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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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阻”的基本程序是,先把游击队的一帮豪杰们请到饭馆里喝酒(当然是由长沙商会买单),在酒桌子上详细讲解中央政府的方针政策。吃饱喝足之后,如果觉悟提高了,就由伞兵派大卡车把各位英雄送出城去;如果继续执迷不悟,对不起,伞兵的美式装备也不是吃素的,守住饭馆门口缴掉枪械,照样押送出城。
游击队没防备国军会来这一套,所以刚开始这“劝阻”的办法还比较有效。可是,这帮人物哪里是这么容易听“劝”的,这一拨刚哄走、那一拨又来了,到最后,干脆嚷嚷着要“武力进城”……
简直是无法无天!政府官员们气得直拍桌子。
游击队想进城,政府高官可以发脾气、伞兵们也可以尽量“劝阻”。可正规国军部队也想进城,大家可就拦不住了。
99军想进长沙,因为他们奉有第九战区薛岳长官的指令;93军也想进长沙,不仅因为他们距离长沙城最近,而且还因为他们都是湘中子弟、在历次保卫长沙的战斗中付出了巨大牺牲(长沙市里现在还有93军的阵亡将士墓)。这两路人马开到城下,伞兵也好、专员也罢,统统没有办法。
小官没办法,大官却有办法。王耀武在蒋总裁面前告了一状,薛岳长官的老脸终究比不上嫡系的学生,只好收兵撤退——于是,王司令长官一声令下:湖南全境由第四方面军负责接收,第18军开进长沙受降!
王牌主力第18军开过来了,没想到,刚开到长沙城边却又出了事。
按18军军长胡琏的意思,首先进城的应该是他最亲信的第11师(陈诚、黄维和胡琏都担任过这个师的师长,这时候的师长是杨伯涛)。可谁知道,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18军118师师长戴朴是个长沙人,眼看到了自家的大门口,心里一激动就忘了天高地厚,居然带着自己的人马抢到了11师的前头,大摇大摆的准备衣锦还乡了。
城里的高魁元参议官见此情形,赶紧给胡琏发电报。胡军长是个陕西人,哪里会在乎戴师长的乡情,立马命令118师停止前进,戴师长不服气,胡军长就立即上报方面军总部、直接撤了戴朴的职——倒霉的戴朴后来只好投奔了湖南老乡廖耀湘,辽沈战役时的青年军207师师长就是这位想抢11师风头的仁兄。
1945年9月7日,“土木系”的灿烂招牌、国军精锐中的精锐、嫡系中的嫡系、号称驰骋疆场无敌手、打了胜仗很正常打了败仗纯属意外的“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在他们的英明领袖,那位得到无数后人景仰崇拜和怀念的、除了运气不好浑身没有毛病的、料事如神英明勇武即使全军覆没也能孤身突围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最后成功守住金门岛的——胡琏胡伯玉陆军少将的带领下,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长沙城。
而就在11师进城的当天,伞兵二队也接到了开拔的命令。
有文章记述:“伞兵部队参加了长沙的受降仪式”,这个说法并不准确。
伞兵二队只是参加了在湖南长沙与日军“洽降”阶段的活动,受降的工作是由18军完成的。
第四方面军王耀武接受日本第20军坂西一良投降的时间是在45年的9月15日,而这时候,蔡智诚和他的伙伴们早已经飞到南京,观看岗村宁次投降去了。
如果留意一下1945年8月的“中国各战区受降单位分配表”,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两个现象:一个是,在这张分配表中没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受降份额;另一个是,国军的受降单位除了“战区”,还有“方面军”,似乎是来自于两个系统。
抗战时的“战区”制度是在1937年的南岳会议上确定的,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结束,虽然各战区的划分有所调整(从最初的五个战区,到最多时的十二个战区加两个游击区),但指挥模式却基本没有发生过变化,始终是由“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通过军政部下达各项指令。
