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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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的表现上。他既然当过反对派的领袖人物,积极反对过斯大林的领导, 现在又忠心效命于他,那么他也可以效命于别人,如果斯大林被推翻的话。 因此,他可能被认为,支持现政权不是出自内心,至少是有保留的,因为在 20 年代他曾为斯大林地位的上升而感到懊恼。这样的人,如果再具有杰出的 领导才能,那将是危险的。当然,即使他没有在实际工作岗位上表现出杰出 的才能,也照样会被搬开和消灭,因为他曾是反对派的一位领袖人物。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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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派被彻底地消灭的年代,他这样的人是在所难免的。况且把他打成阴谋集 团首领还能收到另外的效果,即可以把30 年代初工业冒进中出现的事故、挫 折、失败的责任推到他这个原反对派领袖人物身上,让他这样一个勤勤恳恳 为社会主义建设卖命的 “傻瓜”充当错误政策的替罪羊。 在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的所有被告中,可以说拉狄克是一个最富戏剧性 的人物。这样说,不仅是因为他的性格和他的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而 且还因为他在被捕前后的表现。 卡尔·帕恩哈多维奇·拉狄克是一位老资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1902 年他加入了波兰社会民主党,1904 年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 年,他积极参加了德国左翼社会民主运动,曾经参加了社会党的齐美尔瓦尔 德、肯塔尔和斯德哥尔摩的国际代表大会。因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 森堡一起反对改良主义,在大战前被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此期间,拉 狄克与列宁经常接触,受其很大影响。1917 年 11 月,他成为俄罗斯苏维埃 联邦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之一。1918年,德国爆发革命后,他秘 密潜入德国,作为苏维埃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德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参加了 德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被德国当局逮捕。出狱后,于 1919年 12月返回俄 国,后来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东方中山大学的校长、 《真理报》和 《消息报》常务编辑。1919—1924年,他是俄共 (布)中央委 员。1918年,他是 “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人之一。1923年参加了托洛茨 基反对派。在党的十五大上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骨干被开除出党。1928年 1月至1929年5 月,他被流放。1930年 1月,由于他递交了关于脱离反对派 的声明,恢复了党籍。1932 年至 1936 年被捕前任联共 (布)中央国际情报 部主任。 拉狄克作为国际共运的活动家,其功绩和影响不容忽视。不过,我们在 这里主要介绍一下与他被审讯的有关情况,而且主要介绍他的弱点。拉狄克 性格弱点中最显著的一点是喜欢吹牛皮,说大话,自我炫耀,装腔作势。无 论是发言还是作报告,他总是天南海北地夸夸其谈一通,极力显示自己是个 重要人物。同时为了哗众取宠,特别爱穿插一些低级的、并不总是文雅的笑 话。然而,他确实知识渊博,富有才气。他的很强的记忆力和他的博采广闻, 使他能够随时抖落出有关任何一个国家、政党、事件和政治家的大量情况。 在国际关系领域,他是公认的权威性专家,他提出的有关对外政策的意见, 常被政治局所采纳。1919年,拉狄克曾建议列宁不要进攻波兰,认为这样做 将引起波兰包括工人在内的广泛的抵抗。事后,列宁承认说,政治局犯了一 个大错误,那就是没有认真听取拉狄克对形势所作的精辟分析。但是,拉狄 克真正的天才是办刊物和写文章。列宁深刻了解拉狄克的长处和短处,始终 认为不能将真正重要的党政职位交给他,其主要原因是他缺乏踏实严谨的工 作作风和能力。