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灭绝-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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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是怎么做到的？”
“很简单。他们将射击训练的靶标从圆形换成了人形，并且让靶标像人一样自动竖起，然后根据射击成绩奖优罚劣。”
“操作性条件反射啊。”
“没错，就像通过投食器控制小白鼠的行为一样。不过……”心理学家沉下脸说，“这种‘一见敌人就条件反射开枪’的训练方法有一个重大缺陷，士兵只有开枪时心理障碍才会解除，但杀死敌人后仍然会产生精神创伤。结果，越战老兵中出现了大量创伤后应激障碍症患者。”
“可是，”鲁本斯不解地问，“如果人类如此憎恶杀人行为，为什么还会有战争？就凭百分之二十的开枪率，美国又是如何在二战中取胜的呢？”
“首先，在男性士兵中，有百分之二是‘天生杀人魔’，可以毫无顾虑地杀人，即精神变态者。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返回社会后会过着普通的市民生活，只有在战争中，他们才会变成对杀人行为毫无悔意和自责的‘理想的士兵’。”
“可是，光靠这百分之二的士兵，怎么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实际上，将剩下的百分之九十八的士兵培养成杀人恶魔是很简单的。首先，通过对权威的服从和归属集团的同一化，消除个人的主体性。然后，很重要的一点是，让士兵与杀戮目标保持距离。”
“距离？”
“嗯。这个词由两个概念构成：心理距离和物理距离。”
比如，如果敌人属于其他人种，或者语言、宗教、意识形态不同，那就会有心理距离，杀起来会容易得多。平时就与其他民族有心理距离的人，即相信自己所属民族优秀、其他民族劣等的人，在战争中很容易变为杀人者。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人很常见。只要再将敌人劣等、与畜生无异的观念灌输进他们的意识，打着正义旗帜的杀戮就可以开始了。这种洗脑教育，在所有的战争中，乃至平时，都屡见不鲜。给敌人取诸如“日本佬”“越南猪”之类的蔑称，就是这种教育的第一步。
“为了保持物理距离，”心理学家继续道，“就必须使用武器技术。”
在战斗最前线迟疑开枪和不愿开枪的士兵，只要与敌人拉开一段距离，就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更具破坏力的攻击手段——发射迫击炮或舰载炮、飞机空投炸弹等。在眼前射杀敌人的士兵会背负终身难以愈合的创伤，而参加空袭、夺走上百人性命的投弹手则感受不到丝毫内疚。
“有学者说，想象力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可是，在使用武器时，人连最低限度的想象力都被麻痹了。他们根本想不到轰炸机下乱窜的人们会如何惨死。这种反常的心理不仅出现在军人身上，一般市民中也普遍存在。明白吗？”
鲁本斯点点头。人们往往会鄙视用刺刀杀死敌人的士兵，却将击落十架敌机的飞行员视为英雄。
“杀人武器的开发，强调尽量远离敌人，尽量用简单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于是，人类逐渐放弃了徒手搏斗，发明了刀、枪、炮弹、轰炸机等武器，以至于洲际核导弹。而且，在美国，武器工业成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所以战争永远不会消失。”
接触到这类研究的鲁本斯，察觉到现代战争的一个共通点。战争当事者中最为残忍、决定发动战争的最高权力者，往往与敌人的心理距离和物理距离最远。出席白宫晚餐会的总统，既不会溅上敌人的鲜血，也听不见战友肉体被撕裂时发出的临终惨叫。总统几乎不用承受杀人所带来的任何精神负担，所以他与生俱来的残忍才会被彻底释放。随着军队组织的进化和武器的改良，现代战争中的杀戮必然愈演愈烈。战争的决定者下达大规模空袭命令时，不会感到半点良心上的责备。
那么，明知数十万人的性命将毁于一旦，却仍下令开战的一国领袖，其残暴性与普通人一样吗？还是说，他们本就是异常的人类，在社交性的微笑背后隐藏着非比常人的攻击性？
