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情-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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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誓上述陈词属实，如作伪证，愿遭惩罚。
〖JY，2〗莫妮卡·S·莱温斯基
正是第8段最后摧毁了她，迫使她接受了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的免罪协议，以免于被起诉作伪证罪，那可是要锒铛入狱的罪名。
虽然她已经在书面陈述上签字，但是要到9天以后才会成为法庭文档。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莫妮卡还有逃脱的机会。递交一份假书面陈述是一项联邦罪名，不过仅仅写一份只是一项小罪名，基本不会遭到指控。特里普把她卖给联邦调查局那天，这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就体现出来了。
肯尼斯·斯塔尔出现（7）
她一签完这文件，觉得轻松不少，相信自己离避开整个事件又近了一步，也可以回去过自己的生活了。她完全没想过要拿到新工作，才让那份书面陈述正式归档，理解这点非常重要。她决不会用一份假书面陈述去勒索总统和他的幕僚，利用他的影响力为她找到一个工作。就莫妮卡而言，这个念头根本就没出现过，后来因为特里普和独立检察官，这事才重要起来。
1月8日，她签署文件的第二天，在纽约参加了MacAndrews&Forbes第二度面试。莫妮卡对她的审讯很悲观，觉得面试的结果也不会好，于是给乔丹——他是MacAndrews&Forbes子公司露华浓的董事会成员——打电话诉说失望之情。乔丹就打电话给公司主席和CEO罗纳德·帕勒曼，推荐莫妮卡这个“我觉得非常杰出的聪明小姑娘”。帕勒曼马上将这个评语转告给刚刚面试莫妮卡的主管贾米·杜尔曼，告诉他“看看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其实，乔丹的干预完全没必要，等到斯塔尔法官插手后，他这么做反而把水搅混了。杜尔曼对莫妮卡印象非常深刻，帕勒曼打电话来之前，他已经和露华浓的同事讨论，把信息部门的一个空位给她。第二天上午，MacAndrews&Forbes的一个低层主管和两名露华浓的主管再次面试了莫妮卡，马上敲定了工作。她喜欢他们，他们也喜欢她。这天后来，他们正式通知莫妮卡去公共关系部工作，年薪4万美元，多于她在五角大楼的收入。莫妮卡又激动又兴奋，正式接受了这份工作。
同一天，她打电话把这消息告诉了乔丹，下午乔丹打电话告诉贝蒂“任务完成”。他还把消息告诉了他的朋友总统先生，后者的回复很简单：“非常感谢。”
一回到华盛顿，莫妮卡就和乔丹碰面，比以前几次都要久，也更有情绪。她送给他一条领带和一块手帕，是感谢他帮助的小小礼物。“他们都说要为我做点什么，你是惟一一个做到的。”她告诉他：“你是惟一一个真正帮上忙的。”乔丹折得手指啪啪作响的时候，她不可避免地要把他和总统的努力做个比较。
无论是工作还是爱情，这个女孩都像一个不幸的灰姑娘，最后终于要去舞会了。虽然她把心留在了白宫，收拾包裹准备去纽约，安慰自己去适应没有“英俊的”的生活，可是这出童话没有快乐结局，两个丑陋的姐姐，特里普和卢西安·戈德柏格，确保莫妮卡去不了她的舞会。
周五，1月9日，小心翼翼的莫妮卡最后还是打电话给特里普。说着说着，莫妮卡觉得好像基督教科学派那个牧师的建议奏效了。特里普不知为何改变了策略，现在又表示她决定对凯瑟琳·威利含糊其词，还暗示她在作证时不会提到莫妮卡。最后，看上去似乎莫妮卡上岸了，其实恰恰相反，她被引到了陷阱。