到了44年的下半年,军委会又在军政部的管辖之外另设了一个“陆军总司令部”,由何应钦出任总司令,意图是为“实施战略反攻”做准备。如此一来,管理战区事务的军政部(部长陈诚)就被人们称为“防守指挥部”,而新出炉的这个“陆军总司令部”则被叫做“反攻指挥部”——把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分成互不隶属的两个摊子,这样的主意恐怕也只有蒋委员长才能想得出来。
总的来看,军政部领导着各大战区,兵力多、地盘大。而陆军总司令的人马虽然少一些,但显得更加精锐,武器装备也比较好。“陆总”下辖四个方面军,一方面军卢汉、二方面军张发奎、三方面军汤恩伯、四方面军王耀武,另外还有杜聿明领衔的“昆明防守司令部”(基本部队为“远征军”)——在当时,绝大多数“美械师”都集中在“陆总”的麾下,番号为“陆军突击总队”的国民党伞兵当然也属于“反攻指挥部”的一分子。
抗战胜利后,军政部方面,除第八战区(甘青宁战区)以外的其他战区都参与了对日受降;而“陆总”方面,四个方面军也都分配到了受降区域,两大系统的地位基本相等。因此,在这时候由谁代表中国军队接受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的投降,就成了双方共同关注的焦点。
军政部长陈诚当然希望能够获得“受降总代表”的荣誉,但蒋委员长最终还是决定把这个美差交给了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据说,这其中有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陈诚的性情刚硬、为人比较刻薄,而何应钦做事谨慎、是个好好先生,由何总司令出任受降代表,更能体现蒋总裁“以德报怨”的慈悲胸怀。
其次,何应钦是“士官学校”出身,所谓“一黄埔,二陆大,三士官”,陈诚占了其中的两条,而何应钦却是三样俱全。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何应钦属于既有日本军校背景、又与黄埔系有着深厚渊源的人物,不仅日语流利、并且熟悉日军的编制和管理习惯,比较有利于开展交流工作。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1935年,蒋介石曾经派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谈判,最后签定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在当时,老何不仅在梅津美治郎面前受了一肚子窝囊气,而且还被全国舆论骂得狗血淋头,搞得里外不是人,但老何够义气,打落牙齿和血吞、所有的骂名都自己扛了,没有象张少帅那样把蒋委员长给牵扯进来。所以,老蒋这次再派老何出任“受降代表”,既算是对他的一种补偿,也可以说是给了他一个恢复名誉的机会。
既然是由“陆军总司令”出面受降,当然就不能让第三战区的部队跑龙套,可“陆总”的精锐兵马此时都在大西南后方,怎么送到南京去呢?只有空运。
蔡智诚他们是9月7号接到开赴南京的命令的。当时,18军11师正在举行入城式,姜键队长在办理移交手续的同时,又命令管理人员必须在一天之内把手头的“剩余物资”处理掉,这可把蔡智诚愁坏了。
所谓“剩余物资”其实是日伪仓库里的库存品。别人手头的物品还好办,可蔡智诚管理的那单物资中有五十吨锰矿沙,这原本是日军从湘潭矿区搜刮来、准备运往日本的军工原料,到了现在这个时候,谁也不会愿意花钱买这种没用的东西。蔡上士把自己的难处讲给长官们听,可队长和分队长都不肯罢休:“再难办也要办,赶紧想办法,能卖几个钱算几个,不然留给别人也是浪费……”
想办法,还能有什么办法?只有去找几个冤大头。
这时候,监狱的事务还没有移交完毕,蔡智诚连忙把伪商会(万昌商社)的四个汉奸买办从号子里提出来,对他们说:“只要把这些锰矿沙买过去,就算是有立功表现,可以放你们回家”。
那四个家伙有点儿不放心:“锰矿是军需物资,被别人知道了难免还是要被抓的”
“笨蛋。你们先把矿砂拿过去,回头再交给18军,岂不是又立了一大功?有谁还会再抓你们?”
