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逸"史-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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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你们就没有一点良策吗？朝廷内忧外患，不能为朕分忧，养你们有何用？”咸丰皇帝过度的激动，脸上有点发白。
“陛下，太平军叛匪自从占领江宁府（今南京）后，发展迅猛，其北伐军直逼京畿重地，已到直隶地区，这是目前我大清王朝的当务之急，应速调重兵围追阻击。而西南贫瘠地区的人民军叛匪，虽战力非凡，可受法兰西帝国的拖累，无力北进，暂不用忧虑。”怡亲王载垣分析。
“载垣亲王，你说该怎么剿灭北伐叛匪？”咸丰皇帝听到载垣的分析，倒也没有那么急了。
“陛下可以调京津兵部侍郎胜保大人负责围剿林凤祥，李开芳之太平军北伐叛匪，另调蒙古的科尔泌郡王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南下灭江宁之太平军叛匪。”载垣亲王进谏自己的策略。
“北面的白俄，西南的叛匪，还有西夷列强怎么办？”咸丰皇帝质问载垣亲王。
“这？？？？？？”载垣亲王一时语塞，也想不出什么万全之策来。
沉思了很多的郑亲王端华走出来说：“陛下，僧格林沁郡王的蒙古骑兵是一定要南下的，太平军叛匪所据之地是我大清富饶之地，赋税的丰源之地，那是大清的经济命脉啊！北面白俄这一下还不会再度进犯我大清，必竟有条约所束。江南各地匪情，仅仅依靠朝庭的兵力恐怕远远不够，臣奏请陛下下旨准允江南各省府地方大办团练，以汉制汉。而西洋列强不外乎是想要点银子，喜欢通商，我们都可以给予考虑，只要能满足他们，我们还可以借他们的利炮火器镇压扑灭叛匪，以夷制汉呢！”
“好一个以汉制汉，以夷制汉啊！”咸丰皇帝大悦，下旨：“拟载垣亲王负责以汉制汉事宜，奕诉亲王负责以夷制夷事宜。”
在满清大臣中，奕诉是最亲西方的，他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被尊为恭亲王。他从小聪明过人，文武全才，深得父皇道光帝的赏识，但由于缺乏经验，不擅于揣摩老皇帝的心理，在与四阿哥奕宁争夺皇位中失败。壮志未酬，他曾一度悒郁和哀怨，万般无奈，却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此后，他谨言慎行，心态平静，曾一度得到咸丰皇帝的信任，担当重任。
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诉清楚地认识到大清帝国与世界列强的差距，由他所负责的满清情报机构，和分析机构详细地罗列了各国各势力的情况。他对满清的危机认识恰恰与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保守派的认识相反。只有他清楚西南人民军的危害，这才是满清最大的祸害，如果不尽早处置，中华大地将会翻天。
兵部情报司西南密探头目万达斯所组的谍报网络被人民军安全部摧毁后，使奕诉少了许多人民军的情报，这使他焦虑万分，后又组织过几次密探潜入，都以失败告终。“人民军不简单啊！”奕诉还是很赞同端华亲王所提的“以夷制汉”这一策略的。但他更想改革军队，西洋工业化，可是他呈上的许多情报和建议都被束之高阁，或泥沉大海。
接到圣旨后，奕诉从北京起程前往上海，准备约见各国公使。上海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开放的五个口岸之一。上海作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正式开埠后，1845年，英国用欺诈手段在上海设立租界，接着，美租界、法租界相继设立，后来英租界和美租界合并，成立公共租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面积达32。82平方公里。租界成为中国土地上的“国中之国”。开埠后的上海，成为外国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倾销商品、搜刮原料的主要口岸。外国资本也先后在航运、银行、洋行、加工、印刷、制药、建筑、公用事业等领域开办了一批近代企业。一批批外国冒险家先后来到上海，投机买卖，牟取暴利。上海成了各国侨民、商人聚集地。各国领事馆大多设于此，驻有长年的公使。