鲁本斯推测答案是后者。被权势欲所俘虏、在政治斗争中取胜的人，应该具有超常的好战资质。可是，在民主国家，这样的人反而会被选为领袖。民主选举遵从民意，被人民选中的人体现的正是集体的意志。换言之，战争心理学研究的其实是当权者的心理学。为了了解人发动战争的原因，就必须破解发动战争的人的精神病理。
在圣菲研究所，鲁本斯一边加深对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认识，一边利用闲暇时间从事此类研究。返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之后，他对以掌权者为唯一研究对象的战争心理学的兴趣也没有减弱一分。他在短时间内学习了精神病理学和临床心理学，运用病理学，尝试分析了下届总统候选人的人格，得出的结论是：假如格雷戈里·万斯当选总统，更可能发生战争。半年后，万斯在总统选举中获胜，鲁本斯判断人类历史将朝坏的方向发展，他非常渴望一窥万斯政府的内幕。当时他已经快三十岁，也萌生了结束学究生活的念头。是时候走出象牙塔，投身到人类这种生物构成的汪洋大海中了。
他首先通过洛斯阿拉莫斯研究所的同事，寻找能接近白宫的就职机会。国家机构都非常欣赏鲁本斯非凡的智力。陆军情报部和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都向他发出了邀请，他不知作何选择。就在这时，他得知了一个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智库：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施耐德研究所”。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诸多智库之一。其他研究机构设有经济、外交、军事战略等研究类别，而施耐德研究所专攻情报战略。表面上是私营的公共关系公司，但实际上最大的客户是中情局和国防部。之所以它的知名度远不如兰德公司，是因为研究所谨小慎微地活动，尽量避免引起公众注意。
施耐德研究所在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持中立立场，所以同历届政府都保持着良好关系。鲁本斯觉得这是绝佳的机会，于是经过人事负责人的面试，进入了研究所。
在波托马克河河畔的一座外观并不起眼的六层建筑里，鲁本斯得到了专用的房间和“研究员”的头衔。他被告知，在完成必须处理的繁杂工作后，他可以继续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他这才明白，自己那时还处在试用期。鲁本斯在不经意中接受了心理测试和测谎仪测试。联邦调查员走访了他所有居住过的地方，对他进行了彻底调查。一年后，他们确认，鲁本斯既不经济拮据，也没有外国亲属，既同所有反政府活动无涉，也没有犯罪经历或异常性癖，于是鲁本斯获得了绝密级情报的接触资格。他立刻忙碌起来，被提升为“分析员”，派往国防部主导的情报战最前线。
这项机密任务是针对本国国民，而不是敌国的心理战。当时，万斯政权正在策划对伊拉克的军事入侵，必须将民意往支持开战的方向诱导。于是，国防部选拔了约八十名对其马首是瞻的退役军官，伪装成“基于个人见解支持进攻伊拉克的军事评论家”，送入各家媒体。利用媒体操纵人心其实非常简单。通过让电视中的评论家反复鼓吹伊拉克威胁论，万斯总统的支持率急速攀升。
但就在这时，中情局派出的三十名伊拉克裔美国人潜入他们的祖国，掌握了伊拉克放弃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并揭露尼日尔向伊拉克输出铀的文件是伪造的。可疑的核燃料已经被欧洲和日本的公司作为几年后的期货买断。可是，万斯政权却无视所有的报告，一意孤行，挑起战端。
除了完成分配给自己的工作，鲁本斯秉持观察者的立场，很早就看穿了这是一场旨在掠取石油资源的侵略战争。虽然不正义，却对国家有益。他尤其注重的，不是国家或者军工集团等抽象的存在，而是现实中的人。因为所谓国家的人格，本质上就是国家最高决策者的人格。
在主导侵略的政权中枢中，有人利用战争大发横财。上届政府任国防部长的张伯伦，曾积极推动军队业务委托给私营军事公司，政府换届后，他便到曾受惠于他的私营公司担任董事长，获取了巨额利益。万斯上台后，又将他召回白宫担任副总统，充当进攻伊拉克的急先锋。战争还未开始，他就着手勾画起战后复兴业务的蓝图。当然，战后承包伊拉克各种基础设施重建工程的，就是他自己经营的能源公司。最近他的个人资产猛增了数千万美元。
