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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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布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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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在谈话中回顾了联共　（布）中央领导1932年讨论　“柳金案”以来，路线和　政策的急剧变化。布哈林说，柳金的所谓罪行本身和通过对柳金案的调查证　明，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中普遍存在着对斯大林的不满。人们认为，斯大林　因其错误政策应对20　年代未和30　年代初国家的灾难负责。　“党内普遍存在　的看法是，斯大林通过实施他的政策而使国家陷入了绝境，是他使农民起来　反对党的，只有把他从党的领导岗位上搬开才能挽救局势。中央委员会的许　多有影响的委员都持这种观点。”在人民和党员所表达的不满中，老布尔什　维克柳金所秘密散发的纲领　“特别显著”。⑧布哈林说，柳金问题在党中央　政治局进行了讨论。斯大林主张判处柳金死刑，因受到基洛夫的坚决反对而　作罢。但是，从这一事件上暴露出基洛夫主张一条与斯大林不同的温和路线，　其中心内容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行党内和解，反　对恐怖政策。布哈林以党的十七大前后基洛夫受到党内外热烈拥戴的情形为　例，说明了基洛夫的路线的正确。在列宁格勒党代表的选举中，代表们对他　的拥护和推崇达到狂热的程度，他们喊起了　“我们的米罗尼奇万岁！”布哈　林接着说，由于基洛夫被杀，　“风向完全倒过来了：不是朝向党内和解，而　是朝向了加强党内的恐怖，其必然的结果就是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把那些　其党内经历可能使他们成为斯大林的对手和政权竞争者的人全部从肉体上消　灭。”⑨最后，布哈林概括了自己的命运，他说：　“所有我们这些有某种光　辉革命经历的老布尔什维克，都战战兢兢地躲在自己的洞府里。难道这是因　为还没有从理论上表明，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是不良分子吗？对于任何一个　人来说，只要他一旦被牵连到某个被审查的人，他的命运就决定了。没有一　个人敢于为我们辩护。”⑩　　　　　　当时，布哈林还见到了西奥多·丹和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著名的孟什　维克马尔托夫的妹妹莉迪亚。布哈林在与他们的私下谈话中，还表露出他对　斯大林的绝望，对时局和自己命运的忧虑。西奥多·丹劝他留在国外。莉迪　亚后来回忆说：　“我记得，布哈林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纯真的困惑的表情。他　似乎生气地耸耸肩膀说，　‘我怎么能不回去呢？当一个侨民吗？不，像你们　那样当侨民，我决不干。不，让它随便发生好啦。况且谁料得到呢？那种事　或许根本不会发生’。”　（11）国内形势的发展很快证实了布哈林对时局和　个人命运的担忧。　　　　　　以布哈林为首的所谓右倾反对派被作为反革命阴谋集团提出的时间是　1936年8　月，即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时。审判组织者利用被告季诺维也夫　和加米涅夫等人的供词，点出了右派阴谋集团的存在，然后由维辛斯基于　8　月21　日正式宣布了对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进行侦查的决　定。　“侦查”虽然不是定性，但其政治含义在当时是尽人皆知的。　　　　　　宣布对原右倾反对派领袖立案侦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托姆斯基的自杀。　　　　　　当时，托姆斯基在苏联国家联合出版公司工作。他密切注视着中央的政　治动向。当报上公布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供词后，他给当时的联　共　（布）中央书记和监察委员会书记叶若夫打电话说：“如果一切诽谤和造　谣中伤堆到我头上，那么我该怎么办？放弃事业吗？显然，党就不再需要我　了。”叶若夫回答说：　“别说蠢话，这全部都是胡说八道。工作吧，我们相　信你。”　（12）　　　　　　像对布哈林和李可夫一样，叶若夫对托姆斯基也采取了两面派手段，就　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接受审查而叶若夫刚刚向托姆斯基说过上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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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后，联合出版公司的党组织受命讨论了托姆斯基与　“托一季中心”的关系　问题。