特里普过去总是夸夸其谈她那“不祥的感觉”，说是一个精神异常者赋予她这种能力，她曾经告诉她，她的一个朋友会因为她的话而陷入危难之中。不过，真相是她早已解雇了自己的律师科布·巴赫，因为后者威胁要找总统的律师鲍伯·贝内特去解决琼丝案。特里普和戈德伯格想要的不是解决，而是故事。在莫妮卡这次和她谈话前，特里普已经通过戈德伯格的关系聘用了一个新律师詹姆斯·穆迪，他们打算联系独立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
莫妮卡在谈话时，有意避免激起特里普的忌妒心，把在纽约的成功说得微不足道，只是可能找到一份临时工。特里普也吹嘘说，有人建议她去纽约找份公共关系方面的工作，因为她有这方面的才华。这让莫妮卡吓了一跳，她一直担心特里普想照搬全抄她的生活。
为了制造假相，让特里普误以为自己还占据主动，莫妮卡说她还没有签署那份书面陈述。“莫妮卡，答应我，除非你找到工作，否则别签那份文件。”特里普告诉她：“告诉乔丹，你不找到工作是不会签那份文件的。”为了让她开心，莫妮卡装作同意了。
特里普坚持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证明莫妮卡用沉默换来一份工作，躲在暗处的总统和乔丹才会因为妨碍司法公正而被卷入此案，斯塔尔检察才能扩大范围，最终达到弹劾总统的目的。因此，特里普需要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的帮助才能设计如此精密的情节，令人觉得奇怪的是，而这时还没有到官方宣布的斯塔尔的出场时间。
电话里，两人同意这周晚些时候见面，这是莫妮卡的提议，她现在彻底不相信特里普了，觉得面对面交谈更能让她控制局势。这时，她已经开始怀疑，特里普老是如此神神秘秘的就是想录下她们的秘密谈话。她打算等特里普去洗手间，就检查她的手袋，如果发现有录音机就拿掉。然而，她做什么梦都难以想象，自己朋友的阴谋到底有多么庞大。
无论莫妮卡是否怀疑甚至知道，对特里普奇怪的前后转变多加注意总是对的。如果有先见之明的话，考虑到独立检察官马上就到，特里普这种思想的转变非常可疑，很可能是一个诱人上钩的阴谋。特里普11月就发现，在他人不知情和不同意的情况下，录音是违反马里兰州的法律的。因此，这个能证明她如此诚实正直的所谓“保险政策”，不仅不能保护她，反而能把她送进监狱。根据戈德伯格的说法，当特里普的前私人律师巴赫发现这些非法录音，当时就一怒冲天，叫她停止。结果呢，她解雇了他，转而聘请了穆迪。
肯尼斯·斯塔尔出现（8）
虽然不能阻止她停止录音，可能被指控还是很明显让特里普紧张万分，她要戈德伯格找到独立检察官的联系方式，希望可以和他们检察团合作，从而豁免对她非法行径的指控。
因此1998年1月12日，根据特里普和独立检察官办公室（OIC）共同的说法，她打电话到OIC，告诉调查员，总统和一名政府女职员有染，这名女职员也接到了葆拉·琼斯案的传票，总统和维农·乔丹要她在这个事情上撒谎。她还补充说，自己有20小时谈话的录音带作为证
据。电话里，她还说那名职员已经签署了一份伪造的书面陈述，虽然后来几次谈话中，她咬定莫妮卡是在乔丹给她安排了工作后才签署文件的。
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特里普成为注意焦点。她给OIC打电话后一个小时，6名联邦调查员和1名FBI干员就来到她在马里兰州哥伦比亚的家里，听取她的故事。后来才暴露出来，斯塔尔办公室如此热情高涨，是因为他们早就从葆拉·琼斯的律师那里听说了莫妮卡和总统的事情。特里普那夜都在向他们汇报情况，说出她所知道的一切。不过，表面看来，她的口头证词和录音带证据并不充分，特里普答应调查员的要求，在和莫妮卡的面谈中带上窃听器，这样OIC就能听到和记录她们的谈话内容了。
特别调查员的到来，让特里普的故事有了新的意义。不再是关于一个人的背叛，出本“说出一切真相”的书捞上一票；而变成了一个捕获总统的圈套。独立检察官，这个在克林顿传记中，被痛恨的由总统自己后悔任命的人，现在出场了。他让特里普用窃听器录下了几次致命的谈话。于是，历史就这样在两个女人的谈话中，开始发生改变。
之前四年，调查“白水事件”的独立检察官、特别调查员肯尼斯·斯塔尔，一个南方人，右翼的浸信会教友，狂热地寻找总统过失的证据（“水门事件”后，1978年成立了特别调查办公室，特别用来调查政府行政人员在任期内的问题）。斯塔尔原本是负责调查白水土地交易丑闻——克林顿和希拉里都牵涉在内——还负责收集各种犯罪证据，特别是关于总统的。现在，他出场了。
