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红颜-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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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黑格尔和恩格斯，我们把一瓶芬兰伏特加喝的干干净净。
“我要走了。”她眼睛迷离地看着我，却不起身。
“喝这么多酒怎么能开车？这里TAXI也不好叫，你就住这儿吧。”我说。
“哼，我就要看你留不留我。”她笑了，“那我先去洗个澡。”
我把我的干净浴衣取出来交给她，“对付用吧，没女式的。”她接过浴衣，去卫生间了。
我打开电视机，N正在播国际新闻：耶路撒冷又发生针对犹太人的爆炸事件；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发生流血冲突；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绑架西方旅游者作为人质；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地区实施种族灭绝计划，大规模屠杀阿尔巴尼亚族平民……没有一条好消息。
卫生间的门开了，卢曦笑盈盈地站在那儿，乌黑的长发散披在肩上，容光焕发，芬芳扑鼻。她穿着我的浴衣，并不太长，因为她个子很高。但过分肥大，像袍子一样。
她问我：“合适吗？”还就地转了一圈。
我笑了，说真好看。
她说：“真的？”
我点点头。
她又问：“我在哪间睡？”
我用手指给她，说被褥都是干净的。
她想了想，又问：“你不来吗？”
我笑着摇摇头，说：“我习惯一个人睡。”
她长久地注视着我，目光十分复杂，然后快步走到我身边坐下，用双手搂着我的脖子，问：
“你必须告诉我为什么？”
我的浴衣对于她来说本来就肥大，此时袖子已褪到了肩膀，两条丰腴的胳膊环绕着我的脖颈，更要命的是浴衣的腰带已经松落，她美丽的乳房和白嫩的腹部尽在我眼前。
她感觉到了我的身体反应，笑了，用手摸着说：“我还以为你有毛病呢，现在你更得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了。”她一边说，一边跨坐在我的腿上，浴衣早已滑落，就那样赤裸裸的，我可以闻到浓郁的肉香。我艰难地把头扭向一边，因为她那丰满的乳房已经贴在了我的脸上。
她在我耳边急促地呢喃：“来吧，我不漂亮吗？我的下面都湿了。”
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本能，说：“你漂亮，你是布拉格最漂亮的女人，我只是想和你能保持一种纯洁的友谊。
她仔细地审视着我的眼睛。
我问：“你不相信我的话？”
她松开了我，说：“其实我也希望在这世界上能有一个纯洁的朋友和一段纯洁的友谊，只是我以为这样对你不公平。那我睡觉去了？”
我点点头。
她拣起睡衣，却并不穿上，只是在手里拿着，就那样裸体走到她的门口。
看着她那翘翘的圆圆的屁股，我一阵眼晕。
在门口她又回过头来扑哧笑了：谁会相信今天晚上我们没在一个床上睡觉？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Goodevening！”
她轻盈地去了。
早晨我醒来时，她已不在。
两年匆匆过去了，我们经常在电话里交谈，也见过几次面。我知道她生意做得非常好，手里握着大把的客户，着实赚了些钱。我劝她找个人嫁了，或者正式的同居，安安定定地过日子。她说嫁谁？和谁同居？是你吗？是你我就愿意，可你又不要我，还讲什么？天涯漂泊我无家，早想开了。
我苦笑。
有一天晚上，她又打来电话。这次不是漫无边际地瞎侃，她上来就问我对捷克市场的看法。我们俩都一致认为这里既不可能做大，也不可能做长。然后她说：“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挪个地儿呢？”
“能去哪儿呢？”我反问。
“我倒有个好地儿，到时候你跟我一块儿去，好吗？”
“哪个国家？”我问。
“暂时保密。不是不相信你，是你身边儿人太多。”她娇嗔地说。
“好吧，走的时候记着来找我就行。”我其实也是开玩笑。
她没来找我。
倒是陶川出狱了，在满世界找她。
她不见了，如同水滴蒸发。
第三十二章 黎海民驾到
1996年的波希米亚有一个多雪的冬天。
12月21日一大早，我开着车一路打滑象蜗牛一样在雪地里慢慢爬到了布拉格机场，——我的朋友黎海民今天要从雅典飞来。
我几乎一夜未睡。