到了上海，奕诉举行私人宴会约请英国、法国、美国、西班牙、奥地利等五公使及夫人。奕诉懂一点英语，年少时曾接触过一段时间的西洋文化。宴会还在热烈地举行中，奕诉邀请五国公使到一个安静的小客厅里商谈。
“尊敬的各国公使大人们，非常高兴您们能光临寒舍。这次我宴请大家，是有要事相商。”奕诉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说，后来觉得还是用中文顺畅，又改说中文，由翻译解说。
“大家都知道，我大清帝国最近内乱不断，南方各省农民叛乱此起彼伏，已经严重危及到了各国在华利益。在此前，我大清屡派重兵进剿。无奈，匪兵强悍且多如牛毛，我大清朝廷已不能安全地保护各国政府及各国商人在华的利益了。在此，我谨代表我大清王朝表示歉意，并希望向各国借兵助剿，以确保我大清之安危，及各国之利益。”奕诉叽哩呱啦说了一大通，各国公使似懂非懂，等翻译人员翻译后才明白所以然。
“不，不，奕诉大人，我们并没有危险。我很乐意看到南方农民的革命，因为他们都信奉耶酥，是上帝的孩子。”英国驻沪领事查尔斯？博顿狡猾地辩驳。
“尊敬的博顿公使阁下，您错了，南方各省的叛匪，他们并不真正信仰上帝，是异化了的耶酥教徒。更重要的是你们在长江流域及沿边一带的利益被他们损害了。我想这不是各位想见到的结果吧！”奕诉直接否定了英国公使的想法。
“只为了这一点点利益的损失，我们就必须牺牲我国许多士兵的生命吗？奕诉大人，你主要是想借我们之力助贵国剿匪吧！”西班牙公使劳斯？劳尔斯摇了摇头。
“是的，不必讳言，我不否认我大清有借兵之意，但请你们注意的是，只有在我满清的统治之下，和平安宁的大清国才能保证各国即得的利益。”奕诉并没有过多地辩解。
“我们出兵，大清国能给予我们什么好处？要知道路途遥远，出兵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法国公使班塞？弗特说。
“我们要求清国开放更多的口岸，长江流域所有重要的码头一律开放。我们的军舰可以自由地出入长江入海口。”美国公使格里菲斯？克朗提出了过份的要求。
奕诉很气愤，还没有出兵，就开始狮子大开口了。
“我国人民必须被允许能到大清内陆游历、经商。”奥地利公使也不甘落后。
“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慢慢协商，剿灭叛匪是为了我们大家共同的利益。只要大家请求本国政府出兵，我大清政府是不会亏待遇大家的。”奕诉知道仅凭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是不足以说动这些贪婪的外国人的，所以又抛出许多私人诱惑。他轻拍一下手，五个下人端上五个盘子，奕诉一一掀开盖着的黄绸，五国公使大人的脸上瞬间现出惊滞的表情，倒也没有当场出丑，去抢那盘中之物。
奕诉明白五国公使碍于公职，不能随意私下接受它国的礼品。接着说：“各位公使大人，等宴会结束后，我会命下人帮你们把这些东西送到各自府上的，还望笑纳。”
“多请奕诉大人的美意，出兵之事兹体太大。我国政府需要商议，但请大人放心，我会尽力促成此事。具体给我国的优惠条件，还请贵政府仔细斟酌，须令我国人民满意才好！”英国公使查尔斯？博顿进一步的要求。必竟国家大事，不是一个人能作主的。
其它各国公使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双方同意可以举行一个大清国与英、法、美、西、奥五国关于协商“借师助剿”的谈判。
第五十八章 无意义的草约
几天之后，大清帝国与英国、法国、美国、西班牙、奥地利五国关于“借师助剿”的谈判正式开始。双方开始谈了两天，就吵了两天，一直就到底是先借师助剿还是先给予五国部分现实利益而争执不下，被迫休会。
进入十九世纪以来，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为适应生产的需要，迅猛发展，特别是机械制造设备的发明研究，极大的提高了生产力。而制造业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欧洲美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厂生产，由手力工场发展为机械工场，这大大增加了产品生产的速度和产量。而欧洲人口市场的狭小，造成大量工业产品的过剩，这就迫使以资本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去开拓新的市场，来倾销这些多余的产品。