汉奸买办想了想,觉得这个破财免灾的办法还是比较划算的,于是就拍板成交了。
等蔡智诚从金远询专员那里弄来放人的批条,汉奸家属也已经把款项筹集到手了,整整一万块现大洋。
按当时的长沙市价,一块大洋相当于四百元法币。姜键少校看见一大堆没用的矿沙变成了四百万现钞,顿时乐得合不拢嘴,连连夸奖“老弟聪明!真能办事!”。
1945年9月8日凌晨,伞兵二队从长沙北部的新河机场登机,分乘六架C46、直飞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
早晨八点,飞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这时候,已经有一位陌生的中校军官在跑道旁边等候大家,他就是突击总队的新任参谋处长刘农畯。刘处长是伞兵二队空降湖南以后才调来的,所以连姜键队长也不曾见过他,不过,这位中校处长待人挺和气,伞兵们对他的印象都很不错。
刘农畯是湖南邵东人,有的资料介绍他毕业于中央军校某某期,其实并不准确。当年他就读的是国民党军事交通技术学校——这所学校后来被并入了中央军校,刘农畯也因此拥有了“相当于黄埔”的资格。
在机场旁边的库房里,伞兵一边整理军容,一边听候刘农畯布置任务。
刘处长说:这一次,伞兵部队的使命是担任中国战区受降签字仪式的仪仗护卫。原先计划调集的是两个队,前些天,伞兵三队已经由芷江飞抵南京、四队也从昆明来到这里——这两个队都是第一批通过考核的队伍,集中训练的时间最长、专业技术水平也最高——但“陆总”却觉得他们在组建之后没有打过仗,比起新六军派来的“百战雄师”略有不足,所以又临时要求增加一个具备战绩的队伍。而这时,伞兵一队已确定要参加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在广州的受降仪式,因此,到南京看岗村宁次投降的美差就落到了二队的头上。
刘处长说:“你们有战功、有杀气,由你们出马,一定能镇住日本人!”
伞兵三队的李海平队长也说:“何总司令的飞机等一会就要到了。本来我们三队已经做好了迎接专机的准备,但现在你们来了,露脸的机会就交给你们二队”
一席话说得大家好高兴。
收拾完毕,伞兵二队在刘农畯处长和姜键队长的带领下,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停机坪。
这时候,明故宫机场已经聚集着来自社会各界的上万名群众,他们手持鲜花和锣鼓、挥舞着国旗和欢迎条幅,个个兴高采烈。
停机坪上排列着新六军的仪仗队和军乐队,伞兵二队就和他们站在一起。
新六军是从湖南芷江机场空运南京的。他们这次派来了两个师,第14师(龙师)担任南京市区的守备任务,新22师(虎师)接管镇江和扬州,另外,74军的57师(虎贲师)也临时抽调给新6军指挥,负责常州和无锡的防务。
贴一张老照片,当年的“明故宫机场”就是这个破烂模样。
这是南京市最早的民用机场,有两条跑道,位置在现在的南京航空学院附近,1956年被拆除了。
临近中午的时候,从候机楼里走出一大帮高级官员。走在前面的海军司令陈绍宽穿着白色的上将礼服,看上去特别显眼,在他身后的还有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江苏省主席)、汤恩伯(第三方面军司令、京沪卫戍区司令)、郑洞国(三方面军副司令、京沪卫戍区副司令)、廖耀湘(新6军军长)、牟廷芳(94军军长)……
过了一会,何应钦的专机在九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临南京机场。
飞机并没有立刻降落,而是在南京市上空盘旋了好几圈。机群每低空盘旋一次、地面上的民众就欢呼一阵,真是热闹非凡——何总司令的受降专机很有讲究,前一回他从重庆到芷江洽降,乘坐的是“中正号”,这一回到南京签字,座机又换成了“美龄号”,的确是面面俱到。
一点钟左右,专机终于落地,何应钦走下舷梯,与他同机抵达的有谷正纲(社会部长、接收委员会主任)、贺衷寒(社会部次长,甄审委员会主任)、丁惟汾(社会部次长,抚恤委员会主任)、李惟果(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另外还有伞兵部队的老熟人、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中将等人。
这时候,机场上锣鼓喧天、军乐悠扬、彩旗飞舞、花束摇动,伴随着万千民众的呼喊雀跃,顿时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南京市的女学生向何总司令献上了一束鲜花和两面锦旗,一面旗子上写着“日月重光”、另一面写着“党国干城”,一大帮记者涌上前去拍照,把舷梯口堵得水泄不通。
折腾了好久,何应钦才“突出重围”,在陈绍宽和顾祝同的陪同下检阅了新六军和伞兵仪仗队。
检阅之后,原本以为何总司令将会发表重要讲话什么的,可没想到他在队伍前