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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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谁会想得到竟是洪宪鼓吹者杨度介绍的呢!
当五大臣周游列国考察宪政后,把梁启超和杨度代笔写的考察报告呈给清政府。光绪卅二年(1906年)七月,清廷召集御前会议,同意了这份报告,颁布了预备立宪的诏书。就慈禧来说,她是宁死也不愿见宪政这两个字,所以她只肯勉强地同意了“预备立宪”。
光绪卅三年(1907年)清廷把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五大臣推荐杨度“才堪大用”,于是清廷就派杨度为宪法编查馆的提调。光绪卅四年(1908年)八月,清廷根据宪政编查馆编就的宪法大纲,公布预备立宪期为九年。
袁世凯在戊戌政变时是和君主立宪派结下了血海深仇,他后来的地位也可说是戊戌六君子的血换来的。如今立宪成为潮流所趋,甚至极端仇视新政的慈禧也不能正面反对,袁是个最会见风使舵的人,大势所趋他也不能不改弦易辙 ,因此他拉拢了宪政红人杨度做入幕之宾,自己也表现了热心推进宪政的姿态,加上他手中有一封张謇的长函,劝他倡行宪政,所以他也俨然成了推动宪政的领导人物。
这时满族亲贵是极反对行宪的,袁世凯乃请庆亲王奕劻向慈禧提出建议:行宪是清王朝万世一系的可靠保证,同时借此可以和缓革命危机,转移全国视线,因此最好由清廷延揽几个精通宪法的专家,在颐和园向满族亲贵开讲宪法可以救国的专题,让他们懂得这个道理,才不会反对立宪。慈禧接受了这个提议,袁乃推荐杨度做讲师,在颐和园开讲立宪可以救国。据说颐和园中讨论宪政和救国的大道理时,有位福建才子郑孝胥发出一个惊人的议论,他说:“我认为立宪救国,不如借款救国有效。”别人问他:“借款救国是什么道理?”他说:“这还不简单,我们向外国借款,他们穷了,我们富了,这不是救国了吗?”
满族贵族始终认为推行宪政就会削弱君主的特权,同时又是给汉族揽权的机会,所以固执地反对。杨度虽鼓起了如簧巧舌也说不动他们。
两位汉族的军机大臣张之洞和袁世凯对于宪政的意见也不一致。张之洞是一个考据家,他要一套宪政大纲是能符合中国历朝制度,同时有历史根据的宪政大纲;袁则主张要能富国强兵,吸收东西各国优点的宪政大纲。这样一来,满汉大臣已不能协调 ,两位汉大臣意见也不一致,因此立宪声浪虽大,却找不出可行之路来。
宣统元年(1909年)载沣当国执政后最难应付的,便是全国要求“立宪”了。这种要求已不似在慈禧时代可以用敷衍和推托便可了事,必须先把实行宪政的日期确订出来,因此清廷乃宣布在这年九月一日设立各省咨议局,以使立宪活动可以从地方开始,然后在九年内立宪。各省咨议局有点像今天省议会一样,不过议员都不由选举产生的,无论议员也好,议长也好,都是由地方的名流和绅士担任,如江苏咨议局议长是名重一时的南通状元张謇,湖北议长是汤化龙,湖南议长是谭延辏В蕉槌な嵌∈李欤拇ㄒ槌な瞧训羁 �
咨议局的出现,使一般君主立宪派或者比较头脑进步的知识分子得到一种鼓励,认为挽救中国危亡的命运不必通过革命的激烈手段,只要迫使清廷认真实行虚君实宪,把政权交给责任内阁,中国就有救了,东邻日本便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因此他们联合各省咨议局,组成一个“国会请愿同志会”,要求清廷在首都所在地早日召开国会,他们用提前召开国会的办法,来抵销清廷九年行宪的拖延战术。