当时,政治局主要把他当作一个天才的记者来使用,让他担 任一些与外交部业务有关的职务。 当党内出现所谓左翼反对派时,拉狄克经过一番犹豫参加了托洛茨基反 对派。1927年底反对派失败之后,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这里,起初他表 现得真有些不同政见者的骨气,以他措词强硬、笔锋犀利的书信和声明,鼓 励反对派成员坚持斗争。1928年,当他得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向斯大林 投降后,立即咒骂他们二人,并表示自己要永远说真话。但他仅仅在西伯利 亚呆了一年半,便因害怕无限期的流放而决定向斯大林缴械以换取自由。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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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为独立的思想家和政论家的拉狄克不存在了。他作为天才的记者的才 华,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他在咒骂托洛茨基时用词之尖利,在吹捧斯大林 时用词之肉麻,都为同行们所望尘莫及。因此他受到原反对派成员,甚至与 反对派没有牵连的老布尔什维克的鄙视。拉狄克已经不能求得反对派的宽 恕,只有死心蹋地在媚事领袖、鼓吹个人迷信的道路上走下去。由于拉狄克 立下的新功,他重新获得了走进克里姆林宫的殊荣,甚至得到了长期通行证。 他又开始在斯大林的办公室甚至别墅中抛头露面,得意非凡。1933年,拉狄 克以其特有的文学才能,写了一本名为 《社会主义的建筑师》的小册子。在 这本书中,他以后人追忆的形式,通过某位20 世纪60 年代或 70年代的著名 历史学家的回顾,塑造了斯大林作为变革人类社会的伟大天才的光辉形象。 他的这本书得到了极大的成功,被作为全国所有党支部的必读物。拉狄克的 命运之星也增添了新的光辉,他被任命为 《消息报》主编和政治局对外政策 的高级顾问。他还成为 《斯大林宪法》的起草人之一。1927年曾亲自逮捕过 拉狄克的雅哥达,现在对这位过去的 “阶下囚”也变得毕恭毕敬。当时,一 位老布尔什维克说: “您瞧瞧那个拉狄克!哼,如果没有参加过反对派那段 历史,他今天绝不会如此官运亨通!” (21) 拉狄克和皮达可夫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决裂以后,积极参加了反对托洛茨 基主义和托洛茨基本人的斗争,根本不存在他们与侨居国外的托洛茨基藕断 丝连和暗中来往的情况。1936年8 月21 日,皮达可夫就“托—季联合中心” 的公开审判,在 《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 《无情地消灭卑鄙的杀 人犯和叛徒》。文中说,他无法用言辞来充分表达自己的愤懑和厌恶之情。 这些人已经丧失做一个人起码的尊严。应当将他们消灭,就像消灭污染苏维 埃国家清新空气的尸体一样。同一天,拉狄克在 《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题 为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法西斯匪帮及其首领托洛茨基》的文章。在文中, 拉狄克称托洛茨基为 “嗜血的小丑”和“法西斯的总头子”。托洛茨基及其 儿子谢多夫也逐渐对拉狄克和皮达可夫完全失去了信任。自 1929年起,他们 就在报刊上指名斥责拉狄克。1932 年,谢多夫派自己的一名亲信去苏联时, 特别指出: “在前反对派成员中,投降主义者有两股潮流,其一是拉狄克一伙,已 经与托洛茨基彻底决裂。在任何情况下,他 (指被派去的人)都不应与这股 势力建立任何联系 ” (22) 但是,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等与托洛茨基前反对派的彻底决裂和以后多年 的忠诚工作,也无法使他们避免内务部非人的精神和肉体折磨和必然被消灭 的命运。 1936 年 10 月,内务部遵照中央少数人定下的调子,对 “平行中心”的 被告开始了新的一轮审讯。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当政以后,对这一次秘密 审讯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审查表明,这一案件的侦讯工作是加速进行的, 是不客观的,是以极其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方式进行的。” (23)赫 鲁晓夫形象地描述叶若夫办案的方式,即 “闯进住宅,抓住人的衣领,拖进 监狱,在那里进行拷打,打出供词,并根据这样的未被任何旁证证明的供词, 对其进行审判。” (24) 1961年,直接参加了这一案件侦讯工作的苏联内务部前工作人员A ·加 佐夫、R ·约里什、A ·沃罗宾,回顾和揭发了当时侦讯的情况。