尽管托姆斯基对有关他参与　“托一季中心”活动的说法进行了严厉的　驳斥，但他的发言未经任何调查就被毫无根据地斥之为两面派行为。　　　　　　8　月21　日，托姆斯基很晚才回到博尔舍沃的别墅，整夜辗转不宁，难以　成眠。他秉性刚直，无法忍受对他的凌辱，无法忍受关于他背叛党的事业的　诽谤。8　月22　日早晨，照常有一辆汽车来接他上班并送来了报纸。报纸的第　一页上赫然醒目地写着：　“清查托姆斯基一布哈林一李可夫及皮达可夫一拉　狄克同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匪帮的关系”。其它版面上刊登了有关公审的　报道，还有维辛斯基　8　月21　日的声明。另外，还有10篇文章，表示　“坚信　托姆斯基的叛徒行为”，他　“至今还在隐瞒他同受审的匪帮之间的关系”。　　（13）托姆斯基看了以后，完全懂得了叶若夫说话的含义，懂得这些好话说　尽、坏事做绝的人的恶毒用心。他知道他的命运已完全受人主宰，形势不可　逆转。于是，他把在他身边的最小的儿子、15岁的尤里·托姆斯基叫来。父　子二人在花园里走着。老托姆斯基压抑着内心的悲愤和痛苦，对儿子说：“我　没有罪，但没有党我无法生活！”　（14）就在这天早晨，托姆斯基为了表示　自己的抗议，避免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受到的屈辱，勇敢地开枪自尽了。　　　　　　托姆斯基自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他觉得自己的命运已不可挽回的　时候，想结束自己以保住妻子和儿子的生命，因为他对审判的抗争必然招致　严厉的报复。他自杀的那一天，在别墅的书房里发现一封致斯大林的信，他　在信中除别的事情外，特意请求不要触动他的家庭。他的妻子和儿子还在他　的办公室里发现一封致斯大林的长信。写这封信的事实说明他的自杀举动是　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在信中批驳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供词，申明自己　在右倾反对派被粉碎后没有进行任何反党活动。他写道：　“　　　　　　　　　　　　　　　　　　　　　　　　　　　　　　　　　　　　　我　给　你　写　信，不仅是把你作为党的领导人，而且把你作为老战友，这就是我的最后请　求：你不要相信季诺维也夫厚颜无耻的诽谤，我任何时候也没有与他结成什　么集团，我没有搞过任何反党的阴谋　　”　（15）托姆斯基的家人把这封信交　给了叶若夫。叶若夫读完后向他们声明，这是很重要的文献，将永远保存。　叶若夫还向他们保证说，任何一根头发都不会从他们头上掉下来，他一定尽　量代替他们的父亲。可是，不久叶若夫就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1936年　8　月　23　日，　《真理报》刊登了一个通告：“联共（布）中央委　员会通知：联共　（布）中央候补委员米·托姆斯基，被他与反革命的托洛茨　基一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的关系所困扰，8　月22　日在其位于博尔舍沃的别墅　里自尽身亡了。”　　　　　　托姆斯基含冤抱恨而去后，他的家属受到了株连和残酷的迫害。托姆斯　基两个成年的儿子米哈伊尔和维克多被人面兽心的叶若夫下令枪决了。托姆　斯基的妻子被判刑　10　年，1956　年死于西伯利亚。尤里·托姆斯基是家庭唯　一的幸存者，但他也在集中营和流放地呆了　19年。　　　　　　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托姆斯基　（叶夫列莫夫）1880年出生于彼得堡　省科尔皮诺的一个工人家庭。俄罗斯人。初小毕业。1904年入党。　　　　　　托姆斯基　12　岁就进厂做工，积极参加罢工运动，多次被捕。在　1905—　1907年革命期间，任雷瓦尔　（塔林的旧称）工人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布尔什维克的　《无产者》报的编辑和党的五　大代表。大革命失败后任莫斯科党委委员。1909　年　12　月被捕后判处苦役。　1917年，他参加了伊尔库茨克的二月革命运动。接着返回彼得堡，担任市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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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执委会委员。同年　7　月到莫斯科领导工人运动，参加了莫斯科十月起义。　1918年　1月担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第二年担任主席。1920年当选为　红色工会国际的总书记。列宁曾多次对托姆斯基的工作给予肯定的评价。从　1919　年至　1934　年，托姆斯基担任联共　（布）历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1922　—1930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　会委员。