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勉强地接纳全国召开国会的要求,成立一个中央的咨询机构——资政院。资政院的议员一部分由皇帝敕任,一部分由各省咨议局推选。由各省推选出来的资政院议员,后来在北京组成了一个“宪友会”,同时在各省咨议局设立“宪友会支部” ,自此君主立宪派自己有了活动的团体,由中央到地方可以自成一系了。由于君主立宪运动成为当时一股激烈的潮流,大家都觉得只有早日行宪才能救国,因此宣统二年(1910年)冬天,中央资政院和各省督抚也纷纷催请清廷早日召开国会,颁布宪法,组织责任内阁。
于是清廷乃宣布缩短立宪预备期为五年,由宣统元年(1909年)算起,到宣统五年(1913年)正式召开国会。这样让步仍不能缓和愈来愈烈的行宪要求,因此在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宣布先设置内阁,派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为内阁协理大臣,作为是立宪的形式。内阁有13名阁员,其中满族占九名,掌握军事、民政、财政大政;而汉族只占了四名,掌握些不相干的部曹。奕劻在满汉大臣中地位虽很崇高,可是他却是出名的“贪官”,他有“庆记公司”之名,公然接受贿赂,不以为耻。
换汤不换药,清廷只是想用假“立宪”来敷衍求变的广大要求。
二十、死里逃生洹上归隐
慈禧高龄当国,风烛残年,当时两宫不和,光绪所期待的,就是慈禧迟早总要寿终正寝,所以唯一对抗慈禧的方法就是“等待”。不幸,正当慈禧病危时,光绪却抢在她之先驾崩。光绪先慈禧而死,这件公案是清王朝最后岁月中一大秘密,有人说慈禧垂危时叫人先谋害了光绪,又有人说是袁世凯的阴谋。所有的传说只是传说,谁也无法证实真相是怎么一回事。
袁世凯当然恐惧光绪重新执政,他死命地掌握着北洋军,巩固自己的力量,就是以防万一。光绪卅四年(1908年)皇帝和太后都在病中,清廷计划为光绪立嗣以备万一,袁极力支持立庆亲王的长孙为嗣,可是他的计划却不被慈禧所接受。慈禧虽然不喜欢光绪,但是她和醇亲王一家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她的亲妹妹便是嫁给醇亲王奕譞。奕譞的儿子中,一个是光绪,一个是载沣。载沣继承了醇亲王的王位,娶的太太又是慈禧亲信荣禄的女儿。所以慈禧为了这种私情,宁愿把天下交给载沣所生的,才三岁又好哭的溥仪,并命载沣以监国摄政王名义抱了他的儿皇帝统治大清江山。
另有一个传说是当病中的光绪听到自己亲兄弟要作摄政王,也不禁流露了笑容,于是他秘密地写了一个字条给载沣,上面只有四个字,是“杀袁世凯”。
袁世凯在醇亲王载沣被任命为摄政王以后,也曾做了一番努力,他以国家需立长君为由,建议载沣自己做皇帝,他希望以拥立载沣自己做皇帝 ,来求取载沣的谅解,可是他这个建议不仅未被载沣接受,反而却召来一顿很严厉的申斥。他乃称病请假到天津小住。
载沣当国后,真的在筹划要替皇兄报仇,诛杀袁世凯。康有为有一封“上摄政王”书,这封信强调光绪之死是袁所杀,请“杀贼臣袁世凯”。康函摘要如下:
“罪臣康有为稽颡上书监国摄政王爷殿下:十月二十一日惊闻大行皇帝上宾,天地晦冥,山川崩竭,薄海号痛,泣于昊天,鼎湖攀髯,呼号莫及。呜呼痛哉!岂谓御宇三十四年舍身爱民之圣主,而弃我臣民如此其速,且如此其酷也。
有为僻居海外,逖听所得,佥谓逆臣袁世凯蓄谋篡弑,已历岁年,今次大丧 ,又适与大行太皇太后之丧后先衔接;稽诸前史,从所未闻,举国汹汹,杯弓蛇影之痛,怀莫能释,自推原祸首,莫不集矢于逆臣袁世凯之一身。有为痛急之余,不揣冒昧,曾僭电殿下,请讨贼臣人安社稷,未审九阍深邃能达典签否也?