1998年1月前，花去整整4年和4000万美元纳税人的金钱，他的调查一无所获，因此特里普的电话不啻于天降甘露。如果她的说法和证据都确实的话，斯塔尔最终还是掌握了总统犯错的证据，虽然和“白水事件”八竿子都打不着。他的调查员们对特里普关于乔丹给莫妮卡找工作的故事特别感兴趣，因为“白水事件”调查时，乔丹的名字也在其中，牵涉到向前联邦首席检察官韦波斯特·哈贝尔付封口费的事件中。
每次斯塔尔想扩大调查范围，都必须申请法律批准，所以他必须要找到一些把莫妮卡·莱温斯基和“白水事件”联系起来的证据，维农·乔丹就是这个人，他能让斯塔尔把正在进行的一桩可疑土地交易和所谓总统的腐朽爱情生活联系起来。
根本上，如果能发现总统通过乔丹为莫妮卡找到一份工作，作为她沉默不语的回报，那么他就犯下滥用权限的错误，在斯塔尔看来这是一项可引起弹劾的罪名。因此，特里普的录音带和证词的重要性，就在于解释了乔丹到底在莫妮卡找工作时起了什么作用。然而，就像离开说话语境，录音带的内容就发生偏差一样，录音带给出莫妮卡在1997年秋季的生活图景也有许多问题，经过特里普的拼命掩饰，这个具有欺骗性的录音带，向肯尼斯·斯塔尔误传了事件的真相。
要么无心插柳，要么有意栽花，特里普没录或者毁掉了许多重要的谈话。那些谈话足以大大降低莫妮卡·莱温斯基在斯塔尔调查中的戏份，能显示乔丹参与进来完全是莫妮卡自己提出来的，而且显然是远远在她、总统或乔丹知道她会被牵连进琼丝案以前发生的。明显漏掉的还有特里普在1997年10月6日和朋友凯特·弗里德利希的谈话记录，在这次谈话中，弗里德利希谈到莫妮卡被列入白宫的黑名单。就像弗里德利希后来澄清的那样，这是一个谎言，特里普有这种明显的撒谎，就该降低她作为一个证人的可信度。根据斯塔尔报告，FBI后来调查显示，录音带很可能被篡改或复制过，如果这是真的，就意味着特里普在宣誓的情况下，在大陪审团和FBI面前撒谎。
就像一个评论家埃利斯·埃克曼说的那样：“录音带展示的内容不是关于什么非法性行为或妨碍司法公正的，而是女孩间的谈话，被那个心计颇深的特里普引出火花，而为独立检察官、葆拉·琼斯的律师提供材料，还有最有用的，为一本书提供素材，这本书描述了特里普如何揭露一个妨碍司法公正和掩盖非法性行为的大阴谋。”
对斯塔尔来说，这么早行动是一场赌博。其实，他为了抓住那个他怀疑犯了法的人，不惜违反规则。技术层面而言，独立检察官只有权力调查“白水事件”，因此当特里普按照斯塔尔的要求，带上窃听器去记录和莫妮卡的谈话时，他的行为越过了权限。许多人质疑说，他超越了自己的管辖权去搜寻可能的证据，以让首席检察官热内·雷诺相信他应该把莫妮卡·莱温斯基也归进自己现有的调查中。
1998年1月13日，周二，特里普衣服里装着窃听器，到五角大楼城的丽池卡登酒店和莫妮卡吃午餐。她见面先吻了她的年轻朋友，知道这时候，OIC调查员正在酒店上面的房间里监听她们的讲话。
肯尼斯·斯塔尔出现（9）
这次见面冗长而脆弱，持续了三小时，特里普让莫妮卡整个描述了她和总统的整段事情。莫妮卡按照自己的计划，在特里普去洗手间时检查了她的皮包，当然她找不到录音机，因为麦克风和发送机都装在特里普身上。莫妮卡又说了她以为特里普喜欢听的话，轻描淡写地谈了她的新工作，然后惊讶地回答了无数关于总统和维农·乔丹的问题，终于她又用了那招感情攻势，说她精神太紧张了，她母亲不得不送她去医院服用镇静剂。
正是这顿午餐，她的谈话里掺杂着大量谎言和夸大，也让她无意中控告了自己。楼上，那些监听的调查员马上意识到，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去申请扩大调查范围了。要命的是，她还向特里普重复了那个谎言：她打算直到乔丹——她上午送谢礼的时候刚见过他——给她找到工作才签署那份书面陈述文件。对监听人员而言，这就是证据，能证明总统滥用权力，让乔丹为和他有染的女人牟取利益。
莫妮卡的谎言带来几个大问题。她根本不知道OIC的人在场，告诉特里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