面对亚洲、非洲人口众多的市场，西方列强垂涎三尺。可这些市场大多是封建国家，甚至于是奴隶制国家，采起的都是封闭锁国的政策。西方列强的工业产品根本进不去，只能用枪炮开道。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实例。但满清战败妥协之后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红》、中法《黄埔条约》只是部分满足了西方列强的要求。对于拥有近四亿人口的东方大国，他们是志在必得的。
中华大地南方的农民起义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正好可以趁火打劫，逼迫满清政府开放更多的口岸，开放更多的市场。这个思想早在一年前西方列强各国政府就已成熟，已成型，只是在等待实施的时机罢了。本来他们还是准备像以前一样，用武力压迫满清政府就范的。可现在天赐良机，满清政府居然要“借师剿匪”，那还不借机索价？能兵不血刃地达到目的，何乐而不为？
双方拖拖拉拉谈了一个月，大清帝国与英、法、美、西、奥五国达成如下草约：1。大清国向英国、法国、美国、西班牙、奥地利五国借兵五万剿灭南方叛匪，所需费用由满清政府承但。
2。五国之兵剿灭叛匪后，两个月之内撤出大清帝国。
3。大清国开放沿长江的九江、武汉、沙市、重庆四个口岸。
4。外国船只可以自由驶入长江流域。
5。传教士可以在各省租地买地，建教堂。
谈判过程中，协议中的第三条，是争议最大，争吵最凶，争论最久的。大清国一方开始只愿意江宁作为开放口岸，不愿意重庆和武汉。可五国代表明白重庆和武汉的重要性，志在必得。他们知道如果西方产品能到达重庆，就是真正地已进入了大清国的腹地。何况江宁那时已落入太平军手中，如何能通商？哪不是开空头支票吗？
后来，奕诉亲王搞了一个折衷方案，让四个沿海城市换重庆和武汉作为通商口岸。五国的代表仍是态度强硬，不肯答应，停停顿顿又是几天。奕诉想到西南人民军的可怕，觉得只有西方的洋枪洋炮才能对付得了，现在形势危机，只好作出让步。但这份草约他不敢签字，就是签字也不能生效，还得让朝中大臣及皇帝陛下合议，盖上玉玺后才能生效，于是奕诉恭亲王第二天返程赶回京城。
咸丰皇帝拿着奕诉呈上来的草约文本，脸色铁青，狠狠地把这文本砸向台阶下，怒骂道：“奕诉，你这是去借兵吧？是在卖国！丢尽了祖宗的脸！”
奕诉吓得全身发抖，伏在地上不停磕头：“罪臣该死，罪臣该死，请陛下开恩。”
一位大臣拾起草约文本看了看，然后递给别的大臣，其它的大臣也都围上来，看明白文本内容后，大殿上爆开了锅，掀翻了天。传旨太监一声尖细的吆喝：“大家肃静，有事请奏。”所有的大臣又返回按文武分类，按官阶大小排定的位置，井然有序，却是噤若寒蝉，诚惶诚恐。奕诉亲王仍伏在地上，栗栗发抖，不敢起来。
当时的朝廷政坛上分成两派，一派是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为代表的保守派，他们思想守旧，刻板地遵循祖训，主张先祖规定的不能改，民俗习惯性的不能变。
一派是以恭亲王奕诉、科尔沁郡僧格林沁，京津兵部侍郎胜保为代表的改革派，他们思想比较开明，顺运历史发展的潮流，主张不合适的规矩要变通，陈俗旧习要摒弃。
“陛下，这合约万万不可签字答应，准允外国传教士购地建教堂，这是愚化我大清子民，是毁我大清基业根基！开放长江沿岸各码头，将使我大清经济崩溃，百姓陷于贫困啊！”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站出来，老泪纵横，嚎啕大哭，请奏咸丰皇帝。后又恨恨地看着伏在地上发抖的奕诉怒叱：“丧权辱国啊！我大清江山不保矣！”
怡亲王载垣，进一步火上浇油：“呈请陛下，草约中准允外国船只驶入长江沿岸，难道西洋的战船也可以驶入我大清国的腹地？把千万黎明百姓置于西夷的火炮之下？百姓的安危，我大清国的安危没有保障，又怎能永保我大清帝国千秋万载呢？所以微臣觉得这合约不能签。”
“请奏陛下，现下我大清危机四起，内忧外患层出不穷，但内忧远远大于外患。南方的农民叛乱是要推翻我们，是要赶我们回满洲老家的。而外患，那些西夷人只想通商，多要点银子，并不能动摇我大清的根本，我们可以借其之力，先平内乱后，再作打算。西夷人非我族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