1934年十七大期间被选为党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5　月，因被打成　右倾反对派领袖之一而被解除领导职务。从　1932年至　1936年8　月去世前任　国家联合出版公司经理。　　　　　　应当指出的是，在苏维埃政权初创的年代和2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斯大　林和托姆斯基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1926年，斯大林将自己的照片送给托　姆斯基时还亲自签字：“给我的朋友米什卡·托姆斯基。约·斯大林。”（16）　1927—1928年，托姆斯基一家是斯大林在索契的普查诺夫卡别墅的常客。李　可夫、布哈林也住在那里。有一天众人给某人过生日时，托姆斯基的妻子与　斯大林一块制作了烤羊肉。大家一块唱着俄罗斯民歌和革命歌曲，还走到海　边去散步。几年后，托姆斯基又一次见到了斯大林时，向他谈到了受到的迫　害和无法进行工作的情况，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说：　“那么，你要向我告谁　呢？接着，他向托姆斯基讲了一个普通的寓言故事，不怀好意地笑着说：“蝎　子乞求青蛙背着它过河，可是还没渡过河，蝎子便忍不住把青蛙给咬死了。　你怎么了，想让我当一个傻瓜青蛙吗？”　（17）　　　　　　布哈林和李可夫没有像托姆斯基那样悲观，也没有他那样的预见。他们　对恶意的指控进行了坚决的抗争。　　　　　　1936年8　月初，布哈林获准休假，告别妻子，到远离莫斯科的帕米尔深　山打猎去了。在这丛山密林之地，既无邮政又无电话。8　月19　日，报上公布　了预审托一季阴谋集团的材料，其中载有关于布哈林的供词。布哈林的妻子　安娜如坐针毡。布哈林对此一无所知。当他乘飞机离开塔什于回莫斯科的路　上，偶然得知这一信息。他担心自己一下飞机就会被捕。下飞机后，他一见　到妻子就大喊道：“假如我能预见到这类事情，我会让你免遭大炮轰击的。”　　“到哪里去？沮丧的司机问道。布哈林心里很烦躁，他想从机场给斯大林挂　电话，最后决定听其自然，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值班警卫若无其事地向这位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敬了礼。　“也许他没有看报？”布哈林想。　　　　　　布哈林回到莫斯科后，没有向命运屈服，而是立即决定给斯大林打电话，　问清情况，澄清事实。但是，斯大林故意避开了第一次公开审判，到外地休　养去了。布哈林一连几天给斯大林打电话，得到的回答都是：约瑟夫·维萨　里昂诺维奇去索契了。只有　《消息报》编委拉狄克从报社给他打过一次电话，　问他为什么不去上班。布哈林严肃地回答说：　“只要报纸不公布驳斥恶毒诽　谤的消息，我的双腿就不会迈进编辑部的大门。”　（18）　　　　　　布哈林和李可夫堂堂正正地面对现实，主动提出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　夫对质，试图趁他二人没有被处决以前，当面澄清事实，驳斥诬蔑不实之词。　但审判的组织者一再推诿，结果，当对质还没有实现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　涅夫就被灭口。显然，审判组织者要故意造成死无对证的结局，使布哈林和　李可夫将来有口难辩。　　　　　　在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坚持下，内务部安排了他们与索科利尼科夫的对　质。布哈林和李可夫利用这次对质，驳斥了他们所受的诽谤和诬蔑，取得了　一个胜利。对质于　1936年9　月8　日举行，由卡冈诺维奇、叶若夫和维辛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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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地点是中央委员会驻地。索科利尼科夫重述了他被迫作出的关于右派　分子与　“托一季中心”相勾结的供词。但当他被问到他是否掌握李可夫和布　哈林参加托—季集团的确凿事实时，他无言以对，只好承认并未掌握。索科　利尼科夫只能再次重复他被秘密审讯时的口供，而这种口供的真伪是显而易　见的：　　　　　　　“加米涅夫说，还在1932年的时候，他　（加米涅夫）就把组织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集团一事告诉了李可夫和布哈林。当时，加米涅夫寻求右派的　支持，竭力争取他们参加集团。1933　年底或　1934　年初，加米涅夫给我谈过　他与李可夫和布哈林的会见，会见的动因是谈判加入集团的问题。”　（19）　　　　　　这种缺乏具体时间、地点，根本没有见证人和证据的供词，是根本经不　起考证的。李可夫对索科利尼科夫的招供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说，他当时　根本未与加米涅夫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