他昨天从希腊打来电话，告诉了我他乘的航班号码和到达时间——早上7点25分。我的车子化油器好像不大好，天一冷就不好好着车。按这两天的温度，我要是早晨醒来再去着车，肯定走不了。怕误事儿，我就隔两三个钟头去着一下车，隔两三个钟头去着一下车，哪里还能睡觉？
黎海民是我少年时代的朋友，我们共同度过了“文革”的悲惨岁月。他年龄已经不小了，大约长我八九岁的样子——文革前一年就考上大学了嘛。他家本来在北京，他的父亲是1938年入党的干部，大学文化，在当时的干部队伍里可算是凤毛麟角，因此被一位中央领导人看中，调去做了秘书。不幸得很，那位领导人在50年代党内残酷斗争中倒了台，从国务院副总理的位子上一个跟头栽到底儿，文革一开始又锒铛入狱。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株连九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更何况秘书这样的幕僚了。黎海民的父亲被连降六级，发配到我们这个边疆大省做了一名小干部。按说日子也安稳，此地民风淳厚，不会冷眼看人。谁知没几年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好人都要脱层皮，更不用说他这种底儿潮的人了。
凄惨和苦难人人都知道，打住。
黎海民于“文革”中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个百八十人的农机厂做翻砂工。工人们更是质朴，谁也不歧视这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大家跟他亲亲热热，一家人似的。两年过去，他竟把厂里最漂亮的女工娶回了家。要说他太太也真是好人，在那种暗淡的岁月里谁还能指望他有出头的一天？厂革委会主任和工会主席都找他太太谈过话，指出她的阶级立场没有站稳，告诫她如果一意孤行，她一生的前途就毁了。不仅永远不可能入党，而且一遇政治运动就要首当其冲地受到审查。
她不回头。
她说前途毁了就毁了吧，不能入党就不入吧。我要是不嫁黎海民，谁还会嫁他呢？他父亲是他父亲，他是他。他不是坏人。他都笨成那样了，能是坏人吗？她爱上黎海民似乎完全出于一种善良的本性，一种怜悯——他什么也不会干，什么也不想干，除了一个人悄悄哭，就是发呆。她不忍看人痛苦，便去安慰他，讲故事给他听，约他去看革命样板戏。和他一起跑腔跑调地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啊……”，跟他一块儿去食堂吃饭——那时吃饭要粮票的，还分粗粮细粮。每个人一个月有三斤细粮，也就是白面，其余都是粗粮，玉米面、红薯面、高粱面什么的。她把细粮都给黎海民吃，自己顿顿吃粗粮。
有一个星期天，她来黎海民的宿舍帮他拆洗被子，见他又在一个人流泪，赶紧过来问他又怎么啦？没想到黎海民抓住她的手不放，说你要是真可怜我就嫁给我！她愣了半天，轻轻叹口气，说好吧。
黎海民的感觉是幸福到顶儿啦，再也不可能有新的幸福了。他清楚得很，他爸爸的问题不同于我们这些人父亲的问题，他爸爸是受老首长的牵连，而老首长的案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御批的铁案！
除非乾坤倒转，
除非红日西升，
除非改朝换代，
他这辈子根本不可能有出头之日。
能娶这样一位又漂亮又善良的女工人阶级做老婆，还不算幸福到顶儿了吗？
新婚之夜，黎海民泪流满面的搂着她说：“这辈子我是没指望了，如果真有下辈子，我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
太太斥责他：“又哭，又哭，那么大个男人，泪水比尿还多。”
他们有了一个儿子，过着平淡甚至有些拮据的生活，但黎海民已经非常非常满意了。
可谁想到真的就天翻地覆了！
1976年10月6日，平地一声惊雷！
紧接着，好消息接踵而来，先是批判了两个凡是，接着又是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黎海民的心里有了一丝希望。
1978年，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大批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纷纷得到平反昭雪，黎海民父亲的老首长再度复出。黎海民欢欣鼓舞，他知道云消雾散的日子不远了——用不着老首长说话，老首长的复出就说明父亲的问题全部是莫须有。他兴高采烈地对太太说：“等着瞧吧，老爷子的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太太倒不觉得有什么，解决不解决吧，日子不还是照样过吗？当然，老爷子的冤案应该得到平反，也让革委会主任和工会主席看看我阶级立场到底站得稳不稳？