将自己的金钱欲披上新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外衣，这样的政治家在政府内部数不胜数。国防部长拉蒂默自己也与军需企业关系密切。
鲁本斯最无法理解的是万斯总统。从他的发言内容判断，他对伊拉克独裁者深恶痛绝，但为什么恨到必须杀掉对方？决定总统态度的，除了国家利益和军工集团的利益输送，或许还有万斯本人都未察觉的无意识动机。就这一点，鲁本斯以媒体报道为依据，追溯总统的生活经历，提出了一种假说：万斯之所以要打倒伊拉克独裁者，或许是他将其影射为家庭中的专制型父亲。鲁本斯嘲笑过自己，竟以如此匮乏的数据得出武断的结论，但倘若事实果真如此，那就太恐怖了。地球上某个人的父子关系不佳，竟然会导致十万人以上被杀。万斯如愿以偿的那天，一定会感到很空虚吧。自己打倒的其实并不是应该打倒的人。他所杀死的，只不过是自己内心深处虚构出的敌人而已。
无论如何，战争开始了。正当伊拉克战争打得如火如荼时，万斯总统宣布取胜。然后，如狼似虎的国家纷纷打着帮助战后复兴的旗号，进入伊拉克。如果战争结束的国家出现战死者，会影响战后声誉，所以许多国家就雇用私营军事公司的佣兵承担警卫工作，这简直就是一场黑色喜剧。费尽心思向美国表忠心的国家分得了主子施舍的残羹冷炙，即部分石油权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醉心于非人道的国家利益，以子虚乌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口实，欺骗本国国民；这些国家的国民也甘心被骗，充当间接杀害伊拉克人民的凶手。各国能源企业冠冕堂皇地攫取了巨大的利益，市民也得以享受更便利的生活，被送往最前线的士兵则身心俱伤。
主导这场史上罕见的愚蠢战争的美国领导人，在人生走向终点时，一定会被他们所信奉的上帝打入地狱吧。
当伊拉克的战后事务陷入泥潭之时，鲁本斯被升级为高级分析员，但他下定决心离开施耐德研究所。这个研究所里能见到的东西他都见过了。接下来，他要去研究美国的再生能力。美国人不是笨蛋，万斯政府的愚蠢行径必将带来余震。下届总统选举，可能会诞生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非洲裔或者女性总统。如果进入有力候选人的选举事务所中工作，就可以更近距离地观察谋求最高权力者宝座的人的精神和兽性。
就在这时，他接到研究所内其他部门的传唤。在保密措施严密的会议室内等待他的，是负责与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等情报机构联系的对外协调部部长。
第21章 涅墨西斯（2）
“先看看这个。”部长将一份名为《人类灭绝原因研究及对策建议》的论文递给他。看到执笔者是“施耐德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约瑟夫·r。海斯曼博士”，鲁本斯不由得暗暗吃惊。海斯曼博士的专业是理论物理学，但对其他科学门类也都通晓，可以说是博学广识、声名显赫的人物。尤其是科学史领域，他堪称学界泰斗。鲁本斯曾读过他的好几本著作。这位海斯曼博士，三十年前竟然曾隶属于施耐德研究所，这点连鲁本斯也不知情。
鲁本斯饶有趣味地读着《海斯曼报告》。通读后感受最深的是，博士是一位彻彻底底的反战人士。在冷战如火如荼时提出这份报告，肯定需要相当大的勇气。鲁本斯对海斯曼愈发尊敬了。
“对这份报告，你有什么看法？”对外协调部部长问。
鲁本斯立即答道：“博士所言极是。”
部长点点头，“那再看看这个。”说着，他递出一份文件，“国家安全局监视非洲局势的部门截获了一通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的电子邮件，发信人是名为奈杰尔·皮尔斯的人类学家，收信人是他的研究伙伴。你的任务是详细调查和分析电子邮件中的内容，在一周之内提出报告。首要问题是，信中的内容是否可靠，这种事是否会真的发生，博士是否作了误判。”
“我能问两个问题吗？”
“可以。”
“为什么要找我来做这件事？这难道不是国家安全局和中情局的分析员的工作吗？”
部长淡淡一笑，“这是他们做不了的工作，只有你能解决。《海斯曼报告》发出的警告颇具现实意义，所以又轮到我们研究所登场了。”
鲁本斯点点头，提出第二个问题：“关于奈杰尔·皮尔斯这个人，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背景资料？”
“必要时参考一下这个。”部长从文件夹中取出一份报告。
鲁本斯首先通读了这份报告。根据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