟悉的现实，在这首诗里，诗人是从超阶级的审美理想入手的；也许是由于诗人把握不住理想，才真正导致了用情绪替代幻想，导致了逃跑形象重复出现的情形。这样做是错的，它把逃跑形象与幻想拧在了一起。
在另外一首描述富于想象力的少女的诗歌——《笛手》中，我们还能找到同样的情致。在第三节中，当那位少女听到了笛手吹出的曲调时，诗人把她的内心情感描绘得极其强烈，简直是情撼山河；随后而出现的概括，也写得同样优美，这是泰戈尔的特色；诗人认为，青少年的那种柏拉图式的爱情总是美丽的：
上苍没有赐我翅翼，是你吹的歌曲赋予我梦魂和飞上乌云滚滚的天空的疯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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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泰戈尔散文诗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版，第483页。
相对来说，这首散文诗的结尾有点柔弱而且“诗意化”，在最后的一行诗中，诗人让她说出她的地址对笛手将永远是个谜，“哦，笛手，我住在听得到你笛音的远处。”这一行诗表现了泰戈尔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渴望的诗人，而不是表达完满的诗人；这一行诗正好印证了伊奎巴尔（lqbal）那颇具争议的论断：在泰戈尔和现实之间总有一层面纱。这层面纱没有揭去，现实与浪漫理想之间的距离依然存在（任何声称已经刺穿这层面纱的人是个勇敢者，而且这个人往往勇敢有余，真实不足）。
泰戈尔不仅是个浪漫主义者，而且就他的性格而言，有时他还是一个崇尚古风的人。然而，他也许并非是真正的尚古，因为他还有自己的选择，并且作出自己的思考。比如《黑牛集》中的《称呼》一诗，当诗人看到他的妻子在忙于梳妆打扮时，他突然觉得他的妻子焕然一新，那层熟悉的薄纱被揭去了，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牧歌式的爱情；诗人的思想高高地翱翔，回首往事，思绪连翩。面对这个特殊的情景，诗人该作出特殊的反映，他想用名城阿旺提和乌贾因的方言来称唤她——这两个城市都散发着古典文学的芬芳。当她离开梳妆台，走向起居室时，诗人似乎觉得她正去赴一次神秘的幽会，她似乎是来自梦幻世界的一首乐曲；诗人匆匆地走进花园，采来了一束鲜花。
今日黄昏，你是古代的美光，我是古代的平民阿吉
德古玛尔。
我要说一句深思熟虑的话——可笑只管笑。我酝酿这句话的过程，有如你细致地盘发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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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泰戈尔散文诗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版，第471页。
要忍住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