自顷日读宫抄,见大丧之礼无异常,岂先帝之丧实由天祸,而非有如外间所拟议者耶?抑有深哀隐痛,为臣子所不复忍言,而为先帝讳之者耶?海外孤孽,固不敢妄为臆测。虽然逆臣袁世凯为先帝之罪人,固已昭昭然天下所共见,苟有弑逆之事,其恶固擢发难容,即无弑逆之迹,其罪亦难从末减。有为躬受先帝厚恩,而先帝之知世凯,实由有为,今有为若不揭其恶而正其罪,则将何面目以见先帝于地下,故敢沥述前事,为殿下陈之。
夫使先帝之丧而有可疑,则逆谋必出自世凯,固无论矣。即日无可疑,然试思先帝方以鼎盛之春秋,曷为而弃我臣民,岂非戊戌以后,十年忧伤,抑郁之所致乎?而孰使先帝积十年之忧郁而卒赍志以殂落者,则皆逆臣世凯一人为之也。先帝之事大行太皇太后,仁孝恭谨,四十年如一日,天下之所共闻也。
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天下。其时慈宫圣意所在,非外廷所能窥伺 ,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惟此之故。今使如世凯言而果有事也,则将谓先帝为此事耶?抑谓全由罪臣有为主谋,而先帝受罪臣之蒙蔽耶?
夫以先帝之仁孝,肯为此悖逆之举?若世凯谓先帝为与闻,是诬先帝以不孝也。罪臣受先帝特达之知,稍有人心,固不忍行其蒙蔽,且以先帝之英明,又岂罪臣所能蒙蔽者!若世凯谓先帝为罪臣所蒙蔽,是诬先帝以不明也。推原世凯所以造出此无根浮言之故,全由世凯受先帝不次之擢,其事颇为廷臣所瞩目,而盈廷汹汹,方与新政为难,世凯忽生自危之心,乃幻出此至狠极毒之恶谋,如俗谚所谓苦肉计者以求自解免,此戊戌冤狱之所由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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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臣当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二日恭承先帝手颁朱谕,命以爱惜身体,善自调摄,期他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十年以来 ,每一忆诵,血与泪俱。今先帝大业已矣,罪臣不敢惜身,惟大仇未报,无以见先帝于地下,且举国皆畏世凯无耻忘仇,然则先帝之冤非罪臣发之而谁发之?
夫图治之序固有先后,以中国之大,致强犹反掌耳。但有贼不讨,大伦已佥,大法全废,更何道以治国乎?先帝丧苟有可疑,袁世凯固贼也;既无可疑,袁世凯亦贼也。许子不尝药,《春秋》犹书为弑君。夫世凯之所陷先帝者,又岂此尝药之比哉?昔齐陈恒弑君,孔子鲁人,犹请讨之。况罪臣曾受先帝生死骨肉之恩者耶!自念获罪,不敢冒犯,待之弥月,不能隐忍,敢冒斧铖之诛,谨以上闻,不胜悲痛哀愤之至,伏惟睿鉴。有为泣血谨上。”
宣统(溥仪)临朝,摄政王载沣曾召见满汉军机大臣宣示先帝遗诏,这时老臣张之洞却跪在地上连连叩头,以“国有大丧,不宜诛戮大臣”为由反对,庆亲王奕劻也表示反对。当天载沣还密电征询北方几个北洋系的汉族军事首长意见,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六镇统制赵国贤的答复都是:“请勿诛袁,如必诛袁,则先解除臣等职务,以免兵士有变,致辜天恩。”
大臣的反对,和可能发生兵变,就使袁世凯逃脱了“诛戮”的命运。下面抄录一段宣统废帝溥仪关涉这一幕的回忆——
对我父亲摄政王来说,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留下了“杀袁世凯”四字朱谕。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摄政王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虽确有其事,但是被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最后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劻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把他放走了。有位在内务府干过差使的“遗少”给我说过,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曾想照学一下康熙皇帝杀大臣鳌拜的办法。康熙的办法是把鳌拜召来,赐给他个座位,那座位是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鳌拜坐在上面不提防给闪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和摄政王一起制定这个计划的是小恭亲王溥伟。溥伟有一柄咸丰帝皇帝赏给他祖父奕䜣的白虹刀,他们把它看成上方宝剑一样的圣物,决定由溥伟带着这把刀,做杀袁之用。一切计议停当了,结果被张之洞等人拦住了。这件未可置信的故事至少有一点是真的。这就是那时有人极力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消灭袁世凯,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大有人在。袁世凯在戊戌后虽然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但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其中有和奕劻争地位的,有不把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上面的。因此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以当时的亲贵内阁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