没过多长时间，一份平反决定和一份任职决定几乎同时宣布：黎海民的父亲彻底平反，就任省委秘书长。
黎海民告别了翻砂车间，来到省广播电台当了记者。
那时我们这帮纨绔子弟整天无所事事却又兴奋得紧，常常聚会，当时还不懂走私贩私倒卖批文拉大旗做虎皮骗钱花，只是痛饮啤酒后趁着三分醉意指点江山，臧否人物，人人都是一付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劲头儿，狂妄得很——也难怪，憋了十几年了，不疯一阵子也收不了心性。
在聚会中屡出惊人之语的当属黎海民，因为他是记者，加上又有通天的关系，经常有内部消息透露给我们。当时中央正在召开理论务虚会，新观点不断提出，他便不断给我们传达：
“东方红不能唱了，这支歌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要唱东方红，就不要唱国际歌。要唱国际歌，就不要唱东方红。东方红说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而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大海航行靠舵手也不能唱了，这支歌颠倒了党和人民的关系。什么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人民是水，共产党是鱼。”
“为毛泽东建立纪念堂完全是错误的，且不说他当年也亲笔签字要求身后火化，他一个人占这么大一个建筑不光脱离群众，也脱离了与他几十年生死与共的战友们——为什么不能到八宝山跟战友们在一起呢？看了人民日报XXX副总理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了吗？第一句话就是敬爱的周总理生不争权，死不占地。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深有同感，尤其是对长时期的个人崇拜更是厌恶至极。按道理说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世家子弟，文革中曾高唱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现在竟一个个成了标准的持不同政见者。
真是物极必反。
我知道，他的父亲比我们的父亲多倒了十年霉，而且是毛泽东直接处理的案子，他的怨气自然要比我们大一些。
可是想想建国后的这些事儿——批电影武训传为文字狱开端，俞平伯惹祸，马寅初遭殃，梁漱溟被禁止说话，胡风入狱，丁玲被难，反右派让几十万人同时闭嘴，连战功赫赫的彭德怀都以言获罪。几亿人去打麻雀，几亿人去炼钢，党报上充斥着好大喜功的谎言，伟大领袖开始为老百姓吃不了这么多粮食而发愁，一转眼就饿死了上千万人！而那些忠心耿耿维护神权的英雄豪杰呢？
在庐山时罗瑞卿晚上在路边撒尿，无意中看到了从彭德怀那里出来的周小舟等人，立即呈上密报折子，反党集团遂成铁案。
刘少奇在中央全会上痛斥彭德怀，说他刘某人就是要对毛泽东个人崇拜。
陶铸写信给同道，说我们共产党人对领袖的忠诚应该象旧式女子嫁人一样，从一而终。
结果怎么样呢？罗瑞卿被逼得跳楼摔断了腿，仍被用大筐抬去斗争；刘少奇赤身裸体的惨死在开封，胡子和头发都有一尺长；陶铸果然做了烈女，在监狱里写下‘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寒’这样凄惶无奈的诗句后与世长辞。想想这些，真让人气短。那时我们都非常关心政治，一本封面上印着“仅供中央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阅”的南斯拉夫老共产党人德热拉斯在铁托的狱中写就的《新阶级》，几乎被我们翻烂。
然而，黎海民很快便把自己的兴趣进行了战略转移，转移到各式各样的女人身上。
那时我们还很正人君子，远远不像后来那样放浪形骸。
我记得那是个五一节，我们一群朋友在餐馆里聚会，黎海民带来了几个打扮得很妖娆的女孩子。我们也并不是没有和女孩子一起喝过酒，但那仅限于我们同样出身的姐妹，在我们心中，她们并没有太多异性的感觉——跟我们穿一样的皮夹克，一样的洗得发白的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