他们说,内 务部领导要求侦讯人员必须像对待人民的敌人一样对待托洛茨基分子等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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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派分子,要千方百计地把他们的敌对活动搞清楚。为了搞出需要的材料, 侦查员们采用了劝说、讹诈和威胁的手段。拷打、体罚、夜审、 “车轮战”、 长时间的罚站等,是普遍使用的手段。 所有的侦讯手段都可以使用,只要能达到一个目的,即从精神和肉体上 摧毁犯人的意志。前内务部副人民委员 M ·弗里诺夫斯基1938年被捕后供认 说,负责对 “平行中心”的被告进行侦讯的人,通常是采用肉刑的手段,直 到犯人同意作出强加于他们的供词。在犯人认罪以前,一般不作审讯记录, 不安排对质。有时候,多次审问,却只有一次记录。有的时候审问记录是犯 人不在场的时候编写的。先由侦讯人员编好犯人的审讯记录,然后由内务部 干部加工后,重新打制一份,让犯人签字。对于供词中犯人的申辩以及供词 中的明显的错误和矛盾之处根本不作调查和分析。 “平行中心”的大多数被告对这样的审讯进行了长期的反抗,拒不认罪。 穆拉洛夫被捕 7个月零 17天后才认罪。谢列布里亚科夫是3 个月零 16天后 认罪的。拉狄克是2 个月零 18天,图罗克是58 天,诺尔金和利夫希茨是51 天,德罗布尼斯是40 天,皮达可夫和舍斯托夫是33 天。但是,由于内务部 对犯人的长期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使用 1934—1936年各种审判中得到的所谓 揭发材料对他们进行讹诈、劝诱和胁迫他们为了党粉碎托洛茨基的需要,以 及以党中央的名义给予不杀的许诺,最后他们都先后认罪并交待了罪行。 就连被认为认罪态度好和“揭发”别人有功的拉狄克也受到了严刑拷问。 他对斯大林的忠诚效命换来的是被捕和刑讯的奇耻大辱。这样的刺激使他变 得异常地顽强。为了 “加工”拉狄克,内务部投入了一大群侦讯人员,其中 包括以残忍出名的贝尔曼和小克德洛夫,甚至对他施用了 “车轮战”,即连 续几个昼夜的体罚和攻心。使侦讯人员十分惊奇的是,他居然挺住了。无论 侦讯人员如何侮辱他的人格,他都能默默忍受,拒不承认是托洛茨基在国内 的秘密代表。甚至有一次在莫尔恰诺夫夜审他时,他居然敢于以反讹诈对付 莫尔恰诺夫。事情是这样的: 当莫尔恰诺夫步步进逼时,拉狄克突然狂怒地用拳头捶着卓子说: “好 吧!我这就签字,要我签什么我就签什么!我承认自己曾企图杀死全体政治 局委员,还想把希特勒扶上克里姆林宫的宝座。但我必须在我的供诉中补充 一点,一个小小的细节,即除了你们强加于我的同伴之外,我还有一个同党, 这个人姓 莫尔恰诺夫 是的,一点不错,就是莫尔恰诺夫!”拉狄克歇斯底 里地狂喊起来: “听着,既然您认为必须要有人为党的利益去牺牲,那就让 我们两人一块去牺牲,去死吧!” 莫尔恰诺夫的脸色顿时变成了一张白纸。他的狼狈样儿使拉狄克非常满 足。 “您可知道,我在想些什么吗?”拉狄克继续说道,“我在想,如果我 真的向叶若夫提出这一条件,他一定很乐意接受。要知道,对于叶若夫来讲, 当问题涉及党的利益之时,一个莫尔恰诺夫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为了让像我 拉狄克这样的人物答应出庭,他会二话不讲地再添上一整打莫尔恰诺夫之 流!” (25) 内务部门这时广泛采用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和 鼓励。1939年 1 月 20 日,斯大林向各州党委和地方党委,各加盟共和国中 央委员会,负责内政的人民委员部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各级组织的负责人, 发出了一封密码电报,谈到了大清洗中的刑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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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肉体压迫方法是得 到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许可而在1937年以来实行的众所周知,任何资产 阶级谍报机构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代表都是采取极其残酷的肉体压迫的, 既然如此,难道社会主义的谍报机关却允许对资产阶级的凶恶敌人采取人道 主义的态度吗?’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认为仍然有必要对那些人民的公开 的顽固敌人采取例外措施——肉体的压迫,这是正当的做法 ” (26) 像第一次公开审判的准备一样,除了肉刑外,内务部使用了更为有效的 欺骗和人质手段,尤其是以人质相威胁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